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悼唐弢
唐弢同志逝世已半年了。除了闻讣时函唁其夫人沈薭云大嫂及其子女外，拟写的回忆文章，也因自己在春节期间患病，入院抢救，休养了几个月，未能及时握管，最近几天，先后读了其子女唐雨门和唐若霓的文章，才迫使我不能再拖延了。我是在边读边批地不忍卒读的情况下读完他们的回忆文章的。我“批”的什么呢？第一是北京某些医院对于唐弢这样饮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大搞论资排辈，他没有副部级医疗证，就不够资格住院及时急救，实在令后死者深感悲愤！第二是唐弢在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到今天才晓得人要活下去是这么难！”坚持要子女把刚刚补办的“副部级医疗证”给他看看。他捧着那蓝色封皮的小本子，久久地伫望着。唐弢的女儿若霓写到这儿，也对这“小小一张医疗证”的“姗姗来迟”深表遗憾。我批了“蓝色封皮小本子，白头鹤发大人才”，同时写了“催人泪下”；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嘛！何以姗姗来迟？人民医院为人民，救死扶伤，唯恐迟误，何以坚持陈规陋习，不当机立断，加以改革呢！第三是，当我读到唐弢“在两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为了增加一点自身的抵抗力，硬是把半个鸡蛋塞进自己的嘴里，没有唾液，也强往下咽，他知道，人不能吃东西，将意味着什么，他要活下去”这一段的时候，不禁批注于旁：人之好生，谁不如我！？一个要活的人，竟然死去了。呜呼！痛哉！悲哉！
我与唐弢同志是同龄之人，只因一南一北，以前相互交往较少；但从新时期开始，却经常在关于现代文学、关于鲁迅研究、关于郭沫若研究的许多集会上见面。他作为现当代文学史家，有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并且附和的。例如，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曾引起一些争论，我是站在他一边的。因为他这个观点和鲁迅在二十年代五卅惨案后向青年提出的感情热烈时不宜写诗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写史需要一个史料的积淀过程，写诗也需要一个感情的冷却过程。当然，他所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并不是说当代文学不要写史，我想，这是不应误会的。他只是主张要在史料经过冷处理后，把当代文学史写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论从史出，更加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关于如何写作现当代文学史，他是经常谈到的。
记得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底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我和唐弢同志在乐山大佛旁合影留念。当时没有自带照相机，请个体户拍照，冲洗出来的黑白相片，竟然是歪斜的，唐弢整个上身倒伏在我的身上，我曾笑着说：我成了他的依靠力量。当年拍完照后，要一同爬过凌云山，乘小火轮到乐山市再转到郭沫若故乡沙湾镇去，以便在江轮上正面欣赏乐山大佛。在爬山时，我和唐弢是与会人员中年龄较大的，都是七十老翁，许多中青年同志都跑在前头，我们成了最落后的人。唐弢由其夫人薭云同志陪着，我由一位从贵州来的青年同志陪着。我们在爬山过程中，本着劳逸结合的原则，边走，边看沿途景观。在休息时，有时也闲聊一点关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的问题。他早就有独立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和《鲁迅传》的愿望。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分四大块，沿用已久，亟须改革。他不同意大兵团式的集体分工合作制的写作方式。他认为凡文学史（古代的或现代的）都要单独写，要写出个性来，写出风格来，写出独创性来。这就要充分掌握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位作家的史料与资料。他觉得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专章最难写。既要写出作家自己的历史，又要把作家个人的历史渗透到整个文学史的有关部分，使作家成为文学史的有机体，而不是互不相关的可以任意抽出来的个人传记。后来其所以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主张，实在是有鉴于几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始终不够完善，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不妨以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作为前车之鉴，不必匆忙下笔。
