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芸斋书简》
一个长长的暑期，奔波于责任与舒散之途，不但没有完成个人既定的写作任务，就连友人约写的文稿也落了空，想起来不免自责一番，然而也没有补救之法。眼看又要开始新的学年轮回，想到今年的“签名本”专栏还欠缺一二短篇，只好赶紧努力，昨天写完陈思和，今天取出早就想写的《芸斋书简》，且敷衍成文向礼阳先生交差。
这套《芸斋书简》共上下两册，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版，本为编辑者刘宗武寄赠吕剑两套，而由吕剑先生转赠我一套的，故内封上既有“宗武寄赠，二〇〇〇年五月吕剑”的题辞，复有“孙公此著我很喜欢，竟得两部，谨以一部寄赠挚友子张。吕剑二〇〇二年元旦于半分园”的另一个题辞并印章。
写到这里，又想临时插两段话进来，其实都与孙犁有关。一段是吕剑与孙犁，不插这段话，吕剑所谓“孙公此著我很喜欢，竟得两部”一语就不能坐实。原来两人早就结识于一九四八年，此后以工作需要与性情相投而屡有交往，特别是二十世纪六〇年代吕剑一篇《孙犁会见记》最为孙犁认同，不仅推荐给出版社，还在文章和致吕剑信中多次言及，以为“最准确、最全面”，这套书简中即收入孙犁致吕剑函件十五通，而在吕剑的《燕石集》和《诗文别集》中也同样收入他写给孙犁的书信多通，足见两人友谊之厚之久。还有，除了这套书简，吕剑先生还曾送我另一套《孙犁散文》三卷，是我二〇〇二年暑期去北京时剑翁为我准备好的，有“赠子张/吕剑二〇〇二年六月八日上午子张来京把晤”的题辞为证，也可见他对孙犁的推重。
另一段插话是，我在存书中还找到孙犁研究者刘宗武先生二〇〇四年三月签名赠我的著作《孙犁的生活与创作》，书中且夹着一封信，云“接吕老信，他告诉我，你对孙老作品也颇有研究，希望我把拙著也寄一本给你”。又说：“江浙一带，我知上海吴欢章先生写过评论，其他就不知了。能在江浙一带再有一些研究孙犁的学者，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七月，将出《孙犁全集》，这是权威的研究本子，届时请留意，在东南方做些宣传。”刘先生除了本书，另编有关于孙犁作品选集多种，是追踪研究孙犁的天津本地有心的学者，这本《生活与创作》中就有不少对孙犁晚年生活的生动记录。至于说到我对孙犁“颇有研究”，可就愧煞我了，只能理解为剑翁对我的某种期许——也许他真的希望我尝试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吧？
《芸斋书简》共收入孙犁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九五年间的“文学书简”近六百通，书前有孙犁《书信》一文作“代序”，书后有《孙犁书信年表（索引）》和刘宗武的《编后赘语》，对“书简”成书前前后后的背景有详尽的交代。之所以称为“文学书简”，是因为收入该集的“完全是给友人，主要是文学界朋友的信”。
不错，这些书简是孙犁文学生活的副产品，谈得最多的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传记，可以看作他另一形式的文论，对于理解孙犁的文学思想和作为文学家的孙犁自有意义。虽说不少书简包含应酬成分，如他自己所云“与其说是表达意见，不如说是酬答友情”（《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但也确有不少用心之作，似乎下笔就是作为文论写的。
然孙犁之重视书信，实在并不限于其文学意义。在他晚年与高中同学邢海潮非同寻常的通信热情中，可寻见他不少的生命秘密。譬如透露他“近研究鲁迅晚年的书信，想写点东西放着”（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又譬如“最能见人性灵的是书信。古人深明此义，故选本多有书简录存”（一九九二年九月八日），还透露：“弟之书信，原由康濯同志编辑，并加注释。康兄不幸逝世，改由其夫人经手。她心情不佳，不能再催问。另，出版社亦不愿出版这类赔钱的书，何年何月出版，实难预计。”（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
所以，除了文学，因人而异地，书信涉及的话题复有人事、性情、闲情等等，诸如收古玩、养蝈蝈、玩石头、练书法、话读书，不一而足，在致卫建民信中提到商务印书馆靠“林译小说”起家，又说到自己年轻时候“一心只读革命书”和“非‘左翼’不读”的局限，说来也都有趣。而读过孙犁自己的《书信》一文，最勾起我阅读兴趣的还有写给另外两个女性的书信，一个是他二十岁上下在保定读书时认识的女孩子，一个是他近五十岁时别人介绍的一位江西女性，与这两人的通信大概都让孙犁付出了相当的、特别的激情，以至于多年后仍使他难以忘怀。遗憾的是，这最让他萦怀的两次通信都未结出善果，于是连同信中那些难以名状的感情都“随风而逝”了。那么，在“文学书简”而外，这些寄托着孙犁另外一些情愫的书简是不是也同样、甚至更加值得研究呢？对于认识一个更为完整的孙犁形象是否有帮助呢？可不可以暂时放下“作家”，而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打量一下这个叫“孙犁”的普通男人的生命史呢？
当然，我这么别有用心，是不是涉嫌“庸俗化”与“低级趣味”？会不会玷污孙犁老前辈的清名？还望贤者指教。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开学前一天写完，杭州午山
二、《孙犁会见记》及其他
