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的《润华集》
《润华集》，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作者王瑶先生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集，出版于一九九二年，但文章跨度却很大。第三编的《建国初期的文艺运动》完成于一九五二年五月，曾作为“史稿”的“附录”出版过，第一、第二编则除了《日译本〈现代中国文学讲义〉序》（一九五四年）、《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名称问题》（一九五七年一月）、《“本事”和“索隐”》（一九五六年）、《“五四”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页》（一九六四年四月）诸篇外，大都写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最晚的一篇《地域文化张力的探索》是为《现代闽籍作家散论》撰写的序言，写于一九八九年二月。
据王瑶先生在《后记》中讲，书名《润华集》，取“润花着果”之意，“是蕴含着作者自己的艰辛经历和对这一学科的繁荣发展的祝愿这种感受的”。整体而言，“这些文章只是作者就某一角度对某一问题所发表的一点看法或意见，似属于理论一类，但又缺乏那种繁证博引、峨冠博带的架势，有点随意发挥性质，但因之也可能引起同道者的思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王瑶在不少会议发言中对该学科的历史作了初步的梳理。一九八五年他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说：“我们这个学科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也已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概括地说来，在建国以前，一些先驱者的研究，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五十年代初，现代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并已初具规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十年动乱’，现代文学研究走着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复苏。”这是一个大的发展概况。具体到每一个阶段，他也零零碎碎地有所涉及。比如前人的“奠基”之功，他就说过：“解放以前虽然也有过一些文章，但是并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那时大学里根本没有开设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中文系的必修课仍然是从文字训诂入门，越古越好。那时搞现代文学的人是受歧视的。朱自清先生开始在清华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课程，教了两年也教不下去了。”又说：“解放以前大学里没有这门课（子张按：指“鲁迅研究”），也没有现代文学史，只有个别人作过一些讲座，写过一些讲义，短时期的；如杨振声先生、朱自清先生。”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王瑶的回忆是：“一九五〇年，教育部开始课程改革，就规定了要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作为必修课。一九五三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时，全国只有十几个教员参加。”（《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另一个场合则说：“一九五一年教育部颁布了改革方案，现代文学史是必修课。”（《“鲁迅研究”教学的回顾和瞻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部开拓性的教材。
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的原因，却并非仅仅着眼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乃是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这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建设中一个颇有意味的事件。
除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勾勒之外，王瑶先生在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提出了不少“看法或意见”。譬如为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作《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所提出的编写《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在日本仙台日本东北大学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就“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以及“西南联合大学时代的闻一多、朱自清”所作的解答，一九八八年在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就清华大学重建中文系引发的感慨，在当时就都是新人耳目且颇具影响的说法。
王瑶之所以有编写《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这样一本书的设想，是因为自北京大学诞生以来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当然，“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只是有一点，王瑶似乎忽略了。就是与欧洲著名大学不同的是，北大的独立办学余地仍然十分有限，而并不能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打折扣地贯彻下来。马寅初之上岗下岗，北大之百年风雨飘摇，也在在显示出中国大学权利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在日本东北大学发言时，王瑶先生着重谈到“魏晋时期的士大夫和今天知识分子的区别”和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朱自清的生活情况。对前一问题，王瑶认为“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似乎是和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教育制度有联系的”，而“现代的学校制度似乎跟工业革命有关系”，这是指学校的组织结构（如学部、系科等）；另一方面，他又说“现在的学校制度似乎跟文艺复兴以来的个性主义、人文主义有关系”，这是就学校中的个人身份而言，“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是独立的人，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工作，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学科”。总之，“最大的不同是过去的士大夫都服从于皇帝，而现在的知识分子至少表面上是人格独立的”。这种逻辑上的推导固然并不错，但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证明，“至少表面上”的人格独立却并没有真正实现。虽然也不同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一轮又一轮的“改造”之后，顶着“臭知识分子”之名而沦落到“五七干校”去挖渠种稻、养猪牧鸭，总不能说是物有所值吧？遑论独立人格与思想自由！
最让王瑶耿耿于怀的，可能莫过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之被取消了。“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按照王瑶的说法，“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的谨严、开阔的学风的”。他们既不是“信古”，也不是“疑古”，而是采取了“第三种观点”：“释古。”“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指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氛围中，在朱自清先生的主持下，清华中文系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不但规定必修第二外语，而且还必须要学一门欧美文学史，还首先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的课程，朱自清亲自讲授。
“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取消呢？”这是温文儒雅的王瑶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纪念朱自清而讲到清华大学中文系重新成立时对历史发出的一个质问。不用说，这个问题不会有任何人能做出负责任的解释或回答。其实，一九五二年高校院系调整，取消的又何止一个“清华中文系”？曾经满怀热情挣脱美国教会而投入国家怀抱的燕京大学不是也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吗？做了十几年校长而又被共和国最高领袖亲自任命的陆志韦校长不是也转瞬即被免职了吗？
就是直到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接轨”了，恐怕也还是一笔糊涂账。如果说“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是世界大学办学的共同性原则，则我们的大学离这个目标或者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一方面把大学精神抛到一边，一方面又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岂不正是南辕北辙？
《润华集》，一本绝非学术专著的小册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日渐寂寞，而其作者提出的问题以及这问题背后的种种神秘，似乎仍然值得追究。清华中文系恢复也近二十年了，不知朱自清时代形成的那种独立的学风是否也已恢复如初甚或更加发扬光大？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六日 杭州朝晖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