当我一九八八年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我读到唐弢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我观新诗》一文。我是很少读过他赏析新诗的文章的，一读之后，发现唐弢对新诗的艺术匠心的识别，确有高人一筹之处。比如他评论臧克家的《歇午工》一诗，话虽不多，却很精辟。过去不少新诗的选家，只重视克家同志的《老马》，却很少称道《歇午工》。经唐弢几句话一点破，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歇午工》应该是臧克家的另一代表作，比《老马》更加耐人寻味。我便立即函请克家代为征求唐弢的意见，请他担任特约撰稿人，把他对《歇午工》的赏析选入大辞典。克家不久回信，说唐弢已同意。我之所以选入唐弢这篇简短的赏析，并非震于唐弢的知名度，而是发现他对新诗的赏析，灵活运用了恩格斯的历史的美学的方法，要言不烦地把诗美讲透了。这正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文学史家在作品的评论上，应该具备的美学修养；从而，我对他拟独立写作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寄予了更大的信心与期待。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又读了唐弢为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写的《贺新郎》的赏析，他的标题是《革命激情与儿女柔情的统一》。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纠正了一个极左的观点，尚未引人注目，迫使我抄一段他的文章如下：
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将一篇既写革命又写恋爱的作品叫做革命加恋爱，诋之为公式化。其实许多青年都有恋爱经历，革命青年也并不例外。禁止革命青年谈恋爱是可笑的，禁止谈恋爱的青年同时去干革命，岂不更加可笑吗？因此，倘不能从描写和表现方法上另外举出单调呆板等公式化的例子，光从题材内容的革命与恋爱两者并写（许多作品实际上是如此）出发，便指为公式化，那么，这种批评本身才是真正不折不扣的公式化的批评。
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写于一九二三年的《贺新郎》词里，有为祖国献身的决心，也有对爱侣依恋的衷素。昂扬的革命激情和缠绵的儿女柔情，融洽地纠合起来，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深切感受。因此，他以为毛泽东的《贺新郎》词“好就好在这两者的纠合；有了儿女柔情的缠绵，更显得革命激情的昂扬；反之，有了革命激情的昂扬，也更显得儿女柔情的缠绵。而在这昂扬和缠绵里，形象地衬托出一对青年男女真挚的感情，这是典型的革命加恋爱的代表作，谁能说这首词是一篇公式化的文学作品呢？”从这个例子看，我国许多现当代文学史，在唐弢心目中，难免存在这么些疑团：理论的概括都正确吗？文学作品的分析都得当吗？理论与作品的相互观照上都相得益彰吗？我想，这该是唐弢立志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动机。如果，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在理论的概括上能像唐弢这么准确，在作品的分析上能像唐弢这么深入浅出，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必将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我在一九九〇年四月去北京参加台湾研究会，又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去北京参加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都曾想利用会议间隙，到医院探看唐弢同志的病情，但都被知情的朋友劝阻，说唐弢同志常年鼻孔插着管子，言语已不清晰，去看望他，他目识其人，而口不能言，反而增加他的痛苦。我只好打消我的计划。但在我从艾青诗会南归一个多月，得臧克家同志信，说唐弢病情未脱险境。我犹豫再三，给唐弢夫人薭云大嫂写了一封问候唐弢病情的信。不久，便收到她写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回信：