前文说到吕剑与孙犁一九四八年相识，又说到吕剑为《中国文学》撰写的《孙犁会见记》，实则意犹未尽，兹再略作补缀。
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二）》（一九八五）记述一九四八年“秋，到石家庄参加文艺会议”，“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接下来另起一段，只有四个字：“初识吕剑。”
这四个字，在吕剑一九六三年冬撰写的《孙犁会见记》中则较为生动，是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看见孙犁，是在中国解放的前夕——一九四八年的夏天。那时华北不少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来到石家庄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座谈会。孙犁也出席了，他是从冀中地区来的。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给我的印象是淳朴、清爽，有点温文尔雅，那一双笼着水光的眼睛，始终凝神地沉静地倾听别人的讲话。他的眼里隐藏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微笑。那时他已经是一位知名的作家。”
除了会议召开的时间两人表述不同（一为“秋”，一为“夏天”），关于孙犁在会议中的表现两人的记述则可以相互印证，一个是“默默”，一个是“始终凝神地沉静地倾听别人的讲话”。而且，吕剑之“淳朴、清爽，有点温文尔雅，那一双笼着水光的眼睛”的印象，为读者留下了一幅传神的青年孙犁生动写照。
这篇“会见记”从二人初识写起，重点记述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吕剑到天津作客时对孙犁的专访，只是作为相熟的友人，又都是当时文坛重要的诗人、作家，这个“专访”并不像职业记者所为，而更像两个相契友人之间的“闲话”，提问者用的多是“问候”、“聊起了往事”、“谈话”这样的口吻，对孙犁的回答，吕剑用的也是“惋惜地说”、“回顾”、“孙犁说”这样轻松的字眼，一点也没有“专业采访”公事公办的色彩，而从孙犁生平到具体作品，又均作出了对话式的介绍和阐释。更重要的是，吕剑一方面熟悉孙犁的作品，一方面却并不代替孙犁发言，也不肆意发挥，而是适当地做些生发，主要是如实地记录孙犁自己的表述，这是一种十分尊重采访对象的采访，而不是喧宾夺主。比如关于孙犁小说的“短”、“单纯”与“明净”，在孙犁以“战争年月”的客观原因给出解释后，吕剑插入了个人的观点：“但我并不满足于这种解释。构成艺术上的单纯，决不能只归因于外部条件，虽然适应一定的环境和要求是极为需要的。我觉得这还与一个作家如何看待生活、如何构思有关。”于是自然而然带出了孙犁进一步的自我分析。
这篇《会见记》先后刊载于一九六四年初《中国文学》的法文版和英文版，一九七九年辽宁师院将此文打印五十份分赠各文科院校，孙犁本人则将它作为附录收入小说集《村歌》重印本（一九七九），又屡次推荐给来访者参考。在一九八四年撰写的《谈“印象记”》一文中，孙犁又将吕剑此文作为“印象记”的范文给予好评：“六十年代，吕剑同志写过一篇同我的会见记，这篇文章，我曾推荐给出版社，作为我的一本小说集的附录。外文出版社曾几次刊用它。我对这篇文章，印象很好，它并没有吹嘘我，也没有发表作者本人的什么高见。它只是如实地记下了我们的那一次简单的会见，和我当时对他说的一些话。我当时谈的只是我的创作见解和创作情况。吕剑同志也没有代替我多去发挥。因此，这篇文章，是一篇真实的记录，对需要它的人，有比较大的参考用途。”
吕剑对孙犁以及孙犁作品的评析，其实并不限于此文，在他写给孙犁的不少书信中多有涉及，兹不赘述。但我愿意在此披露一封吕剑先生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来信，略见吕、孙二人的交往与友谊：
大札主要谈了一番孙犁。孙公为人朴素、谦和，而又不弃主见。我也十分欣赏他的诗文著作，我最早是在香港读到他的《荷花淀》的，以后几乎读了他的全部小说和散文，而他到了晚年写的散文，厚重深沉，独具卓识，其水平超过了他的前期，臻于最高的境界。可惜我已没有像写《孙犁会见记》（为《中国文学》写的）时的精力，来写一篇像样的“读书心得”了。这是一件极为抱歉的事。忆儿媳钟晶晶初到广播电视出版社当编辑初期（现已离职专事创作），奉命编一套散文丛书，点名就有孙犁，她带着我和孙公的老关系去拜访他（长子吕微陪她去的），进行组稿。孙公本来是不想再出书了的，但看在我的面子上，还是答应了，结果出了一套《孙犁散文》。相信这是一部编集得比较完整的散文著作。遗憾的是，出版之后，我竟没有得到一部，可能是晶晶当时疏忽了。现在再要寻找，已不容易，奈何！……
孙公已届九十高龄，这两年一直住在医院里，有人去看望他，闭口无语，什么话也不说，甚为痛苦。我也只能托人代为致慰。他晚年过得十分寂寞、悲凉，战斗了一生，而一代宗师，最后命运竟至如此！我一想到这里，常常悲怆难已。
当时我收到吕剑先生转赠给我的《芸斋书简》后曾致信剑翁，谈了我对孙犁书信集的粗浅认识，这样才引来剑翁这封信。至于剑翁在信中所说的那套已不容易寻找的《孙犁散文》，半年之后，我去北京剑翁府上拜望时，剑翁竟然说已经有了，并且当场题字赠送我一套。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日 写于杭州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