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正逢时”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日晚间，我在雨后的校园里漫步，走过阅报栏，突然想看看有关伊拉克战局的报道。边走边看，不经意间却在《人民日报》某版看到一条新华社的消息：“曾经创作出《风雪夜归人》等经典作品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因病于九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报道约六百字，写得很亲切。其中称颂吴先生“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知名剧作，更可贵的是他历经坎坷，风风雨雨，却始终保持着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的良知”。
不错，吴先生少年时代就迷上戏剧，年纪轻轻就以《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这些色彩凄迷、诗情淋漓的作品崭露头角，成为四十年代话剧创作的新秀，还赢得了“神童”的美誉。五十年代却又以言罹祸，几至家破人亡。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他和妻子新凤霞都进入了老年。可这个老年人并不吸取“历史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借用一句“文革”术语）地率性坦言，到处打抱不平，历史的风云、社会的走向、艺术的地位、生命的尊严，都成为他关心的领域。他几乎成为一个严酷的社会批评家。
八十年代末，我参加一本“现代文学发展史”教材的编写，其中有对他四十年代剧作《风雪夜归人》和《捉鬼传》的介绍。通过阅读有关资料，我对吴先生的创作道路有了初步了解。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批评意识。教材出版后，我从诗人吕剑先生那里讨得他的通讯处，给他寄上一本。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表示感谢，并回顾了《捉鬼传》的创作背景。后来我还为一本中学生课外读物撰写过一篇《吴祖光为何被称为“神童”》，介绍了他少年时代在北京的戏院里接受“熏陶”、“偷窥”后台的故事。出版后也给他寄过一本。
一九九七年暑期，我参加一个教师度假团途经北京，抽空去体育场路拜访了吴先生。记得给他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却是新凤霞先生，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响亮的声音：“我是新凤霞……”
没有想到两个老人（新凤霞还因“文革”致残，行动极为不便）竟住在临街的四层楼上。不过吴先生对此好像并不在意，所谈没有一句涉及自己的遭遇。他那年已经八十岁了，头发全白，穿一件紫红色的真丝衬衣，神情既不萎靡也不夸张，给我的感觉是从容、安详，对来访者毫无戒备之心。他谈到“文革”教训，个人崇拜给国家造成的损害，谈到当年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这篇报道后写了一篇杂文招致的“官司”以及“官司”背后的“神秘力量”，叙述是平静的，但又充满激情。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心并非因为私仇，也没有丝毫作秀的意味，而是觉得应该做。
他由衷地称赞他的老伴儿新凤霞：“不容易！几乎从文盲程度开始写书，全是靠毅力。初稿写出来，我只给她改正错别字，别的全是她自己的。”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做的两件事：一是编一本自己的诗集，取名《枕下集》（“枕下”者，纯粹为一己心声而不曾为他人道也）；再就是写一部有关新凤霞生平的剧本，写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说：“我不能再写了，怎么往下写呢？”
告别的时候，我给吴先生拍了两张照片，因为室内光线较弱，而我又不喜欢用闪光灯，印出来以后才发现有点朦胧。照片中的吴祖光先生，似乎正在沉思，那点朦胧好像强化了沉思的感觉。也好。
过了一年，新凤霞在吴先生祖籍江苏常州突发脑溢血去世！
又过了两年，我在《人民政协报》上看到一幅照片。吴祖光先生坐在轮椅上，观看漫画家毕克官的画展……
现在，吴祖光先生也不在了。
突然想起，吴先生曾寄给我一幅书法作品，主题是四个苍劲沉郁的大字：“生正逢时”。你看，这种情怀，怎么像一个历尽波折的戏剧老人会有的呢？置身在生命的黄昏时刻，开放的却是满树青春的花朵。这就是吴祖光。
为一种心情驱使，写下这段文字。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三日 朝晖楼
二、《捉鬼传》
吴祖光先生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追念的短文。其中提到为编写文学史教材而与吴先生通信一事是这么写的：“教材出版后，我从诗人吕剑先生那里讨得他的通讯处，给他寄上一本。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表示感谢，并回顾了《捉鬼传》的创作背景。”当时写得匆忙，未及查阅原信核对。现在看来，表述并不完全准确。
回想起来，事情的经过大约如下：
一九八九年初秋，曲阜师范大学周海波兄约我参与魏绍馨教授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教材，分给我的具体任务是撰写有关四十年代“国统区”“讽刺文学”和“现代派诗歌”以及“散文”创作的内容，涉及的作家作品则包括吴祖光和陈白尘的剧本、钱锺书的小说、上海《中国新诗》诗人群的诗歌和吴伯箫的散文集《羽书》等。但不知为什么，吴祖光的剧本在我校竟无馆藏。最后还是由海波兄从“曲师”图书馆借出寄给我解决了问题。
教材很快编成，翌年夏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秋季开学即投入使用。这时，我才想到应该给吴先生寄一本去，可他的通讯地址却不清楚。“从诗人吕剑先生那里讨得他的通讯处”应当是在寄书之前，第一次写信则是“投石问路”，只是写信，没有寄书。这就有了吴祖光的第一封复函，全文如下：
张欣同志：
大示拜悉。您慧眼垂青于拙作《捉鬼传》使我意外惊喜。这个戏写于国民党垂死之际，原以生命不长，不是您提起我都快忘记了。吕剑先生提供的地址是对的，只有楼号“8”改为“9”了。
尊作请即寄下，至感地址见信封上
夏安
吴祖光 九/七
我随即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封好寄去，不久就收到吴先生第二封复函，是这样写的：
张欣同志：
大示及惠赠《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册收到，十分感谢。
来信提到的章节已拜读，深愧您为拙作耗费的心血，将来有机会希望如您所说作更多的了解。
此祝
教安
吴祖光 十/六
信中最后一句，可能是指我在寄书附言时表示愿意更多了解吴祖光创作的设想。后来，我也确曾积累了不少有关他的创作史料，但是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工作则并没有展开，想想颇觉惭愧。
记忆中与吴祖光先生通信还有一次，就是一九九七年暑期在北京拜访吴先生之后，曾写信向他“求字”，他也很快寄来了一张“生正逢时”的墨笔大字，而且还是八年前写的，这可是多么珍贵呐！不过信封里只有这张字幅，没有附信。
我还打电话问吴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
他回答：“因为要这几个字的人太多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先生的声音。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