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以八十九岁高龄驾鹤西征了。纪念网页上有他一句意味深长的留言：“你们慢慢读我的书，我要好好睡一睡，好吗？”
二十多年前，柏杨关于“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传播到了大陆，遂点燃了新一代国人的忧患之血，真可说是群情激动，又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被视为是对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鲁迅等人国民性思考的呼应；另一方面，却又被严重“妖魔化”为数典忘祖、别有用心的逆子贰臣，甚至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间谍”。
那时正兴起一股“文化热”，文化人类学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显学，作家和诗人们也纷纷“寻根”，意欲从文化的角度寻找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不用说，柏杨先生对中国人的严酷批评刚好与这种文化反思形成对接，“酱缸”之说不胫而走。
其实，对传统的关注不过是对现实的另一种形式的干预。从台湾到大陆，之所以产生了严重的文化传统焦虑，乃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开放”已经必然地触动了国民深层忧患的神经，人们觉得现实中的僵化与阴暗需要清理一下了，于是才有了“刨祖坟”之举。
我那时也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亢奋状态，对一切不满意。抱怨祖先缺少科学与民主，抱怨同胞不争气、“窝里斗”，抱怨自己所属的文化传统封闭、僵化、阴暗、过时。
直到今天，我也并不简单地认为那是少年意气，也不认为柏杨先生说错了。因为种种病态现象，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的确都普遍地存在着，即使是国民经济日新月异、十分繁荣的当下，我们不是仍然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看到种种病态的集体无意识表现吗？
只是，在柏杨先生辞世之后，在大家重新关注柏杨及其“丑陋的中国人”之说的时候，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国民性问题？我觉得不能再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平上痛心疾首，而不妨平平静静地思考一下：一、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人所独有还是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心理中？二、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人种问题还是人性问题？还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皆有关联？三、怎样改善、改良、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对这三个问题，我的理解是：
一、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思考，不能仅仅着眼于中国人自身来思考，而应从人类的普遍心理和社会结构入手。因为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具有人类的共性遗传，都先天地有着动物的原始野性。从历史角度看，血腥、残酷、侵犯欲、占有欲、男权中心，始终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历史，岂止远古独有？从共时性角度看，对外的战争与掠夺，对内的自相残杀与专制，普遍地存在于地球的各个角落。由《丑陋的美国人》和《丑陋的日本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同样是一个集群，为了利益，既可以团结一致，也可以勾心斗角。
二、任何一种国民劣根性的形成，既与人性（欲望）有关（深层），也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关（表层）。对资源的占有欲是侵犯的根本动力。资源富足的地区，争斗相对和缓；资源越是匮乏，争夺越是激烈。如果政治制度落后，没有民主与公平，则必然强化这种争夺。人欲是灭不了的，故而“笑里藏刀”、“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类似乎中国人最擅长的做法，皆是人欲与“礼教”、与等级制和集权制相冲突的结果。
三、怎样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一）发展经济，丰富资源，“极大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所谓“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是也。（二）改良制度，公平民主，依法治国。政廉才会人和。（三）同时认识到人欲的两面性，适当约束自己的欲望。因为没有制约，人性深处的黑暗就会出来兴妖作怪。故而从内部要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外部要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约束。
总之，追思柏杨先生的最好方式，不是再一次痛哭流涕地去捧他或者骂他，更不应去羡慕他一生娶过几位太太，而应该反求诸己，想想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二〇〇八年五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