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过长沙，我做好了拜访朱健先生的一切准备。心想：即便只在市内停留半天，也要争取到潇园坐十分钟。无奈随团旅行，终究身不由己，一去一往两度过湘江，只凭车窗看了一眼狭长的橘子洲。返程时集体行动，突击参观岳麓书院和马王堆汉墓，还没分清哪是南、哪是北，就赶去机场候机了。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因惊艳于他年轻时代的长诗力作《骆驼和星》而与这位前辈诗人通信联络了。那时我刚刚开始讲“现代文学”不久，对现代散文和现代诗、特别是山东籍作家发生兴趣。李广田、吕剑、朱健都是从山东走出去的诗人，彼此也有许多关联，遂成为我最初为文的论题。记得那时我曾在信中请他回忆《骆驼和星》的写作背景，又代《黄河诗报》桑恒昌主编向他约过诗稿，他都一一满足了我的要求。只是那时我太年轻，做事全凭激情而往往顾不上细致、周全，譬如为了配合“诗报”刊发他的组诗《新城和海》，竟冒昧地把他给我的一封通信交“诗报”提前发表了。在我，感觉是做了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却没考虑是否会令诗人感到被动。
当我后来了解到“胡风派”诗人们所遭受的残酷命运时，才明白随便发表别人的私人信件有时会给写信者带来多大的不幸。在往往以言获罪的年代里，那可绝对不是一般的礼貌问题呵！
九十年代以后，我先是在《读书》领略他的“红学随笔”，后又读到《潇园随笔》一整本的漂亮散文，大感诧异：莫非诗人真的改弦易辙专攻美文了？不错，《潇园随笔》之后，《无霜斋札记》、《碎红偶拾》又先后面世，而《开卷》上也时有朱健妙文，令人想象长沙潇园里的樱花该是多么绚烂。
而且，就在去年早春，我与朱健先生重新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得到他寄赠的新书《往事知多少》，厚厚的近三百页，收入他长长短短六十多篇回忆性的散文随笔。该书作为李辉主编的“人踪书影文丛”之一，倒也十分切合题意。
“人踪书影”，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有所触动、有所追怀的意境。尤其对于如朱健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来说，当更有一种特别的魅惑力。诚如作者“代序”所言：“而今细细思量，积淀心灵最深处的莫过‘遭遇李后主’和‘熟读蒋光慈’。作为各持一端的文化生命符号或隐喻，在我不算太短的人生历程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飞扬蹈厉，怡然自得，怎么也夹缠不清。暮年盘点，心境渐近澄明，还是夹缠不清。故而此生决计不写什么回忆录以及‘口述’之类，以一己之昏昏，贻智者笑。然春花秋月，落红尽是有情物，千里婵娟共管弦。师友教益，伙伴游踪，每有忆及，莫不怦然心动，不能自已，率笔采拾，兴尽乃至。”
只是在我辈旁观者看来，朱健先生所未能忘情的“往事”却并非限于一点点“师友教益、伙伴游踪”，而且似乎也还不能算是已经过去的“往事”。对于一个大的时代而言，它们更多时候倒像是一个一个巨大而又新鲜的伤疤，犹自使任何一个当代人触目惊心、耿耿难忘。我指的当然还是“胡风案件”以及众多当事人的“悲剧”或“喜剧”，“悲剧”者，按朱健的说法就是明知可能“贼于众”仍冒险犯难、奋然前行者。不必说在彤云压顶顶欲摧的情境下还要以“三十万言”与领袖辩论的胡风，也不必说在胡风万人批判会上还要认认真真地为胡风申辩的吕荧，只看熬过了二十五年艰难岁月、尚在四川大竹第三监狱高墙小院的“悲剧主角头牌胡风大师”所写《石头记交响曲》之二十七首“别开生面的诗”，亦可约略揣摩中国式悲剧的含义。朱健由一首“终曲”引发感慨：“一个老人，缧绁之中，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难以言说的磨难，又重病在身；却饮血吞声，于一切熟视无睹，独孜孜矻矻与古人同歌哭，笔记斧削不辍。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斯境斯遇斯人斯事而终有斯文，这是什么精神？怎么回答？一切冷静的条分缕析思辨解说，皆黯然无色，只可勉强以心会之。”