……老唐得病至今，已一年有半。由于病势危急，开始时三〇四医院治疗失当，加上他原来有几十年糖尿病和心脏病史，因此病情几度十分紧张。几个月前确实恢复得较好，能在沙发上坐两个小时，看看电视，口食水果、牛奶等，能说话，唯口齿不清。记忆思维恢复亦较好。就在秋冬之际，气候无常，长卧病床之体，抵抗力极弱，肺部炎症反复，消化道功能不好，以致退步较大，现正请按摩大夫帮助，过此冬至节令，再慢慢恢复。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体会深极了。我们家属一定配合医生，尽一切努力，促使一步步上台阶。时届隆冬，气候寒冷，希望您亦多加保重。……
薭云大嫂的信，以十分克制的心情，谈了唐弢病情变化的几个阶段：病情危急时的治疗失当—病情恢复较好—退步较大。距此信仅仅半个月的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唐弢同志便永别了他所眷恋的世界。这么一个不愿死的人，如何未能抢救过来，是直到六月底七月初读了唐雨门和唐若霓兄妹的文章，才获知整体的悲惨印象的。人非草木，未免有情。当他去世半年之际，我挥泪写成七绝四首：
医疗等级太森严，救死扶伤叹枉然！
饮誉神州半世纪，奈何学者不如官？
忍将一纸蓝皮本，贻误千秋卓越才。
留得残篇鲁迅传，应如雕像立灵台！
一命呜呼四海传，江南塞北两凄然。
弥留反顾蓝皮本，遗憾重重欲问天！
人生要活忒艰难，岂止疆场过五关？
听取晦翁临别语，催人涕泪满青衫！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
（原载《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彭城何处霸王宫
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留下的古迹很多。有个古迹叫黄楼，但是谁也没有见过，只能隐约指出其遗址在徐州之东黄河故道处。至于这个黄楼是怎么建成的，就更鲜为人知了。
徐州人民每到霪雨连绵、黄河故道泛滥之时，都要记取北宋年间曾任徐州刺史（太守）的苏东坡在九百多年前（北宋神宗熙宁十年，一〇七七）率领徐州人民抗洪抢险的德政。但在抗洪之后，苏东坡却干了一件坏事，至少是干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他竟然拆毁了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厅，取其器材，在徐州东门建筑了黄楼。今天看来，霸王厅和黄楼都是古迹，原不必评说其是非得失。但是，在东坡守徐州时，霸王厅却是古迹。他把当时已千余年的古迹拆除，修建一座黄楼，似乎要假借霸王的威风以镇压河伯的暴虐。今天看来，孰得孰失，是十分明白的。从东坡当年的威望说，一声号令，何患无建筑黄楼的器材？根本不需要拆毁霸王厅嘛。但是，东坡见不及此，竟拆除古迹以建黄楼，要借重楚霸王的亡灵以镇压洪水。岂非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其实，当时的苏东坡并不是孤立的，经常有一批文人学士周旋于他的左右，只是谁也不加劝阻。相反，在黄楼落成之日，“诸名人王定国、秦少游、黄鲁直及弟子由等，作诗赋以张之”。这种盛举，在今天看来是令人遗憾的。黄楼与霸王厅相比，人们是宁愿要霸王厅的。如果当时东坡不盖黄楼，或虽盖黄楼而不拆毁霸王厅，则霸王厅可能岿然尚存，为今天的旅游者所争先瞻仰。
可惜的是，千百年来竟无人提起此事，对苏东坡之所作所为，未能一分为二，只是一味歌颂，未免影响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由于他干了一件坏事或蠢事，不仅旅游者不能瞻仰，连史学家也无从考证。项羽在徐州的遗迹，只有一个戏马台尚可依稀指认。但其历史意义就远非霸王厅可比了。惜哉！惜哉！无怪后人慨乎言之，并有诗曰：
三叹虞兮一命终，彭城徒有霸王宫。
欲知遗址今安在，须梦糊涂苏长公！（注）
注：苏轼在兄弟行中居长，当时人尊之为苏长公。
（原载《文汇报》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追忆翻译家汝龙
