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钱玄同，应该和《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的作者一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新华书店处理一批“文革”版的鲁迅著作，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买到了《呐喊》、《二心集》和《野草》。前两种各一角五分，《野草》却只要五分钱，大概是我生平所买最便宜的一本书。有许多次在课堂上讲鲁迅，我把这本“文革”版的、没有注释而只花五分钱买到的《野草》展示给学子们看，他们都会很惊奇地唏嘘一番。
正是在《呐喊》自序里，在鲁迅营造的那个夏夜郁热而又沉寂的神秘氛围里，代表《新青年》杂志来向住在S会馆中抄古碑的周树人约稿的钱玄同出现了。不过，周树人不叫他钱玄同，而称其为“金心异”。盖钱玄同者，曾被桐城派遗老林纾在文言小说《荆生》中塑造为“浙人金心异”也。
确切地说，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一八八七年出生，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师从于章太炎先生，从一九一三年直到去世，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也兼职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是最为学生佩服的教授之一。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以脑血管破裂逝世，享年五十二岁。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名人物，更是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而作为一位勤奋敬业、风格卓异的教师的风采，除了他自己的弟子以外，似乎并不广为人知。我也是通过周维强先生这部《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版）所引述的若干资料，才略窥一二，却已从内心里喜爱上这位历史人物了。
张中行晚年为《钱玄同文集》撰序，回忆他三十年代初在北大听钱玄同课的印象和学生对教授们的评价：“口才好，立着讲，总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在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授课，重学而轻法（教学法），就我听过课的一些文史界名流说，多数是笔高口低，举顾颉刚先生的例，下笔千言，到课堂上讲就既不清楚又不流利。钱先生不然，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例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练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
尤其特立独行的是：“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的特有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有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对此，张中行颇为赞赏，且讲出一番道理：“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比张中行更早的学生，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旧闻杂忆·北京的图书馆》（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中也有对钱玄同上课的生动回忆：“每次上课，他总先在课堂外等候了，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就立即开讲。讲起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上课从不带一本书一张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使这样一门本来很沉闷的功课，讲得非常生动。”
什么叫“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指的就是不在点名上浪费时间，这跟考试不评分是一个道理。自然，“制度”也还要应付一下，于是乎：“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这种大家风度，显然与北大、北师大的校风有关。校风不大气，教授们处处受限制，最多也就只能以曲求伸，又如何大气起来？固然，没有真才实学，缺少人格魅力，而又吝于劳作，徒然在“不评卷”、“不点名”上做文章称不上“大气”，可是若不从根本处努力而斤斤于细枝末节，则教学过程即便多么“规范”也只能叫做“小气”。“大学”只须在“大”字上多设想，千万不要陷在“小气”的泥坑里掰着手指头算小账。那样的大学永远成不了一流。
学校要大气，教授也要大气，不妨也看看钱玄同。据说钱玄同的特立独行在燕京大学行不通，钱先生把考卷交学校，学校原封不动退回，于是钱玄同仍旧交学校。如此一来，学校只好依照制度制裁，说不判考卷，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不在乎，乃作复，并附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可惜这样的教授风度久不闻矣。若是“不评卷”、“不点名”、不保留档案材料，则上级组织的“评估”如何通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