而“喜剧”也者，恐怕也可以在同一事件中找到与“悲剧”对应的成分——这并非修辞手段，而是事实如此。在厚厚的六十多篇美文中，有篇书信体的书评《致朱正》，虽被作者安排到书中不被注意的角落，我还是觉得需要格外注意一下。作为“胡风冤案”之重要角色的舒芜先生及其《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后被钦定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乃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编撰，若干年前即已成为一桩“公案”，当代文化视野中的“舒芜现象”似乎并不鲜见，而又十分复杂，或可引发人们从社会、文化、人格诸层面深入思考。朱健此信，即为有感而发，其意似可视为对“使舒芜先生痛定思痛的历史担荷落到实处”一说的呼应。一部代为编选的舒芜“文选”而非“文集”，当然不必统而收之，不过朱健着眼于该书“序言”之首句“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思想史或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都不能不遇到舒芜这名字”，而提出“既然从史着眼已‘无法回避’，就无可奈何，即令不喜欢，也应选入。不选，这位历史人物只有《论主观》的‘正面形象’而非‘全貌’了”，也不能以为过分。况且，朱正先生之“《我思，谁在？》序言”把“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作为判定周作人与舒芜之不同的主要依据，恐怕也有失之笼统之嫌。因为既然是“善”，又何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而且是如舒芜所言“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的后果呢？我也读了舒芜先生《回归五四》那篇长长的“后序”，也能感受到舒芜老年不无惨痛的“愧”与“悔”，更倾向于首先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层面反思“舒芜现象”。但我同样能够理解朱健、绿原、冀禤、冯异这一代人的感同身受，而对于舒芜先生，同样也不能以今日之惨痛悔悟抹煞昨日之包含喜剧甚至某种投机成分的“起义”。毕竟，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供批判胡风的“命题作文”和“材料”，并非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时间最公正，也许当代史的种种迷雾最终会由时间的手指拨开。想到这一点，即使《致路翎的公开信》不收入任何集子，相信也不会因此蒸发为虚无。对此，朱健先生当可以释怀矣。
令人不无忧心的是，类似的“往事”是否已真的成了往事？人类的耻辱是否真的不会重复？噩梦是否真的早已“随风而逝”？
但愿这样的读后感不至于是“神经过敏”或者“精神抑郁症”的症状。
再说几句轻松点儿的吧。
先生毕竟是诗人，即使自己不写诗了，也还对诗情有独钟。你看那篇《二〇〇一年诗缘纪事》就知道了，一个类似于考古队员的博士生，一个“暮年壮心”的老学者，还有二十几岁的记者小姐，慕名登堂的私淑弟子，年届不惑的业余专家，以及打电话不计资费的思想者，全都为“七月诗派”以及其中一位“诗怪”而“长征”，而“粉丝”，而著书立说，那又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我虽然无由登堂入室，然确已“心向往之”。因为在我印象中，朱健对当代诗坛之老年诗作似有“失色”之论，何以单单对彭燕郊另眼相看呢？《水光云影话燕郊》之外，又有《新年听诗》和这篇“纪事”，难道仅仅是因为“同居一城”或者“浮沉与共、濡沫相益”？朱健有言：“一位诗人把本民族的语言提炼升华为诗的语言，感觉如此精细入微，运使如此舒展自如，令其潜在魅力得以充分展示，如彭燕郊者，终是不多见的。归根到底，语言，诗的语言，才是诗之王国的‘绿卡’，不论你吵吵嚷嚷要走向哪里。”
好一个“归根到底”！原来是这样一个“包袱”，诗的秘密和诗人的秘密都在这里！
写到这里，已欲搁笔，因为彭燕郊这道风景实在不愿错过。突然想：可否请朱健先生代向诗人讨一部签名本的《彭燕郊诗集》呢？
只是，过潇园而不入兮，念余心之怅怅……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旧时钱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