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二〇〇四年年末编印了一本别致的顾城诗集，书名一正一副，正题是“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副题是“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但是看了书，却又感觉无论正题还是副题，都有点问题。
且从“目录”说起。全书共有三个目录，其一“总目录”包括全书的三部分内容：一篇“编者序”《顾城的〈古意〉〈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及十二册诗手稿》，接下来分别是《古意》和《走了一万一千里路》的简目。其二是“《古意》两百首目录”，目录后有“编者”注一条曰：“除标*的诗目外，此次出版所有诗均为首度面世。”如果“此次出版所有诗”指的是《古意》两百首，则查目录，有十九首是标了*号的。就是说《古意》两百首中有一百八十一首属于“首度面世”，这与书的副题虽然略有参差，也还说得过去。其三是“《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一百零四首目录”，后面也有“编者”一注：“标注*的诗目为《顾城诗全编》遗漏的诗作，有的亦为首度面世。”查目录，带*号的是十八首。一百零四首之外，还附录了不在其手稿册但已发表过的另外十二首寓言诗。但第二个编者注未免令人糊涂：说“标*的诗目为《顾城诗全编》遗漏的诗作”，那么没有标*的是否已收入《顾城诗全编》呢？如果这样，那书名《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出入可就大了。另外，《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中标注*的十八首既已为《顾城诗全编》所遗漏而又未另外发表，则此次出版就是“首度面世”，何以“有的亦为首度面世”呢？
又，明明是《古意》和《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两部手稿，而又差异颇大，前者为旧体诗，多数未发表，后者为寓言诗，少数为“首度面世”，为什么却只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做书名正题？
可是在书的内封之后，“总目录”之前，却又出现了一个类似封面的插页，按不同字体、字号排了四行字：一、顾城首度面世的诗手稿；二、顾城的旧体诗和寓言诗；三、古意；四、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似乎第二行“顾城的旧体诗和寓言诗”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书名，因为第二行“顾城的旧体诗和寓言诗”字号最大，且是黑体，表明应为主题性的书名。那么，又何以不直接拿来做书名而故意绕来绕去呢？
不知道编辑是怎么想的。
二
不过，这的确是顾城辞世后所出版的一本别致的诗集，让读者看到了顾城诗歌的另一面。
这“另一面”即是顾城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九三年间写出并留下来的两百首旧体诗。据顾乡说，顾城写诗始于一九六六年九岁前后，那时他在读小学三年级。顾城自己也有回忆：“我是上小学时开始学写这类诗的，随写随丢，待长大后才渐渐认真起来，前几年甚至还整理了一番，自命《白云梦》。”（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南昌晚报》）《白云梦》是顾城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写的一组七律诗的名字，随后开始整理旧体诗作品时拿来作集名，一九九二年又改以另一首诗题《古意》作集名。
在顾城生前，一般情况下他自己很少谈及这些旧体诗，读者也无从获知他写作旧体诗的情形。我拿出北大“五四文学社”一九八五年编印的那本《青年诗人谈诗》，所能找到的顾城最早的“诗作”也还是新诗，是上学前由他“口授”，由姐姐“执笔”的“明信片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着爸爸回来了。”而关于旧体诗，他那时提到的是随父搬迁到蓬莱海边“奉命”写出的“当时最通行的七言”：“宽肩挑尽千潭水，阔步跃上万重山……”还有一次，在回答王伟明的提问时，他曾提及对“古诗”的喜欢以及“学习古诗”“悟其神”与“摹其形”的“两种方法”。
