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堂上讲到巴金的风格，我用了“真诚”二字。由此联想到贾平凹描写巴金晚年“表情已不生动”的用语，以及他几乎从未流露过笑容的照片，觉得巴金的不矫饰、不做作，甚至不生动、不幽默，皆因为他心地善良、本性醇厚、人格完整而统一。对他人，巴金又总是觉得心怀歉疚，这使他的文章当中有着浓浓的“忏悔”意识。他在不遗余力地暴露人世间种种丑恶的同时，常又更为痛心疾首地剖露着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缺陷和弱点，不管这缺陷和弱点是多么的不可避免而又微不足道。巴金是真正做到了“真诚”。
又讲到老舍。老舍的生卒年份很容易让人记住，一八九九—一九六六，从人们对数字的一般心理感受角度看，这两组数字是多么令人惬意，多么吉祥！可吉祥的数字没法改变他生于大清国“末世”、死在共和国“盛世”的悲剧命运。从小，老舍就失去了父亲，在那个年代，失去父亲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衣食之源，所以他虽是“正红旗下”的子弟，却一直受穷。当然他在精神上是健全的，因为他毕竟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拥有母亲意味着拥有爱，拥有家，拥有整个的天空。要了解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些什么，不妨读读他在中年丧母之后写的悼文。在老舍心里，母亲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而又十分“义气”的女人。母亲孤独地死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临死还吃的是窝头”！想到这一点，老舍不能自已：“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看见学生借来的《牛棚杂忆》，这是季羡林老先生近年最负盛名的“文革”回忆录。大概是忙吧，我竟“有失远迎”，更无从细读。匆匆翻过一些页码，顿觉沉重。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季老解释，是因为他一直没有等到在他看来更有“资格”写这类书的人们的“大作”。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十分“伟大”、永远“正确”的人们再也不提“往事”，仿佛早已忘记自己彼时的所作所为，无须反思，无须愧悔。连那个曾经在季老面前甚为恭谨、而又笑眯眯地记住季老的“反动言论”，在适当时机告密请功的“学生”，也早已远走欧洲某个小国去做了“洋奴”。耄耋之年的季羡林老人运笔如刀，一丝一缕地解剖着“文革”时期人性之污浊。可同时，季老的刀子又毫不手软地插进了自己的血肉和灵魂。
正视自己，剖解自己，坦荡地、真实地、不保留地检讨自己皮袍或布衣下的“渺小”，是一切大勇者的共同之处。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