猛然听说四十年的老友汝龙在去年七月十三日去世，不觉两眼发黑。他是苏州人，别号及人，一九一六年生。作为一位当代的著名翻译家，读者是并不陌生的。我和汝龙相识，在一九五二年春天，那时，我们同在太湖之滨的一所大学教书。为了准备院系大调整，从旧社会遗留的大专院校，都在搞知识分子学习运动，除了上课，关于运动的会议比较多。汝龙因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总是夜以继日，干到子夜才就寝。其时，他正从刚收到的《苏联文学》英文版上译出一个长篇《大学生》，将由巴金创办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有一天晚上，我因获悉第二天上午要开全院大会，便去通知他早点睡觉。他正在改《大学生》的清样，争取于暑假期间问世。我问他：“你同巴金熟悉吗？”他笑一笑，说：“今天不早了，明天散步的时候，给你聊聊有关巴金的故事。”
次日黄昏，我们漫步校外，他突然问我：“你不是老北京吗？你知道三十年代北平有一所四存中学吗？”我说：“有的，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是吗？”“对！”他说，“四存中学有两位青年，不到二十岁，就被卢沟桥的炮声轰出了校门，茫茫人海不知何去何从。那时，许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便是失业，何况中学生？”我说：“对！我也是被日本侵略军的炮声轰出大学校门的。当时曾一度西望延安，终于向大西南流亡了。”
汝龙注视了我一下，打断了我的话头：“那就不是大江东去了。那对青年跟你走的大方向相同。他们爱读巴金的小说，满脑袋的高老太爷、觉新、觉民、觉慧、鸣凤……对巴金其人其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打听巴金去了重庆，他所创办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将要复业。他俩便作为巴金的崇拜者，联名写了一封自荐信，试投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其实，他俩连具体的地址都不知道，只是凭巴金的名气大。哪知日本侵略军在七七事变后仅仅二十天，便占领了北平。那对青年是在北平沦陷前两天到天津租界，又沿津浦线狼狈南下的。他们回到苏州老家，人间天堂的形象已大为改观，只好从上海乘坐开往武汉的江轮，在甲板上度过了二十来天。到了武汉，又换乘去重庆的小火轮。停停靠靠，上上下下，又花了二十多天，才到了重庆。”
我说：“他们简直有宗教徒朝圣的坚定信念，难道不感动巴金吗？”汝龙说：“他们毕竟是年轻人，在行动上，有明显的冒险性和盲目性；但是，确有一股信念，促使他们忘记了恐惧、挫折、悲观、失望等等情绪，乃至忘了月日，糊糊涂涂，一到重庆，便都清醒了。那时，下江人都拥挤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城市，重庆倒还秩序井然，闻不到硝烟味。”
我说：“我就是从武汉而长沙，又被迫到桂林、贵阳，最后到重庆的。”汝龙说：“那对青年当然不认识你。他们到达重庆，就到处打听文化生活出版社，到处打听巴金。找了十来天，路费快花光了，终于在一次集会上，仿佛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吧，按图索骥发现了李先生。这是那对青年对巴金的习惯称呼，实际是他们以巴金为师。巴金一见他们的疲惫相、狼狈相、天真相，迎面就说：‘你们真的来了？’他的表情严峻中有轻松，忧戚中带喜悦。他们等了一下，便跟随李先生走了。此后说来话长。巴金跟他俩谈话，轻声慢语，可能带点考问，像要把那对冒天大之险的青年写入他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中去一样。但是，他没有多话。只是说‘文化生活出版社是要恢复的，也需要几个工作人员。但是，不敢公开招聘。流亡青年太多，招一两个人，说不定报名的就有一两千，甚至一两万，实在难于招架。你们是高中生吧？中文当然有基础；英文呢，你们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可能看、读、说、写，都还不错吧？先住下来，第二天详谈。’就这样，那对青年便与李先生——巴金先生认识了。”
我说：“这就是你要给我讲的关于巴金的故事吗？”汝龙说：“这只是故事的开端。有这么个开端，你是善于分析小说人物的，据此，也可以思过半矣。”我说：“我是个急性人，照你这么慢吞吞地讲故事，真要讲成巴金的长篇小说了。能不能像鲁迅的《一件小事》那样，节奏快一点？我关心的是那对青年中有没有你在内？还有那一位是谁？”汝龙说：“你不是三十年代就写诗的吗？诗是讲含蓄的，诗是要给读者留点思索余地的。还有两个月就放暑假了，我们都要回北京歇暑的，请听下回分解，如何？”我点点头，还是追问一句：“这么长的抗战时期，你翻译了多少东西？出版了几部作品？”汝龙说：“翻译的稿子很多，没有精确的统计，我是把翻译的过程当作精通外语的过程，先是扬长避短，翻译英语作品；后来觉得一门外语不足应付，又开始自学俄语。但认真学俄语，却是从解放后才起步的。”
