上海六天，胜读十年书。封闭的窗口，渐次打开。
首先要寻访的，是鲁迅在上海的旧踪。走过多少街巷，来到市声喧腾的大陆新村故居，却惨遇“闭门羹”。原来鲁迅故居正罹白蚁之患，需要闭门杀虫，我来的不是时候。而管理员也无法理解一个远来客的心情，听不进任何恳求。闷闷地退出，走进附近的鲁迅公园，在花木扶疏但却冷清寂寥的鲁迅墓地与鲁迅的塑像“合影留念”，又转到非常现代化的鲁迅纪念馆，看见了许多被“标本化”了的鲁迅遗物：灰绿色的皮袍，紫色的毛背心，毛笔，砚台，成了文物，就显出一副肃穆冷凝的面目。只能借助想象，去复原被纪念者生前的通透与固执，尖锐与偏颇，坚韧与无奈了。
宁静幽深的复旦学园，留下了一代一代学人深深浅浅的足印，也喧嚣过一声一声歇斯底里的呼号。而现在，坐在贾植芳先生的面前，我听到的却是一句一句坚实硬朗的话语。八十五年的生命路上，三度铁窗，卅年坎坷，成就一部大著《狱里狱外》和一个坚强自由的灵魂。头发白了，耳朵聋了，精神却在弟子们身上延续。
在上海的另一个角落，一所普通的寓所，两面高高的书橱，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茶盒茶罐，陪伴着已经八十一岁的钱谷融先生。在当代学者中，钱先生和另一位钱先生相仿佛，也是学术上“以少胜多”的好典型。无论是《论“文学是人学”》还是《〈雷雨〉人物谈》，无不以其过人的胆识和眼光赢得大家的尊重。高人一言，胜过庸人万卷。得到钱先生赠送的新一期《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刊载了他四十年代撰写的一篇旧作《形式与内容》，似乎可以据此了解他早年对文艺理论的辨析。
在愚园路，推开一扇半掩的门扉，一直走到二层一间南向的大房子，拜访了倾慕已久的施蛰存先生。年年在课堂上讲述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应当说对作者并不感觉陌生，可这位施先生岂止是小说家？他与现代诗渊源深厚，散文创作的热情保持到老年，文学翻译堪称独步，唐诗研究、碑版研究另辟蹊径……其涉猎之广泛，兴趣之丰富，造诣之深厚，现代学人中鲜有比肩者。面对这位九十五岁高龄的文化老人，就像面对一座蕴藉深厚的文化高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有钱锺书，南有施蛰存，让我们永远不会感觉空虚。
在繁华的南京西路，又造访了前辈诗人辛笛先生。辛笛先生也已八十八岁高龄了，但是面色红润，听觉灵敏，思路清晰。尤其令人感到温馨的，是那一脸孩童般淳朴真挚的笑容。我一直喜欢辛笛的诗，觉得他把中国传统文人诗与西方现代诗传统作了很好的融会，产生了《风景》、《手掌》这些优秀的新诗经典作品，它们的好处是：情怀厚重深沉，语句警策鲜活，富有柔韧性和可读性。近年，诗人写诗渐少，但并未封笔，醇厚的情怀经由一篇又一篇短文传达给读者。在新出散文集《嫏嬛偶拾》的同时，又再版了四十年代的书评集《夜读书记》。
从辛笛先生家里出来，大上海正是华灯闪烁的黄昏。
一个纯美的思想和灵魂的花园，这就是我心里的上海。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