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缦胡同之恋
北京是一座以胡同著名的古城。胡同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的宣武门和前门之外。在明、清等朝代，北京城南是平民区。胡同之所以著名，与那些胡同里的会馆为全国各省举人赴京会试，提供无偿住宿有关。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要求光绪皇帝变法维新，曾七次上书。在一八九五年第二次上书时，住在会馆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几乎一呼百应，都签了名。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一次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企图参政的运动。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进入民国，北京的会馆仍是各省知识分子赴京工作或求学的免费住宅。凡公教人员与青年学子，不用介绍信，凭一口乡音，便可在所属会馆各得其所。如鲁迅在民国初年曾住宣外的绍兴山邑会馆；沈从文、丁玲二十年代初到北京，都曾住过湖南的会馆；我和两位家兄，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为了上大学，先后住过前门外草厂十条胡同的长沙郡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而又最难忘怀的，却是宣外菜市口附近，烂缦胡同内的湖南会馆。
我是一九三二年冬从长沙到北平的，住在长沙郡馆。因家兄吴兰阶毕业于北平师大英文系，他要我报考该校国文系。其时适逢鲁迅即将在北平师大讲演，我算是躬逢其盛，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北平师大风雨操场见到了鲁迅。可惜少不更事，虽读过他的《呐喊》、《彷徨》，毕竟所知太少，却也强化了要考上北平师大的信心。我复习了半年功课，真的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得以从大杂院的会馆乔迁高等学府的宿舍，地址在和平门外的南新华街，门外便是厂甸，琉璃厂的旧书店，烘托着最高学府的文化氛围。
我之所以经常怀念烂缦胡同里的湖南会馆，那是因为其一，三十年代中后期，我与诗人李章伯借湖南会馆为社址，创办过北平《小雅》诗刊。其二，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之际，我又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教局编审。适逢恩师黎劭西（锦熙）先生任北师大校委会主席（即校长），他和齐白石大师应北京市民政局之请，组成“湖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我也参与其事。黎师因工作头绪较多，嘱托我以“委员”身份，代行“主委”之职。这就是说，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我曾利用过它，又曾管理过它。而今进入晚年，难免怀旧，回顾青年时代的所作所为，眷恋之情，自然油然而生。
当年我们创办北平《小雅》诗刊，正处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五省，正被汉奸和准汉奸组织所控制。国难当头，各大学青年奋起呐喊，发动了一系列的青年学生示威游行。但是在宪兵、敌伪、特务、日本“浪人”穿梭横行的北平，青年学生徒有爱国热情，是难于持久坚持示威游行的。当时上海文艺界正开展两个口号之争，北平文艺界只有个别作家签名响应，尚无统一的集体行动。偌大的华北五省，连一个呼应“国防文学”的口号，倡导国防诗歌的刊物也没有，与时代气氛太不协调。不少青年深感精神压抑，思想彷徨，面对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无所适从。为了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萌生了创办诗刊的念头。纵使不能形成一支“国防诗歌”的队伍，也想显示一批绝不浑水摸鱼的爱国诗人。但是，当时的北平，敌特横行，各大学组织的学联，被分裂为新旧两派，严重对立。要办一个诗刊，连找一个不受干扰的社址也很困难。幸而有人点化：我们是湖南人，住在和平门外的师大宿舍，离宣外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不过几分钟的路程，照顾比较方便。于是商请湖南会馆的长班（北京看守会馆的人叫长班）李子仲，代替《小雅》诗刊收管邮件。这样一来，诗刊社址问题顺利解决。我们对外不写“湖南会馆”，只写烂缦胡同四十一号，也不公开作为主编的我们的真实地址。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
