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段时间，我对“文革”时期诗歌创作的状况甚感兴趣。因为从已经发表出来的一些作品知道，在“反右”之后“文革”之中这段“斯文扫地”的非常年代，诗歌其实并没有真正消亡，它只是为时事所迫转入潜伏状态而已。这个发现使我异常兴奋，打算将这些秘密写作的诗章编成一部特殊的诗集，或者可以因此改写被称为“凋零期”的“文革”时期的文学史。我已经先后看到了年轻的苏阿芒、食指、顾城、北岛、舒婷和陈明远的诗作，也慢慢收集到了中老年诗人曾卓、穆旦、牛汉、唐湜、绿原、流沙河的部分作品。
面对这些不同寻常的诗作，我坚定地认为：这些作品尽管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但它们既已产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史，也就应当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文学作品是作家对民族和人类灵魂的记录与解释，“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正是此时国史与心灵史的真实写照，不能以是否发表为判断其历史价值或美学价值的尺度。
当诗人拒绝以某种僵硬的意识形态改造自己，而执著于对时代、对社会、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从事创作的时候，他的作品是只能刻写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就如牛汉一九七四年在“干校”时感受到的：“有时候/在深夜/平静的黑暗中/我用手指/使劲地在胸膛上/写着，划着/一些不留痕迹的/思念和愿望/不成句/不成行/象形的字/一笔勾成的图像/一个，一个/沉重的，火辣辣的/久久地在胸肌上燃烧/我觉得，它们/透过坚硬的弧形的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是无法投寄的信/是结绳记事年代的日记/是古洞穴岩壁上的图腾/是一粒粒发胀的诗的种子。”
牛汉的“干校诗”使人意识到，在严酷的、蒙昧的年代，在野蛮而血腥的生活里，真正的诗人总是不能停止歌唱，他的思想者的灵魂不能停止自由的飞翔。经过时间的淘洗，他那些作品以其诗人洞彻的眼透视出生活的真实与秘密，最终将浮出水面，为历史所传诵。他的诗还令人联想起流放者屈原的诗。
和牛汉一样，蔡其矫也拥有一个不羁的诗魂。而与牛汉不同的是，他更喜欢以一种柔媚的语言表达坚凝的意志。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就通过一首《无题》坦言：“我活着不是为别人凑数字，填雄心/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我不愿被谩骂，受怨屈/剥夺生活的欢快我不干/我不愿在自己的脑袋里/有另一个人在替我出主意/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东西/可以随便拿来，随便处理/就是无形的脚镣手铐我也痛恨/我不能忍受样样事情都遭禁止/不准愁，不准说苦/不准唱自己嗓音的歌/要知道，心是不能搜索的/我要思想，我要理解/我要爱，我要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劳动和漫游中创作了几十首充满忧患的诗作。他倾心赞美黑暗中的“灯塔”：“仿佛是作为自由的报信者/闯进这萧索的时代/为了播送欢乐/忍受暴风骤雨的袭击/挺身和苦难斗争/生活是由愤怒和对人的热情构成。”
在动荡的年代，他写起了新的《诗品》。他力图表现现实的窘迫和心灵的坚强。因此，一方面是“发狂的北风卷起了河水/林中树木都为之摧折/人在如死般的痛苦中/只是徒劳地呼唤求助”，另一方面则是“站在心灵纯洁的高处/彻底脱离人为的限制/如先祖那样远离现在/为伟大神秘不辞孤独”。
珍惜自由的诗人永远年轻。他只关注灵魂本身，而几乎从不注意自由之旅会使他付出什么代价或得到什么荣誉。直到今天，牛汉、蔡其矫还在自由地跋涉与探索着，他们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者，而他们自己却对此熟视无睹。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九日
二
在图书馆的旧书库里，我发现了牛汉在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这是诗人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五月间创作的十六首“抗美援朝”题材的自由诗的结集，由北京天下出版社竖排印刷出版，当时印了五千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书后纪初阳撰写的《付排小记》获知，这本诗集是纪初阳为作者“集拢成册”的，他引用牛汉的来信谈到这些诗作产生的历史和心理背景：牛汉将这些作品视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的“一些附产品”，是一种“政治行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还只有二十八岁的诗人牛汉的政治热情。
