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七九年所读的中文系“现代文学史”，现在看起来只能算是一部十分简陋、偏枯的“左翼文学史”。在这样的文学史里，当然是没有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路翎、穆旦们的座位的。因此像李长之先生这样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那时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几年以后，我也开始给学生讲授现代文学课程，接触了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特别是香港司马长风编著的那一部），视野渐渐开阔一点，这才大致知道他原是一位山东老乡，写过关于鲁迅的批评著作。但他的书，仍然没有拜读的机缘。
前不久，我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库中发现一册书页已经发黄的“老书”，书名是《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民国三十五年的上海，作者正是李长之先生。该书除“自序”外，共收入二十二篇论文（包括附录七篇），大多作于抗战时期的重庆。查辞典，知道李长之先生时任中央大学教师，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同时还担任着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研究员。
但翻阅该书，却又发现所谈并非文学批评，而是文化建设。李先生围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对五四文化运动的估价，对未来的文艺复兴的期待”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李长之先生为何在抗战时期突然对中国文化建设产生了那么浓厚的兴趣呢？不妨引述一段他的“自序”作参考：“但是当我慢慢看到，不，是意识到，中国的抗战已经胜利在望了，于是想到战后的一切建设。在那百废待举之际，文化的建设岂是可以忽略的？在我们这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人，似乎至少应该对文化建设的问题贡献一点意见。这样一想，便一度想把书名改为《建设的中国文化论》。然而觉得太泛，代表不了书意。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严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读过这段话，李长之，一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充满憧憬和期待的热情学者的形象，似乎已经站立在我的眼前。
《论大学教育之精神》是《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的一篇短论，原题为《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专门谈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期望。
李先生用“大”和“学”二字概括他理想中的现代大学教育的精神。“大”是指“眼光大，胸襟大，目标大，风度大，体魄和智慧大”。他用这六个“大”表示对中国的大学培养出身体健康、目标高远、雍容通达之人才的深厚期望。
而对于“学”，李先生认为应有两个含义：一是“大学生应该以学为第一位”，目的是“中国在知识各方面，还处于一个需要急起直追的时代，我们实在不忍得把中国的进步再往后拖延了！为中国民族的命脉计，大学生应该负一点应作的责任”。二是阐明“学”的内涵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则是“客观，体系，思辨，精确”。为此，李先生断然否定了种种非科学的做法，倡导：“在科学里，我们一切将得其平，无所谓古今，无所谓中外，无所谓人我，无所谓心物，无所谓左右。我们争的只是‘是非’！是非也不是笼统的，乃是一事之中有是有非，我们却应一律采长舍短。”
这是多么开放、多么健朗的民族复兴理想！
但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复兴，还是令人遗憾地走过了太曲折、太艰难、太意想不到的道路。抗战胜利了，而苦难远没有结束；新的国家建立了，而理想也没有很快实现。写过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翻译过《判断力批判》等德文名著而又向往着“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的李先生，后来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目睹了发生在北京的一系列社会大变革。这期间，自然也该是喜忧参半吧？一九五七年却又被划为“右派”，从此经过了种种“思想改造”和“革命运动”的“洗礼”。“文革”结束后的一九七八年，新的希望尚在孕育，李先生却悄然去世，当时年纪也只有六十八岁。我无法猜想他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
写这篇短文之前，我通过电话采访了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求学时见过李先生的钱谷融先生。据钱先生讲，李长之先生当时在文学院中文系任教，虽是山东人，但却没有“山东大汉”的魁伟身材，甚至可以说有点“其貌不扬”。另外，他似乎也不太喜欢自己的夫人，常把夫人比喻为“警报”。夫人来了的时候，他就跟人家说是“警报来了”。“跑警报”是战时中国人都熟知的，似乎不用多作解释。
这似乎也是李长之先生真实而可爱的一幅侧影。
突然想到，要是李先生还活在人世，今年应当满九十一岁了。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泰山海岳书屋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八日 杭州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