此事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诗友李章伯也已于一九九三年四月病逝于台北，我却仍然像当年一样，要感谢老资格的北平《京报》，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及时编发了长达千余言的《小雅诗刊征稿启事》。启事发表之后，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半个月之久，竟承不少前辈和平辈诗人纷纷赐稿。李章伯每天骑自行车去取邮件，都感受满载而归的喜悦。
令人感动的是，教过我们“十九世纪英诗选”的师辈诗人吴雨僧（宓）先生，不知我们是他的学生，首先寄来《忏情诗》（绝句）二十首和《吴宓诗集》一厚册。吴宓先生中年丧偶，特感孤寂，经常资助留美女生，似有情意，但最后只收到学生的婚礼请柬。他为此写了一百多首“忏情诗”，发表于北平《晨报》副刊，为人所记取的警句是“钓得金鳌又脱钩”，一时传为佳话。新诗方面先后收到李金髪、柳无忌、戴望舒、施蛰存、路易士（纪弦）、林庚、李长之、陈芦荻、陈残云、李白凤、甘运衡、陈江帆、吴兴华、蒋锡金、陈雨门、韩北屏、罗念生、张天授、黑尼、史卫斯、水天同、梁之盘、常白、李心若、侯汝华等五十多位诗人的来信、来稿。由于他们的热情支持，《小雅》不仅得以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如期创刊，而且得以保证每期刊物的质量。只是对不起吴雨僧先生，他的《忏情诗》二十首，不是新诗，只好割爱，不过我们为他的《吴宓诗集》登了一则醒目的广告。《小雅》在许多著名诗人的支持下，成为古城北平唯一的颇有影响的诗刊，与稍后问世的路易士和韩北屏主编的苏州《诗志》、戴望舒主编的上海《新诗》，互登广告，交换稿件。这样，便丰富了刊物的信息量，保存了一些新诗史料。近几年来，远在美国加州的纪弦，回忆当年办诗刊的情景，还欣然地指出：《新诗》、《诗志》和《小雅》，鼎足而三，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而且强调地说，他始终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的确，我们的现代派新诗，是不摆脱中国诗的悠久传统的。遗憾的是，《小雅》诗刊刚刚崭露头角，因提出“国防诗歌”的口号，遭到宪兵、敌特的威胁。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承印《小雅》的印刷厂被查封，不久便是七七事变。我们被迫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烂缦胡同。
半个多世纪过去之后，缅怀当年为《小雅》执笔的诗人，有的已先后作古；有的年达耄耋，远在海外；还有的虽都在国内，却散居东西南北，天各一方；其他诗人，不是生死未卜，就是下落不明。他们对我们所“利用”的湖南会馆，几乎毫不知情。有的诗友今天偶尔提起《小雅》诗刊，也只晓得它是从北平宣外的烂缦胡同四十一号冒出来的。最最深感遗憾的是，当我们于七七事变后仓皇撤退时，连同《小雅》诗刊的合订本，诗友们的原稿、信件以及他们赠送的诗集、诗刊，还有我的诗集《暮霭》与《春焰》的手稿，都捆扎于两个木箱内，寄存在湖南会馆长班李子仲处，谆谆叮嘱他妥善保存。谁知世事沧桑，人心叵测，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回到北京，首先跑到烂缦胡同湖南会馆，李子仲还在。他说所有寄存的书物，北平沦陷时都被日本鬼子抢光、烧光了。我听了有如冷水泼头，心也凉了。我朝思暮想的那些著名诗人的不可复得的手稿、信件等，竟然全部毁灭了。我虽一向以乐观处世，却也没有过分宽广的胸怀，能容忍这无可弥补的损失！我饱含泪水，离开湖南会馆。走到菜市口，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烂缦胡同北口，向我喷吐冰冷的空气！我的悲愤和遗憾，谁能理解呢？
大概过了半年多，北京市民政局有感于北京会馆之多，年久失修，首先成立湖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作为试点，清理会馆财产。我“奉旨”迁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长班李子仲，神色仓皇，每天打骂老婆孩子，劝阻无效。不多久，他借口老家有事，离开他住了二十多年的湖南会馆。其后，从街坊获悉了日寇进入北平的一些真实情况。他们说，日军进入北平，注意力不在城南的贫民窟。这里的老百姓因害怕抄家，预先把可以卖钱的东西“打估”。据说李子仲曾分批“打估”书刊，并且烧毁稿件、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我所珍惜的诗友的手稿、信件，早已灰飞烟灭，无可追踪了。这是日寇入侵导致的一笔“国难”账，李子仲可以一走了之，我呢？只好长留遗恨在心头。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儿时作“哭”文
我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开始接受启蒙教育。那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年，可不懂什么反帝反封建的大道理，只是在音乐课上随声附和地高唱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爱国歌曲。这种随大流的音乐课，训练了记忆力，跟国语课老师领读的“大合唱”相结合，锻炼了背诵国语课本上的歌谣和故事的能力。背诵方面的“熟能生巧”，对三五年后开始作文大有好处。