我说：“抗战七八年的漫长岁月，难道一部译作也未出版吗？”汝龙说：“的确没有。处于日寇轰炸下的重庆，真叫国难当头，很少想到出书。我的译稿大约有二百多万字，满满两麻袋，曾请巴金看过，他很高兴，但他要求严，从不提及给我出本书，只要我一改再改，精益求精……”我越听越觉得他说漏了嘴，不禁插嘴道：“原来你就是那对青年之一呀，对不对？”他不理会我，仍然沿着他的思路说开去：“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才译出了高尔基的《阿托莫洛夫一家的事业》。那时，我的俄语尚在初学中，主要从英语转译，重要的地方对照了俄文版。现在你看到的《大学生》校样，也是从英文译出的。”
我说：“我看过几段译文，语气不像外国人说中国话那么欧化，倒像中国人漫谈外国的人和事，既自然，又亲切，很有中国味儿。你是硬译的呢，还是直译的？”他说：“我没有想到过鲁迅的硬译，也没有想到别人的直译或意译。只感到把外国文学引进中国，有如汉语和外语的联姻，必须协调。李先生很欣赏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既忠实于法文，也切合于汉语，像读创作小说一样，他鼓励我向傅雷学习。我现在就把重点放在如何用汉语恰如其分地表达异国情调，要求自己的译文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我连连点头称是，并且说：“啊，你讲的巴金的故事，就是讲巴金和你的故事嘛！到此为止了吗？”汝龙说：“这还如同小说的情节的发展、高潮和结尾，等暑假时期到北京再说吧。”可是他又紧接着说：“老吴，我的生活不惯，实在不堪为人师表。我这个副教授下一年不想再应聘了。”汝龙的这番话，是因为解放初期的大专院校还沿袭聘任制，在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教师才视同干部。但汝龙的生活习惯的确不适应当时的教师生活，决心辞退了。
一九五二年的暑假，我和汝龙都从无锡回到北京，才发现他住的达智营和我住的白庙胡同，都在西单市场附近，两条胡同实际是一条南北向的通道，他家在北头，我家在南头。我和汝龙两人的嗓门都很大，出门走十来步，大叫一声就可以遥相呼应。这样我们的往来便密切了。刚回北京初访他家时，颇带一点喜剧性。我拉拉门铃，由一位三十左右的女同志开门。她听说我姓吴，连忙朝北屋喊叫：“及人，吴先生来了。”汝龙穿着拖鞋，有如倒屣相迎。经过介绍，开门迎我的是他的夫人文颖同志，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翻译家。他家是一所旧式的四合院，院子呈长方形。他说：天有点热，就在院子里坐谈吧。他指着一把藤椅请我坐下，并且说：这是李先生常坐的。据了解，解放初期，巴金到北京，如果不是开会，一般都住在汝龙家里。他家宽敞、通风，交通也便利。我的悟性告诉我：巴金与汝龙夫妇，亦师亦友，感情是深厚而真挚的。他送我出门时，附耳而言：“老吴，我要讲的故事到了高潮，要宣布结束了。”他的夫人在一旁，抿嘴而笑。我回答说：“尽在不言中，你比诗人还要诗人。”汝龙连声说：“不敢！”便在笑中握别了。那年暑假，我们的过从是密切的。
当暑假快结束时，汝龙来我家，劈头问：“你还要去吗？不是只‘借调’半年吗？”我说：“我曾争取留在北京，在上半年已做过文章了，但江苏方面硬说工作需要，下半年起，要院系大调整，把东吴大学、社教学院、苏南工专、无锡国专、苏南文教学院等院校合并为‘江苏师范学院’（即今之苏州大学），我被任命为筹建委员，看来所谓‘借调’半年可能就像黄鼠狼借鸡了……”汝龙说：“你这比方欠妥，可以照聘约力争，江苏总不能把你当鸡吃掉吧？”我说：“我打的比方，重点在歇后语的有去无还。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不能以词害意。不过，我的家属还留在北京，寒暑假仍能见面。”汝龙说：“我也不能久呆北京，工作单位在上海平明出版社。好在从苏州到上海个把小时，闲聊的机会多着呢！”
当时，从那次别后，彼此都很忙，再也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了。直到一九五三年一月，我到北京过寒假，他送我一本刚刚出版的《大学生》，作者并不知名，但发行后颇为畅销。汝龙算是一炮打响了。他告诉我，他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也快问世了。我就顺便请他谈谈翻译的问题。我问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看法如何。他说：“信与达是应该坚持的，至于‘雅’直接与‘雅俗共赏’相对立，难于苟同。在清末严复用古文翻译外国的东西，求其‘雅’驯，并不过分。我们今天用口语翻译，就不应把‘雅’和‘俗’对立起来，如果译笔流畅，‘俗’也可以变‘雅’，译得不好，‘雅’也可以变‘俗’。区分译文的雅俗，要从整体着眼，不能抠字眼。”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他继续说：“李先生（巴金）的译文，傅雷的译文，有些段落就‘俗’得很‘雅’，而且颇有神韵。因此，我的译文坚持向前辈学习，要稍微改动一下严复的三原则：‘信、达、雅’之外增补一个‘神’字，使译文具有汉语的神韵。”我说：“补充得好！希望你坐而言，起而行。”汝龙说：“我的俄语基本上可用了，计划翻译高尔基全集、契诃夫全集，而信、达、雅、神，便是我的追求。”我说：“这也体现你的译文的独特风格，祝你成功，祝你丰收！”我紧紧地握着他那双勤奋的手。
