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先生是我喜爱的当代诗人。虽然在他生前从未有机会拜见或与之倾谈，但通过他的诗，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作为诗人的坦荡和挚诚。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曾经与老诗人有过三次书信往来，且得到了诗人赠送的《曾卓抒情诗选》，这使我能够在先生去世后保有他的手泽，对他的怀念也因此变得清晰生动起来。
确切地说，我是由另一位“七月”诗人牛汉先生的“介绍”而萌发给诗人写信的冲动的。牛汉在《一个钟情的人》里，以患难与共的老朋友的身份给予曾卓深刻的理解。他特别提到了《悬崖边的树》这首写在非常岁月的诗：“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牛汉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曾卓抒情诗选》的“代序”。
我也是特别喜爱《悬崖边的树》，而且又特别想知道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于是在读了牛汉先生的《学诗手记》（其中收入了《一个钟情的人》）之后，我就写信向曾卓提问：“我注意到这首诗写于一九七〇年，设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呵！贫穷疯长着，野蛮疯长着，不意在贫穷与野蛮的夹缝里，却长出了真正的诗！我很想知道在那样的境遇里您是怎样对待命运的残酷的，也很想知道您又是如何构思这首诗的，您是否可以谈谈这方面的往事？”
信是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发出的，曾卓先生的回信则写于三月三十日。这封信全文如下：
张欣同志：
我最近很少去单位，所以收到信较迟，而这一向身体又不太好，以致拖到现在才复信。
你对我那首小诗《悬崖边的树》的剖析是中肯的。当时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有一天到邻村去时看到了一棵生长在悬崖边的树，它像一团火一样点燃了我的心，引起了关于自己的联想，回来后我就动手写出自己的感受，原来写得较长，后来压缩到只剩十二行了。——现另纸抄写一份相赠，算是一个纪念。
我的几本小书现都无法买到，我手头也无多余的。下月，最迟五月，旁人选的我的一本抒情诗将出版，届时当奉上求教。祝
时安！
曾卓三、三十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悬崖边的树》的手抄件。进入五月份，果然收到了曾卓先生题签相赠的《曾卓抒情诗选》，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本作品选集。
过了一年，我在济南山东师大进修时，收到单位转来的曾卓先生另一封回信，内容是关于“友情诗”的。全文如下：
张欣同志：
信收到，我到西德去访问了一个多月，前不久才回来，故复信迟了。
赠友的诗，我写过几首。《别前》是写得较早的，系赠《诗垦地社》的几位朋友。前几年写的《我还记得……》是赠荻帆的，《听歌》是赠绿原的，《青春小鸟》是赠冀禤、绿原的，请你选定。——去年在广州的寒星同志也来信说要编新诗的赠答诗选，后来信说出版有困难，已作罢了。
积压了一批信待复，草草写这几行，即问新春好！
曾卓 二、十三
可惜的是，我所编选的这本《友情诗》，后来也因为找不到出版者而“蛰居”箱底，辜负了老诗人一片盛意。
此后十年，是我人生路上的“跋涉”期。迨至十年之后，年近不惑，心事初定，积文渐多，而收入看涨——人生况味，如此如此。把十年中讨论现代诗的拙文（现在看来确实是“拙文”）略作挑拣，编为一集，在朋友的帮助下居然印出来了。
还是春天，我把拙集一一寄出，算是对亲情友情的勉强回报。这其中就有一册呈给曾卓先生。
诗人还是回信了，还是同样的称呼，还是那么遒劲的笔画：
张欣同志：
大著《冷雨与热风》收到，谢谢！当即翻看了，感到这是一本用功颇勤，而且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我当认真细读，当可从中得益。匆匆，即祝
好！
曾卓 二〇〇〇、三、五
写信这天，正好是诗人七十八岁生日。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曾卓先生就以八十岁高龄在武汉谢世。据说，去世前，他躺在病床上用最后的力气写给亲友八个几乎不成形的大字：“我爱你们，谢谢你们。”
曾卓先生，我最终没能见到你一面，但是我拥有你三封回信，一张诗笺，一本赠书，这些已足够让我感知你、理解你、怀想你。
曾卓和有关曾卓的书，手头还有三本，一本《悬崖边的树》，一九八九年四月在北京前门中国书店以特价购得，一本《崖边听笛人》，二〇〇二年四月武汉徐鲁先生寄赠，另一本《听那美丽的笛声》，则为来杭州后搜购。
二〇〇四年九月四日 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