那时的小学分为初小（初等小学）和高小（高等小学）。初小四年级才开始学习作文。老师并不讲什么写作理论，只要求学生就一件事寻找美好的词句，或者表示欢喜、兴奋；或者表示厌恶、忧愁。篇幅都很短，不过二三百字。
真正由老师命题作文，是从高小一年级开始的。命题范围最初是根据国语课上读过的短文或小诗。那时，老师教过一篇冰心女士的散文《笑》，大家都能背诵如流。还教过一篇王冕勤学的故事，王冕因为贫穷，替人放牛，学习画荷花卖钱，给同学们很深刻的启示。老师便按课文命题，要我们模仿《笑》写一篇《哭》；又要我们模仿王冕画荷花，写一篇画菊花或画桂花的文章。写得好的，便由老师浓圈密点，加上眉批（指出好的词儿、句子）和总评（指出文章的立意和表现如何好），贴在指定的人所必经的墙壁上，叫“佳作传观”。题目上用朱笔打分或分为甲、乙、丙三等。这种办法激发了同学们的好胜心或竞争心。凡作文贴到了墙上，无不兴高采烈，不亚于今天在报刊上最初见到自己的诗文变成了铅字。
我是三岁丧母的，父亲娶了继母，对我不好，由祖母拉扯我长大。我把祖母告诉我的一件事，写成作文，题目叫《哭》。大意是这样：“妈妈躺在木板床上，示意祖母把我拉扯到她的跟前，那时我才三岁出头一点。妈妈抚摸着我的脑袋，只流泪，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才说：妈要走了，就是舍不得你。我说：我要跟妈去，要跟妈去！妈说：你不能去，他们会把我埋到泥土里去的。我说：我用小锄头把妈挖出来。妈听了，眼泪糊住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每当记起妈的死，我的眼也被泪水糊住了。”我的这篇作文，老师浓圈密点表扬了一番，贴在墙上，同学们看了，都知道我是无母之人。
老师向同学们说：写作文就是要写人，要写出人的不同的感情来。老师还要我们写日记。最初，没有什么好写，天天都是老一套：“太阳未出，披衣下床。扒几口泡饭，便往学校跑。”老师指点我们：“写日记是写作文的基础。日记可写人，可写景，可记事，也可以写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想。”但是，听来容易写来难。当时，毕竟年纪小，生活经历有限，每天往返家门与校门，没有什么变化，要写出内容来，而且有恒心地写，很不容易。后来，改变办法，把逐日写日记，改为有事则写，无事停写。这样，写日记既可以备忘，也可以为作文作些准备。久而久之，对写日记便有了兴趣，也有了恒心。可惜的是，由于家境清贫，生活不安定，时写时停，小学时代的作文、日记都没有保留下来。
我建议今天的少年儿童，珍惜比我们优裕得多的环境和条件，坚持写日记。日记，是个人的历史；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的日记便是社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珍惜个人的历史是可以和爱国主义相联系的。
今天的少年儿童处在比父辈们更幸福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应该用日记的形式把幸福生活记录下来。青春在哪里是很难回答的。如果写了日记，便可以高傲地回答：青春留在我的日记里！小朋友们！如果你能坚持写一部为时十年之久的日记，便是一座通向人民作家的桥梁。珍惜童年，实际是为发展青年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别小看童年的作文，在童年的作文里，蕴藏着“寸金”难买的“寸光阴”！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原载《校园与家庭》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合刊）
少年夫妻老来伴[1]，
幸福人生的标志是什么？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回答。但最生动而又最概括的回答，则是咱们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的一句俗语：“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句家喻户晓的俗语的时间跨度，包括少男少女从黑发青年到白发老年的一生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凡是恩爱夫妻都是期盼的。所以青年情侣，一旦喜逢“洞房花烛夜”，便有至爱亲朋致送贺礼，写着“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祝辞。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论“少年夫妻”，或是“老来伴”，都隐伏着天灾人祸导致夫妻生死离别的危机。普天之下真能白头偕老的夫妻，毕竟是较少的。天灾（如地震、龙卷风等）造成的夫妻死别的悲剧，毕竟是较少的；而人祸（如历代的战祸，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反动政权的迫害等等）导致家破人亡，夫妻离散，则是惨绝人寰、史不绝书的。