联系这些零零碎碎的回忆，倒有助于理解顾城当时热衷于旧体诗写作的缘由。首先当然是作为有诗歌天赋的顾城同时有条件较多地阅读、领悟古典诗歌，自然而然受到浸染；其次从大背景说，正如顾城所言，包括七言律诗在内的旧体诗“当时最为通行”。何以“最为通行”？因为有《毛主席诗词》之巨大影响在也！通行到什么程度？只要翻翻“文革”后期的《天安门诗抄》就知道了。
如此说来，旧体诗虽然旧，反而是“文革”时期最时髦的“新文体”，是最典型的“旧瓶装新酒”，这新酒通常就是当时的时代最强音。顾城的“宽肩挑尽千潭水，阔步跃上万重山”约略体现出“农业学大寨”时代的壮志豪情。这自然只是时代的回音，谈不上个性。
但若以为顾城的旧体诗全是这样的腔调，那也不对。两百首旧体诗并非写于一朝一夕，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诗思诗风均有变化。一九七三年顾城十七岁，随父亲由蓬莱转济南，开始学习“马列”并“鼓励自己以积极的姿态面对社会、面对人生，并且相信自己肩负使命，必须对人类有所贡献”（顾乡为顾城《自赠》诗所作注释，见该书第五十四页）。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顾城的旧体诗一方面写作量大，另一方面社会性强，诗艺也颇成熟，这一阶段应是顾城旧体诗写作的成熟阶段。而一九七三年以前则应为学步时期，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旧体诗写作量大减，但诗味却深厚起来，颇有禅意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说顾城中间一段的旧体诗社会性强，是言其年岁稍长，社会意识萌发带来的抒情内容的变化。其实这社会性因作者思想、观念的发展而前后又有不同。开始是融入时代主流文化的热血激情，譬如十八岁那年写的《自赠》：
狂飙过横世，两极风雷惊。
千江溢大海，万峰破长空。
满怀革命志，一腔战斗情。
扬笔书时代，我为人类生！
此后写的《双恨》、《未寄》、《秋望》和一九七六年为悼念周恩来写的《悲风》、《叹清明》等也应属于这类作品。但同样写于一九七六年前后的另外一些诗，尽管仍然有时代的共同性因素，却也不无独立的思考，表明顾城思想的升华。像《秋林》、《颂一天人十口四心》、《长安侯》、《戏答》、《震旦歌》、《官感》诸作，因为留下了时代另一面的真实而足具传世的可能。《长安侯》刻画老辣，颇得老杜和乐天之神：“侯爵云中走，岂非无缘由。无德共缺才，老算加深谋。风来信风倒，潮至随潮流。大官必叩首，小民应杀头。一幕盗花戏，心计全泄漏。”《震旦歌》写唐山地震灾难，给人沉郁顿挫之感，信手录存于下，以见诗人心路：
国人悲愁寄荒古，今时长奏太平歌。焉知人平地不平，夜半忽而起洪波。巨厦三荡沉海底，尘飞火扬满天河。生者谁不疑噩梦，可哀身痛心如蜇。万千欢欣皆尘土，赤足听任玻璃割。一城断壁百万鬼，地开半边天难合。举世惊惧欲相救，天朝岂能受外货。束腹自然长吐气，血染两颊好颜色。满野冤魂何须渡，中华本来愁人多。山颓千里雁难住，白日黄月空穿梭。日沉月落京畿明，遥听鼓瑟迎宾国。关帝剐骨名四海，百姓何吝血肉播。古时贾者黄金马，今日假者红旗车。春至秋往颂旗手，潮来汐去呼功德。幸而死者不知悲，生人犹自得欢乐。
风吹海角阴云起，白骨天涯谁人说。
其中“古时贾者黄金马，今日假者红旗车”两句后被作者圈掉，但表现对“四人帮”时期国政之忧虑情怀，沉沉溢于言表。若非文本犹在，难以想象它是出自顾城笔下。不过，这类诗的存在，倒的确能够呼应诗人那首有名的《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寻找”，这《震旦歌》应该就是一首关于“寻找”的心曲。
通常人们谈到顾城，往往在其名前冠之以“童话诗人”的称谓，在指认其纯粹、透明之外，似乎多多少少含有某种幼稚、浮浅、任性、偏执之意。这实在有点冤枉，既对顾城认识不够，也表现了对“童话”的偏见。在深通世故的人看来，安徒生也罢，海子也罢，顾城也罢，大概都仅仅意味着不成熟吧？
不妨把这些社会性的作品视为顾城“金刚怒目”的一面。
也有对自我、对生命本身的审视和期待。有一首一九七五年写的“长短句”《小院陋》就意象卓异、个性鲜明：
小院陋，砖皆松，木皆朽；窗蛹尺蠖，苔附蜗牛，碎纸煤烟透。小院陋，却有香椿秀，拔地十三尺，亭亭过墙头；南街车马，北府高楼，都不瞅；独拜蓝天云，欲乘清风觅自由。
