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来惭愧，我最早接触辛笛先生的诗竟是在大学毕业、教了四年中学语文之后。回想原因，可能是一九七九年前后的“新文学史”教材中还没有关于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内容供我们阅读，课堂上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我读的是专科，一九八一年六月毕业后，随即被分配到基层中学，与同年十一月出版的《九叶集》也失之交臂。而那时的中学语文教材更是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一九八五年初秋，我奉召返回母校，跟随刘增人老师为新生讲授“现代文学史”并参与编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按照作品编选要求，我负责两卷书中的“下册”，给每篇入选作品配上几百字的“题解”，这才第一次读到《风景》这首写法很别致的诗作。我很惊讶，怎么可以把“铁轨”想象成“中国的肋骨”？又怎么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特别是结尾那个斩钉截铁的否定：“都是病，不是风景！”更是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印象。
那个时候，图书馆里已经有了《辛笛诗稿》，但是《九叶集》却仍然没有找到。后来读到这本书，已经是八十年代末期在山东师大进修的时候了。
其实，我相信类似我这种阅读经验，在当代一定有相当的普遍性。回头来看，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几十年中，何曾有过一部新文学史客观提及或评价过四十年代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即使到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八十年代，限于人们观念的偏差、态度转变的艰难以及图书发行等工作的滞后，文化中心地区以外的普通读者要想及时了解文学界的最新动态，又谈何容易？
即以辛笛先生和他的著作而言，他在一九四八年的《手掌集》、《夜读书记》出版后，在大陆就出现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出版空白期。然后在一九八三年诗人七十岁以后，才陆续有《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等新集问世。迨至更多诗选集和旧诗、散文随笔集印出，诗人已步入暮年。这固然也表明了辛笛先生创作生命力的强盛，但同时不也折射出世事的某种荒谬性？正是这种荒谬性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作家创作力量的极端不平衡性。一些作家未老先衰，另一些作家的创作力则呈马鞍状，开端和结局尚好，中间最宝贵的黄金时段反而是一片空白。当然，能够赢得一个平静、安适、智慧的老年毕竟是幸运的，但仍然无法不为他们被迫丧失的年华而深感惋惜。
二
辛笛先生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大都属于后者。他们共同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写作观念使得他们的创作道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他们也像热爱诗歌一样深爱着祖国和人民，但还是不能避免被疏离、被边缘化的政治命运。因此，在一个排斥个性、拒绝理性而崇尚迷信的时代，辛笛和他的诗友们群体性地消失了。
然而，当历史发展恢复常态之后，作为诗人的辛笛，在他的老年却以不多数量的诗歌作品受到海内外诗界高度的尊重。他和他的早年诗友们的写作经验不但得到青年诗人的垂青，也成为诗学学者们再三研究的对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九叶集》诗人和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显学。究其原因，无非是这些诗人诗作所具有的先锋精神和独一无二的个性魅力倾倒了新生代的诗人和学者们。
这使我想到一句话：众芳之中，以特色之花最为珍贵。
关于辛笛诗歌创作的个性，人们已经做了许多总结和探究，这里不拟多说。我只是觉得，在现有的成果之外，仍然有许多观察角度可供选择，也仍然有许多课题需要深入。
比如辛笛诗歌观念的构成似乎就有进一步探寻的余地。在辛笛现有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的理论作品，但这并不等于说辛笛没有自己的诗歌观点。他甚至计划在老年阶段系统整理这些观点。他在一九八二年接受香港诗人彦火采访时就表达过要撰写“诗论”的想法，而这之后他也确实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应当说，就其诗歌观念的基本点来说，辛笛是现实主义的，但是透过他的文论和谈话，又可以感知他对诗歌本体的充分尊重。他的诗绝不脱离现实，但他的诗又绝对艺术，而且现代。他对现代诗节奏、语言的看法和他对青年诗人艺术探索的理解使他成为现代诗艺的先知。也许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事实上，辛笛和他的同代人的确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先行者。