试读几首唐诗，便知唐代的战争破坏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白头偕老”。杜甫的诗如《石壕吏》、《新婚别》等是大家最熟悉的。杜甫通过个别夫妻的悲惨遭遇，令人想到普遍的人间悲剧；而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则流露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妇女的血泪控诉。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死别”，算不了什么“长恨”，陈陶笔下的男女的命运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历代诸如此类的《长恨歌》是罄竹难书的。
至于当代的人祸，那就是人所周知的十年浩劫的“文革”，制造了多少中、老年夫妇生离死别的社会悲剧。我见过一首新诗《别》：
你走了，
没有留下地址，
只留下一串笑容
在夕阳里；
你走了，
没有和谁说起，
只留下一双眼睛
在露珠里；
你走了，
没有说去哪里，
只留下一排影子
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
哪里都有露珠，
哪里都有河水，
你走了，
留下了整个的你！
这是以含泪的微笑，暗示许多“臭老九”夫妻，突然被拆散，彼此不知去向与下落的社会悲剧。诗人忍住痛楚，寓哀于乐，忍看多少被拆散的男女在幻梦中冥想夫妻的团聚，一反哭哭啼啼的所谓“伤痕文学”的笔调。在“文革”十年，还有不少老革命干部，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其中有诗为证的是陶铸同志。他写给夫人曾志的七律：“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藤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陶铸的绝笔诗，即揭示自己的坦诚心态，又感怀夫人的深情厚爱，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
“少年夫妻老来伴”是人生幸福的标志。其中从少到老的一个“白头偕老”的过程的完成，既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夫妻双方的主客观的内在和谐，二者相较，安居乐业的生态环境是最主要的。家庭乃社会的细胞，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源远流长。在咱们的祖国，“文革”之类的“人祸”，已成历史的陈迹，国泰民安，形势大好。普天之下愿成眷属的有情人，只要男女双方主观因素和谐，必能“白头偕老”，并能以毕生精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辉煌的奉献。
（原载《精短散文小品》，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忠厚长者唐圭璋老大哥
唐老逝世快五周年了。他逝世时，我只写过一首七律和一副挽辞，以寄托我的哀思，终觉未尽所怀。每到他的忌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总想再写点什么，以悼念这位高风亮节的词学前辈！
我也垂垂老矣，怀旧之情不时油然而生。唐老长我一轮——十二岁。他是老大哥，在词学研究上是老前辈。他为人厚道诚朴，有长者风度。我和他相识与相交近四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于一九五八年初，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南京，前往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只能和他隔江相望，“千里共婵娟”了。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夕，获得徐州市委的关怀，我被摘去戴了五年的右派帽子；又承原单位工会给予我去南京汤山工人疗养院休养一个月的待遇。有人说：此次摘帽近乎过去朝代的“假释”，千万别翘尾巴。我摸摸后部，答曰：既已从猿到人，无尾可翘了。相视莞尔，心照不宣。
年纪毕竟大了，也忘了具体月日。只记得时候是夏天，我挟着几件换洗衣，欣然乘车南下，前往汤山。由于被孤立了五年，已习惯于自觉地回避熟人，快到第二故乡南京市区，不禁产生像初唐宋之问从贬所逃归的那种心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只顾低头走路，生怕碰见熟人、同事或学生。谁知一进汤山疗养院，首先遇见的竟然是在那里长期休养的老大哥唐圭璋教授。他似在散步，我们相见，不是握手，而是“捧手”。两双手捧在一起，他连声说：“好哇！好哇！又走到一起了。”但他不是右派，也从不认为我是右派。没有多问其他，我的孤独感一下子消除了。经过五年的“学习”与“改造”，我在唐老跟前竟毫无顾忌。我相信他是忠厚长者，不会打“小报告”的。这就使我故态复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向他作了汇报。他不以为意，笑容持续很久。听说我的爱人和孩子都过着正常的生活，他更是连声说：“好哇！”从此，我和唐老几乎朝夕见面，除了午休外，早晚多在一起谈天或散步，他知道我是失去言论自由，不能向外投稿的。我告诉他新诗早已不写了，偶尔写几首旧体打油诗。我有时看看《人间词话》，写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论文《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准备在汤山修订补充，疗养期满，好向唐老讨教。谁知不期而会，唐老也在此疗养，真是“喜出望外”，特别感到亲切。
