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箱深处的诱惑
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想到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多数人往往意识不到罢了。也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和父亲之间自然而平淡，缺乏那种令人记忆深刻的“交情”和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我最初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当我仔细回想，想到我当初不同于父亲的职业选择，想到我对图书和文字的敏感，却渐渐意识到我与父亲之间除了自然而平淡的亲情，仍然存在另外一种与我个人成长有关的精神联络。这种精神联络不是通过言谈，而是通过父亲青年时期为数不多的存书。
我最早“发现”父亲的书，大约在我六七岁上学前后。那时父亲在莱芜县城工作，母亲和我们则在汶河南岸的高庄供销社院内一间东向的单位宿舍住，家无长物，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暗黄色的印着一个大大的“茶”字的方木箱子，我好像就是在那个箱子里看到了父亲的存书。一个货箱能有多大？可见父亲的存书也并不多，只是那时我尚不能读书写字，也不知那是些什么书，但母亲给我们反复读过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牛郎织女》就是那些书中某一本里面的。
到我能阅读这些书或对这些书发生兴趣的时候，应该是搬家到县城之后。那时我已读到小学四五年级，热衷于搜罗连环画，难得班主任对读书的热心，倡导大家搞了一个班级书箱，动员大家拿自己的“画书”充实它，再加上一些流行的公共图书，一时班里有了浓浓的“书香气”。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给大家读新出版的小说《闪闪的红星》，那气氛真是极好。可能就是在那以后和刚上初中阶段吧，我会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打开那个放书的茶叶箱子，把书一摞一摞地搬出来翻阅，反反复复有好多回。时政类的文件汇编、小册子、“毛著”不太感兴趣，但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时事手册》这些旧杂志里那些丑化美蒋、“胡风集团”、右派的漫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两本厚厚的《文学》课本，除了当初母亲给我们念过的，《孟姜女》、《王冕》、《凡卡》、《老山界》、《母亲的回忆》、《狼和小羊》这些篇目，我都可以自己阅读了，之所以记住这几篇，也许和作品中配的插图有关吧。我还把这两本《文学》借给班里同学看，结果传来传去，竟把它们传丢了，实在可惜。
文学类的书还有一本《人民文学》旧刊，首篇是郭沫若的剧本《武则天》，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剧本类的作品；后面有篇小说《广陵散》，好像我在后来读过，虽不很理解，但留下了一种悲歌慷慨的印象。另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里面有《七发》什么的，再就是几本苏联小说，一本是竖排本、繁体字的长篇《我们切身的事业》，我不感兴趣，另外几本“反特”小说最吸引我，可是后来也给传丢了。由此也可以证明“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话说得真对。
父亲的存书与他的工作有一定相关性。作为国家基层干部，时政杂志与学习材料当然最多，但也有一些与具体业务有关的书。比如那本苏联小说《我们切身的事业》后来我注意到是苏联时期供销社题材的作品，译自苏联的“反特”也即反间谍小说和一部厚厚的《犯罪心理学》，以及公安工作案情小册子，这些书吻合了父亲由经贸而转入公安的工作经历。而除此之外的那些文学、艺术、历史类的存书当可以对应他青年时代的个人爱好与生活情趣。
限于年龄和理解力，这类书中有些没有引发我的阅读欲望，苏联人写的《乐理基础》和《基本乐理知识》，吴晗写的《中国历史常识》合订本，还有鲁迅的《两地书》和《且介亭杂文二集》，都是这样，但印象还是深的。记得翻开竖排版的《两地书》，其中“广平兄”这样的开头和说话的调子，就总给我一种奇特的、宁静的感觉。
但我不太确定这些书是不是真的对父亲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那几本文学类的和鲁迅的书。因为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很少看到父亲再去翻阅它们，记忆中也没有他把这些书介绍给我们，或对我们提及或与我们讨论这些书的印象。如今想来，这小小的一箱少而显得有些芜杂的书，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我们家族有诗书传家的渊源，也未必说明父亲是一位博览群书者，我只能说在家族历史上，父亲总算改变了纯粹农民的身份，受过他的父辈从未受过的高小教育和干部培训，有了对知识的渴望，且有过对专业、文学、艺术、历史的热情和兴趣。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从他对学习二胡这种传统乐器的执著和喜好唱歌两方面，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早年艺术热情的回应。住院期间，他向我讲述高小时一位老师发现了他的好嗓子，那一刻他忽然兴奋起来，笑着说：要是另有机缘，他可能会走上艺术工作的路子呢！