顾城少年时，曾自号“顾不上”，颇具风采。他有《怀古诗哲十章》，为自己喜爱的屈原、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白居易、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各写一首五绝表达敬意，后来又加上庄周、陶潜，遂成《十二章》。而且还为自己写了一首《顾不上》借以言志：“马骏非鞍镫，无缰自千里。但若恋升粟，槽头死老骥。”由此也可看出顾城当时的气概。
也有些旧体诗可与其语体诗相得益彰。譬如那首表达迷惘和错位感的语体诗《小巷》，在其旧体诗里也有一首同题的骚体诗：“小巷深兮何以去？我入巷兮何为期？棘掩门兮草蓠蓠，秋已往兮春未及。”表达的是大致相同的主题。
八十年代以后，顾城的旧体诗写作渐少，而一九八七年出国后陆续写下的二十余首在风格上却大异于此前诸作。诗体变得古朴起来，几乎全是四言或五言诗，诗语诗境也老去如偈了。除了一些孤云怀乡的人间情怀之外，大多却是类似存在主义的哲思，不知道对于顾城而言，这种人生之悟意味着什么。
言外
寻尘无尘 寻人无人
若道不寻 世上无坟
生者不测 死者不为
观天以云 小虫相厮
天上有云 地上有人
有人无钱 忙个不停
青山
青山有明月 寺久不闻钟
闲来取云径 惟听雨在松
“生也平常”
生也平常 死也平常
落在水里 长在树上
“空山不为空”
空山不为空 空心才是宗
若得空为意 方觉好人生
“鸟与声俱去”
鸟与声俱去 长林空寂寂
天光荫草木（墓）为人知此意
三
顾城的“寓言诗”或者也可以叫做“故事诗”，可能因为采用了伊索式的叙事结构和克雷诺夫寓言诗的诗体形式而称之为“寓言诗”。但作者写到后来，渐渐脱离了刻板的寓言诗结构，即不再沿用先讲故事后表达哲理的方式，而往往把原先写成的结尾部分删掉，或干脆寓理于事，不再泾渭分明地分开。这当然是技巧上的提高。不过与其旧体诗写作相对应的是，这些“寓言诗”无论就数量还是就思想内涵，也有前后期的种种变化。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作者只留下不多几首，其中一首颇有政治寓言意味的《副上帝的提案》显示了青年顾城对社会的关心。一九七七年到八十年代初期则数量极多，分析其写作动力，一是容易发表（特别在顾城未出名之前），二是的确有感而发（特别是结婚后在上海居住的半年）。因为“容易发表”，作者难免要考虑“指导思想正确”以及如何“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的方向”，故讽刺对象偏重于当时比较流行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是由于作者不习惯那种非常实际的市民生活指南，所以《最后的鹰》、《毛虫和蛾子》、《火鸡的“理想”》、《车轮的学问》、《大熊》诸篇既有对世俗的强烈讥讽，也有一种“雄鹰掉进饲养场”里的无奈。
由作者为这部诗稿写的两则题记就可以感觉出其思想、心境的变化。一则写于一九七八年，是四行小诗：“思想，就是思想，为什么要在故事中躲藏？好像孩子在饼干上面，涂满新鲜的果酱。”另一则写于一九九二年在德国时，是一段散文：“讽刺多有点荒诞，于一时一事，及至真荒诞，便成大讽刺，已不是对某些不合存在的事，而是对存在本身了。”
这“对存在本身”的寓言诗并不多，十五首而已。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三年二月，属于作者出国后辞世前之作。如若熟悉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或者萨特的《恶心》或者钱锺书的《围城》，我想要读通这几首有关“荒诞”、“大讽刺”和“存在本身”的寓言诗也并不困难。兹举三首：
实话
陶瓶说，我价值一千把铁锤
铁锤说，我打碎了一百个陶瓶
匠人说，我做了一千把铁锤
伟人说，我杀了一百个匠人
铁锤说，我还打死了一个伟人
陶瓶说，我现在就装着那个伟人的骨灰
土拨鼠
土拨鼠在挖土
有人问
土里有什么
土拨鼠说：土里有土
预报
“还有十分钟，火山爆发！”
“是吗？那么我还来得及种一点芝麻。”
这就是当时诗人顾城观念中的“存在”与“荒诞”。
然这究竟是一种洞彻还是一种沦陷，仍是一个需要追究的问题。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
杭州三十八摄氏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