诗集作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牛汉当时被分配到沈阳东北空军政治部文艺科编《空军卫士报》文艺副刊）的情感写照，充满了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热情歌颂，应当属于特定时代具有特定历史内容的政治抒情诗。其基本特点自然是“无我”，“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事业，我们的一言一动，它都不能不是同我们的党、祖国、人民血肉相关的”。
但是在历经了苦难和忧患的年代进入老年之后，牛汉回首往事，发出的已是严酷的苛责和审问。他在《致吕剑的信》中说：“我们当年的那种内心的经历：单纯的歌唱或欢呼，是不能用愚昧式的浅薄全部否定的，那些历史的真实，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理解也不谅解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地真实又严酷，不应当回避。”在同时编选的《牛汉诗选》中，他没有保留一首五十年代的诗作，使这部重要的“诗选”成为一部令人深思的“头尾集”。诗人自问：“我这个‘理想主义’是不是仍属于‘幼稚’和‘单纯’的行为，抑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我要说的是：这既不属于投机者根据风向的变化而涂改自己的投机行为，也并非不敢正视历史血泪心存虚弱的怯懦表现，而是诗人通过对历史和自我的沉思做出的痛苦却又必然的超越性选择。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他面对的应当永远是自己的良知，为此他既不怕暴露，也敢于否定。当韩国友人要编写牛汉“诗全编”而坚持把这部分“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收入时，牛汉还是答应了。他觉得：“这样就把我这个人和诗，历史地如实地赤裸裸地显现在人间，从我的欢乐、悲伤，以及许多于今见不得‘真理’的东西，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部交给历史去剖解。”
无独有偶，蔡其矫在为“诗世界丛书”编选《蔡其矫诗选》时也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迷途”作出冷静的反思。应该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蔡其矫是少有的勇于抱持自己的诗学观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他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即使如此，蔡其矫仍然毫不宽容自己哪怕是点滴的妥协。比如已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川江号子》，在收入《选集》时被诗人删去了结尾部分的六行：“……歌声远去了/我从沉痛中苏醒/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用深沉的歌声/回答你的呼吁。”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写诗要表现“时代精神”，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川江号子》有意无意地添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其实是削弱了诗的表现力。多年以后，蔡其矫回顾自己的写诗历程，对这种因天真和幼稚而产生的“颂歌”表示忏悔：“进入建设的初级阶段，一味天真，以为光明前途在望，无须艰苦斗争，还是配合实际唱颂歌。”“而社会多变，经历这土地的风云，有些诗歌会随时光的流逝而灭迹。时间的淘汰和沉积是无情的；艺术的仲裁是无情的。”（《蔡其矫二十首·小序》）将《川江号子》的“光明尾巴”毫不迟疑地删去，应视为诗人对自我的一次深刻反省。
也就在创作了《川江号子》之后不久，蔡其矫的政治厄运开始，他回到家乡福建，身不由己地陷入当时迷狂性的民歌运动之中。他出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探索热情，既搜集、编辑福建民歌，自己也试写民歌体。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次探索徒劳无益，忍饥挨饿写出来的大量民歌全是“废品”，他果断地从“迷途”中拔出脚来，继续写适于自己的自由诗。新版《蔡其矫诗选》选入了几首“民歌体”，倒也能够使人想见诗人当年的“热衷”和今天的坦然，更深切地理解诗人“只有经过苦难之后，只有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一番觉悟。
还是鲁迅那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二〇〇二年四月五日
三
牛汉和蔡其矫在进入老年之后，联系自己的创作个性，对自己的血统和文化之根产生了新的认知。
蔡其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生长在东南海滨的侨乡，童年和青年时代闯荡印尼、新加坡、缅甸的南洋生活赐予他一个健康的文化之胃。在对中华文化非同一般的热爱中，蔡其矫始终对异域文化敞开自己的胸怀，既不数典忘祖，也不固步自封。有时我觉得蔡其矫就像他倾心瞩目的故乡的“榕树”：
它的青铜一样四处伸展的纠缠的根，
即使最坚固的岩石也要被分裂，
但是慈祥的长须在空中飘荡，
却爱抚般地拂弄着光明的大气；
它的枝桠豪爽地让许多生命栖息，
低处有寄生的弱草，高处有安巢的雄鹰，
它巍立在路边向下伸出四围的手臂，