我念了一首关于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塔正将竣工的五绝“塔在如人在，情深似海深。曾将一滴血，赢得万家春”，作为见面礼，他连声说：“好哇！对仗工稳，情真意切。这是歌颂革命烈士的诗，真正的右派是写不出来的。”唐老的肯定温暖了我一度冰冻了的心。
当年我的记忆力颇佳，凡《人间词话》引用的古代诗词，大体都能背诵十之八九。唐老是词学专家，我和他便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每天聊天的内容多半是谈诗论词。谈得最多的是李清照。唐老认为李清照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位既懂理论又精创作的女词人。她把词的性质界定为“别是一家”，便和苏东坡等人以诗为词划清了界限。她坚持词乃别是一家的观点，便使她自己的词风有了独特性。我很同意唐老的意见，并问唐老：李清照的这种评议前人的观点，同她在汴京沦陷之前和她的丈夫赵明诚搜集金石评点古玩，养成了批判的审美的眼光，可能有点关系吧。唐老一听，连忙说：“不是有点关系，而是有大关系。”他说我的看法对他颇有启发，这使我深受鼓舞！我和唐老都最欣赏李清照的《声声慢》、《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和《念奴娇》（“萧条庭院”）等词。我问唐老：“关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问题，您一向持否定态度，现在还坚持否？”唐老回答说；“不是坚持，而是李清照事实上未曾改嫁。”我说：“改不改嫁可以百家争鸣！”唐老肩头上耸，说：“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事实不能争鸣；改嫁不是事实，何必争鸣！”唐老言之凿凿。我来不及记录他博闻强记的引证，只是听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平时沉默寡言，一到话匣打开，便滔滔不绝，别人难于插话。我听他背诵李清照的前后期代表作，总觉得李清照的感情，一贯感伤，情见乎辞，言为心声，不像是改嫁妇女的口吻。如《声声慢》下片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是赵明诚死后的心情。至于《凤凰台上忆吹箫》的上片：“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还有《武陵春》的上片：“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都流露着忍受孤独、寂寞和愁苦的心情，不见另有所欢的痕迹。我以此为据，认为唐老关于李清照未曾改嫁之说是可信的，他也信以为然。我说：“感情是不能假造的。”他认为我的意见替他作了强有力的支持。既有词为证，自不必怀疑。
唐老自己三十六岁丧偶，当时虽已年过花甲，却一直不提续弦，不搞所谓“黄昏恋”，而是全心全意扑在学术事业上。原因是伉俪情深，不愿再娶。他从夫妻关系的深刻感受出发，将心比心，加上其他有力证据，便始终坚持李清照未曾改嫁之说。郭老（沫若）在解放后，仿作《声声快》一词，也曾戏言：女人毕竟是女人，丈夫死去自可改嫁，只是在封建社会，妇女所贵者是从一而终，即使改嫁，也得遮遮掩掩，弄得是非难辨。他似乎是主张改嫁说的。至于唐老的观点，李清照即使曾遇强暴，改嫁则无之。这些多在朋辈之间流行，讲学时也偶尔提到，未知唐老公开发表文章否！
我在汤山一个月，与其说是疗养，不如说是听他讲说诗词。这是我生平最有纪念意义的一页，忘不了唐老的教益和友谊。我和他谈论李清照的改嫁，只是想把我写的关于《人间词话》的长篇论文，请他指教。他看了论文后，认为我是最早从美学的视角研究王国维的“境界”论的。他多所肯定，我请他直言其非，让我“闻过则喜”。他说《人间词话》是一本词学理论的基础读物，很多论点，深入浅出，发前人之所未发，我都指出来了，可以提高读者对诗词的审美水平。他准备把论文转交《江海学刊》的主编孙叔平，因孙叔平同志曾多次约他写一篇关于《人间词话》的文章，他因病未写，我的论文正合时宜。由于唐老的推荐，同年九月《江海学刊》便发表了这篇论文。这是我在“摘帽右派”期间公开发表的一篇长篇论文，在海内外尚有影响。论文结尾，附加了几句向唐老致谢的话，但此文在八十年代被收入《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一书时，却被编者删去了。这就更有必要在此添上一笔，衷心缅怀并感谢我的老大哥和老前辈唐圭璋教授。
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
注释
[1]署名“东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