再如他的书评集《夜读书记》，似乎也是一部评价不够的散文随笔集。阅读辛笛的诗作，可以感知他语言修养的深厚，而读他的随笔，则可以窥测他这语言修养的渊源。有着良好的旧学根柢和扎实的西学积累的辛笛，当他一边介绍、一边剖析那些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甚至是医药学著作时，是多么游刃有余和从容不迫呵！读完了这部书评集，难免感叹自己这代人对西方文化的无知。因为确实，我们自以为时髦的很多东西，辛笛先生早已娓娓地介绍给我们了。而且，辛笛随笔的语言是那么优雅、简洁、老到。可以设想，假若辛笛不改入银行职业而一直身在高校，或许会成为另一个钱锺书吧？
好在对辛笛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从王圣思教授撰写的辛笛传记《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这部新著，我看到许多真实、细腻的记录和分析。这其中就包括对辛笛“诗观”形成过程的探究、对他“文革”时期转而写作“七绝”旧诗苦衷的描述。叫人感觉亲切的是，这部传记以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和平实质朴的散文风格，传达出了作为诗人、学者、丈夫、父亲和爱国者的辛笛先生全部的魅力。
三
我有两本辛笛先生亲笔题签的著作，一本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作者赠送友人的《夜读书记》，另一本是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上海拜访先生时得到的馈赠——《嫏嬛偶拾》。两本都是散文随笔集。
《夜读书记》得自校图书馆处理的旧书，是一九四八年的初版本，扉页有“君湘先生夫人存念”和“作者卅八、一、十八”的题签，版权页也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的字样。正像那个时代所印的大多数图书一样，这本《夜读书记》所用纸张也是相当粗劣，而今已经发黄变脆。但是那朴素端庄的封面和繁体竖排的样式，还是令人十分喜爱。这是一部书评集，全书包括“前言”一篇、正文十篇、“附录一”两篇、“附录二”一篇和“后记”一篇，共十五篇，大约十几万字。辛笛在“后记”中描述了这些文字的来历和自己文字生涯的变迁：“这里的文字就写作时间说，前后有十二年。这不能算是很短的光阴，我个人在气质上变化很大，由青春性的易感走入了中年的朴直，因而我今日的文字也许是摆脱了不少自伤幽独的调子，可是不免于枯涩单调之感。这自然是由于客观的环境和我个人的生活都有划然的变迁在。最初九年，我是先去欧洲读书，临末回来，因为避乱改习了做生意，如是我的思想和情感一直在深深的静默里埋藏。抗战胜利，银梦在死叶上复苏，于是在工作的余闲，我重新拾起了文字生涯。”而正文中有关英美书籍的介绍文章，则来自一九四六年秋《大公报》“出版界”周刊编者潘际穅先生的约稿。
二〇〇〇年春，我趁出差上海之际，先后拜访了几位心仪已久的现代文学前辈作家和学者。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从华东师大钱谷融教授寓所出来，下午赶到愚园路施蛰存先生家中，拜访结束的时候，已是四点多钟。还来得及赶到南京西路拜见辛笛先生吗？当时我颇为犹豫，因为在此之前，我虽曾有一次致信先生，但并未收到回复，故而对这次拜访缺乏信心。但想想机会难得，时间宝贵，我决心冒昧上门。终于，按照曹辛之先生生前提供的地址，我找到南京西路一一七三弄，敲开了辛笛寓所的门。
一间很大的房子，一壁层层叠叠的书籍，一张很大很大的书案，而辛笛先生就坐在高大的书橱和很大很大的书案之间，是一位穿着中式服装、态度非常谦和的老者。他的夫人坐在对面一张沙发上，他的女儿、也是知名的英美文学学者王圣思教授则一面招呼客人，一面陪侍在两位老人身边。
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面，我对诗人辛笛先生有了十分真切的感知。记得那天我向辛笛先生询问过《风景》、《逻辑》等诗作的创作背景，讨论过施蛰存的意象诗《蛏子》，也谈到了诗人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责任意识和独立见解，当我提到一位有影响、和他也有交谊的老诗人时，辛笛先生宽厚地笑着说：“他是个老好人。”
而我也问起了那本流落到山东去的《夜读书记》，设想着它在漂流过程中可能会有的传奇故事。根据老人的回忆，这本书的受赠者原是诗人的邻居，后来举家迁居香港。那么，《夜读书记》就很可能是在时代转换的特定时刻无奈地流落于旧书市的吧？因为书的封底有“上海旧书店，售价：0.50”的紫色书章。
回到泰安后，我又询问了学校原教务处的一位老领导，据他说，这本书连同数百册现代文学原版书，都是学校在六十年代初期因教学需要而由现代文学教师专门到上海、南京选购的。
这本《夜读书记》的故事，圣思老师在随后撰写的《辛笛传》第八章说到“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时还特意提到，令人感念。
是的，“书流落到旧书店是写书人的悲哀，但给买书人买去，重获知音，这又是写书人的幸运”。
那天从辛笛先生家里出来时，南京西路已是华灯初上，人们都在急急忙忙地下班回家。怀里揣着辛笛先生赠送的新著《嫏嬛偶拾》，我感觉一身轻松。
四
诗人呵，谁说你已经离我们而去？谁说我们已不再需要你？
在这个太繁华而又太贫困的世界，诗歌的声音正变得微弱，灵魂的灯也开始模糊不清。
但是有你的诗陪伴着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寂寞。
你是我们中间的先知
是以血来化作你的声音
化作也是我们的声音
在田野上 溪畔林中
随处你都召唤起一些人
一些怀有人民热情的人
你不是孤单的……
二〇〇四年十月二十日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