好像要把地上万物都一起向高空举起。
有着这样的一种性格，蔡其矫就和整个世界建立起了不间断的相互依存、彼此呼应的内在关联。在漫长而残酷的禁闭和流放岁月，蔡其矫也曾经感到孤独、寂寞，但却从未向邪恶势力低头认罪。他亲近自然，赞美女性，真诚地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交朋友，从他喜欢的先贤那里吸取生命的动力。他成为他的故乡几百年前“最先行的灵魂解放者”李贽的知音：“一生追求做个真正的人/决不踏前人的足迹/从盘石中挣扎出来/为完美的人性作斗争/到处散播反抗种子。”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几天，已经八十二岁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血统中的异族成分，感慨地说：“也许是阿拉伯人的血统和蔚蓝色的海风海浪，雕塑了我独特的性格。”“很多人不知道，我的祖母就是波斯人后代。……这种异域色彩造就了我的文化氛围和气质，海洋的蓝色文化成为我生命的基色。”
如果说孕育蔡其矫诗歌的是蔚蓝色的海洋文化，那么对牛汉而言，粗犷、辽阔、碧绿又苍黄的北方草原和蒙古沙漠就是诗歌的生命之源。
牛汉出生的地方在晋东北的定襄县，这里距沙漠和草原还有不短的路程，然而牛汉却从小对沙漠和草原充满梦幻般的憧憬。“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他最初的诗歌里充满“沙漠”和“草原”的意象，他在他的成名作《鄂尔多斯草原》中向人们倾诉：“在漫天遍野的/大风沙囚禁的草原上/在墓堆一样的蒙古包里/我低哑地歌唱着/那是/多么苍白的声音呵！”
牛汉将自己在“干校”的住所命名为“汗血斋”，后来不在“干校”了，牛汉仍然把自己的书斋称为“汗血斋”。因为他崇敬草原上传说中的汗血马。他有一首描写汗血马的抒情诗，在对梦想里的汗血马的刻画中，牛汉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游牧民族血统：
汗血马不知道人间美妙的神话
它只向前飞奔
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
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坂
和凝冻的云天
生命不停地自燃
越到老年，牛汉越是固执地认同自己诗歌的“野性”，他把这种野性归根于他身上流贯着的蒙古人血液。他说过：“我的祖先是蒙古族，蒙古人不愿定居的野生野长的游牧习性，与我的梦游似乎又有着某种血缘和宿命的关系。我的祖先能征善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的生涯。他们总骑在马上向远方奔跑着，搜索着猎物。我的这种不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或小圈子里的难以驯服的性格，可能有民族传统的基因。”
蔡其矫和牛汉在老年的“寻根”之举，可以看作是诗人通过对异质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的主体意识的自觉。
二〇〇二年四月七日
四
牛汉和蔡其矫，一个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一个是南洋华侨的子弟，不同的文化源头和共同经历的时代风云铸就了他们相通却又不同的创作个性。牛汉浑然而遒劲，蔡其矫柔媚又坚凝。而难得的是，他们却能够相互欣赏，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默契。
在他们二人当中，我最初接触的是牛汉。我惊叹于牛汉血脉贲张的“干校诗”，写了一篇专论《温泉》的《悲剧情境和诗的诞生》。文章发表后，曾寄给蔡其矫先生过目，蔡先生除了肯定文章写得尚可，对我选择“牛汉”这个课题也表示真诚的鼓励。他在来信中说：“牛汉也是我最能谈得来的好友，每次回京，我们都常聚谈。他的风格，还可以放大范围，写他的一生和艺术成就。”遗憾的是，我辗转于纷纭琐屑的“烦恼人生”之中，对自己倾心的课题至今没能深入研讨，辜负了蔡先生的期望。
蔡其矫与牛汉“最能谈得来”，在牛汉的文章中也能找到若干旁证。牛汉写过一篇《浅谈飘逸》的文章，对蔡其矫的艺术风格表示由衷的称赞。他谈到第一次阅读蔡其矫诗歌的印象：“他的诗，猛地一下震惊了我的蛰伏的灵魂，他的诗不是用当时流行的那种规范的辞句写的，是一种我多年没有感触到的清新而亲切的境界，完全是另一个新的词语世界。写的那么自在、自然，所有的词语都在流动，是透亮的，似有深远的钟声飘荡着，是从海底升起的波浪。”随着更频繁和更深入的交往，牛汉对蔡其矫的诗歌风骨有了更理性的理解。他接着写道：“近十年来，天南地北到处有蔡其矫时隐时现的身影。他总是突然降临在我的寒舍，呷几口茶，吸一支烟，没头没尾地谈谈诗。渐渐地我从他的诗和他的生命之中，感触到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就是前面说的那个飘逸的风骨。”
诗的风格因诗人秉性的不同而异彩纷呈，秉性和风格各不相同的诗人而能够相互欣赏，总该有什么隐秘的缘由吧？我常常想：蔡其矫和牛汉，无论是诗是人，都存在着很大的个性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信任和赞赏的友情呢？是共同的悲剧命运？是威武不能屈的共同意志？是因差异而产生的互补需要？总之，这像一个充满诱惑的谜，牵引着我的视线和思路，不能自已。
牛汉与蔡其矫，蔡其矫与牛汉，像养育他们灵魂的原野和大海，升腾着神秘而魅人的光华。
二〇〇二年四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