可是，对我而言，这些少而芜杂的存书却发挥了它们最大的潜能，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最充实甜蜜的内容之一。我之走上读书教书之路，愈来愈倾心于语言文字的乐趣，自然有若干机缘凑巧之遇，但可以肯定，父亲的书箱曾经给我带来的神秘、诱惑与期待，是这若干机缘凑巧中最早的一次。
可惜父亲在世时，我还没想明白这层关联，也就没向他表示过什么。要是他知道被他闲置在家里的少许存书曾经是他儿子人生启蒙的重要环节，或许会更多一些欣慰吧。
二〇一一年十月一日
父亲去世第廿七日，杭州午山
“你姓子吗？”——说说我的笔名
如果此生不与笔墨结缘，我大概不会想到要在本名之外再给自己取一个笔名。
但是把弄点笔墨文字就一定需要一个笔名吗？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很多不用笔名而仍然大名鼎鼎的饱学之士就是证明。那么，动机究竟何在？是盲从流俗？是为了满足一点潜在的虚荣心？还是冥冥之中有一种自我更新或者期待另一个自我的强烈欲望？
不妨把人生旅程的光盘回放一下，或许会理出些头绪。
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太阳刚刚出山，父母便用“昕”和“旭”两个字为我命名，前者作学名，后者作乳名，两个字都和阳光有关。但是上小学时，很多同学不认识这个“昕”字，于是很多时候“张昕”就被念成了“张听”。后来好像我的班主任就建议我改个同音字，这样我才自作主张有了“张欣”这个至今仍在证明个人身份的本名。
这个名字用到二十四岁，我到了一个新单位，问题出来了。送到我手上、写着我名字的信件，打开后却不是我该看的内容；同时另一些被拆封的信件却又辗转递到我手上“物归原主”。原来，这个学校里一共有三个张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些地址不太清晰的信件便成了皮球。这件事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重名带来的麻烦。
有一次，到青岛大学参加一个文学讲座活动，认识了北大严家炎、社科院田本相两位先生。某天到海滨观涛，严先生对我说：你这个名字重名的太多了，北大中文系就有两个（当时广东的女作家张欣正在那里读作家班）。
又有一次在北京拜访老诗人吕剑，走的时候他认为我应该去拜访一下他欣赏的诗人邵燕祥。结果在邵先生家里，他听我通报过姓名后马上说：我们电台也有一个张欣。
还有一回，我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文章，样书寄来后一看，同一个栏目中同时有两个叫张欣的作者。编者只好在其姓名后面分别用括号注明“北京”、“山东”的字样，以示区分。
八十年代中期，我受奔涌澎湃的“新诗潮”波及，日思夜想地学着“造句”，也开始在省内报刊发表诗歌作品，此时就想到了改名一事。最初用过“白丁”，编写教材的时候用过“张欣一”（好像在给自己编号），在《山东文学》、《黄河诗报》上发表诗作则用了“欣慰”，吕剑先生也在来信时帮我出主意，我似乎都不太满意。其实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要跟别人有个区别，而又保留一点自己的标志（比如姓名中的某一个字），同时最好简洁一点，好记。琢磨了一段时间，想到古代那些学子的名字，什么子思呵、子游呵、子路呵，倒也别致好认，还有点“传统文化”味道，结果就取了人家一个“子”，保留了自己一个“张”，成了“子张”。
第一次用这个笔名是在《山东青年报》的中缝里发表一首小诗《枫》，结果令人沮丧的是排成了“于张”，虚荣心大受挫折。毕竟是无名之辈呵！既无名，又无实，再好的笔名又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一个读过《论语》的新朋友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子张”早已有人用过，《论语》里就有一个。可不，正是人家孔老师的学生，子路、子夏们的同学！
看来，在国内，只要用汉语，若想绝对避免重名，真是谈何容易。
那么就我行我素吧。从那时起，除了偶尔用过“英吉沙”（因为喜欢这个地方出产的维吾尔小刀）一名，我就基本上没再用过别的笔名。
自然，作为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本名也罢，笔名也罢，总会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碰撞出一些小故事，最后留在自己的生命里，给自己带来一些有趣的回忆。因为和人交往，除了脸面会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第二个印象往往就来自姓名，这倒可以证明取名的确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且说“子张”。那年春季，在上海愚园路，我找到了当时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跟这位充满情趣的老人家聊了两个下午（现在是再也不可能了）。记得我把自己的一本小书递上去，他扫了一眼封面上的作者名字，抬起头来大声地问我：
“你姓子吗？”
一下子把我问愣了。
是啊，我怎么改了姓了呢！
故事说完了。最后，谢谢宁文兄给我这次讲故事的机缘。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旧时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