从此，直到一九六三年，整整十年，运动颇多，变更非一，我们也很少通信，只知他已调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则从苏州而南京，又至徐州，地理距离北京近了，心理距离却远了。但仍先后收到他译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高尔基的《人间》。他的来信，热情依旧，称呼不改。一九六四年我去北京，门庭依旧。他见了我，对十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情况，探询较详。听说某某老友成了某某集团分子，某某老友成了某派分子，某某老友虽然依然故我，却已深居简出，不苟言笑，他不禁唏嘘久之，并且说：“要是我当年继续教下去，照我的生活习惯，不划成右派分子才怪呢！”我本想只看看他就辞去，而他却坚持一如往例，要替我压压惊，到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一顿！我只好客随主便。于是他的母亲、夫人、女儿以及和我同去的另一位老同事，一行六人，以半小时的“卫生散步”，便从西单到了宣武门外的四川饭馆。汝龙还提了饭盒等容器。他说，这是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养成的节约习惯，凡去吃饭用餐，总要把剩下的尚可食用的荤菜带回来。遗憾的是，那一次他虽然叫了满桌的菜，却所余无几，值得带回的更少。我说：“我一向吃得多，虽点酒不尝，却是吃菜大王。”汝龙大笑：“正须如此，吃光喝光，身体健康。”汝龙全家是苏州人，吃什么，都很秀气。在饭桌上聊天，得悉他正在对照俄文版，重译《复活》，至于所译《契诃夫全集》也已出版了好几本，他后来寄给我一本《契诃夫论文学》。至于《契诃夫全集》，他说等全部出齐后再送我一套。他告诉我，他的编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无须坐班，只是每星期三参加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其他时间都由自己支配。他那时比十年前更胖了，我劝他劳逸结合。他在十年前和我吃包伙的时候，从不忌嘴。他经常说，先满足口腹之欲，出现腹泻，服两片S.G.（止痢片），就恢复健康了。其实，这是他鼓励我多吃，吃什么东西，只要合口味，吃了再说，顾虑太多，反而影响健康。
从一九六四年暑假与汝龙话别后，不到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可不同寻常，彼此信息隔绝。直到一九八一年十月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到北京开会，曾利用会议间隙，到达智营旧居看他。拉了半天门铃，才有人告诉我，汝家仍住在达智营，但不在原来的四合院了。我找到新址，见到他的母亲、孩子、夫人都很健康。汝龙听说我已能到北京参加纪念鲁迅的大会，表情豁然开朗，大声说：“活着就是幸福！”他住得比过去拥挤得多，没有院子，但他仍然保留一间书房，陈列他的译著。他说：“只要从‘文革’活过来了，就有信心完成我的未竟之业。工作条件差一点，且不去计较。中国有句古话：穷则变，变则通，‘四人帮’垮了台，我们都会变得好起来的。”他说话的风度一点儿也没有变，只是面部出现了不少老人斑，显得苍老一些了。他仍要坚持老例，漫步到绒线胡同吃一顿。我告诉他，会议伙食标准较高，不亚于饭店，还是留下时间多聊聊的好。他也不坚持，从书架上抽出几本契诃夫文集给我翻阅。我发现他的译文，真提升到了信、达、雅、神的高度，他译得多，译得好。我说：“你成了当代翻译苏联和旧俄文学的专家了。我向你祝贺。”他说：“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就，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鲁迅说的韧性的战斗精神，锲而不舍的精神。外因就是机遇，也就是机会和际遇。我要不是遇到李先生（巴金），就不会有今天。你是老朋友，见过我的手稿，那上面的确洒满了汗水，不是坚持韧性的苦干，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成果（他指着书架上陈列的译著）？李先生是谦逊的，也是严谨的。他很少提到我和他的关系，但是，我却怎能忘怀他的赐予？你是知道唐朝有个诗人白居易的，他写诗力求老妪能解，虽是传说，却对我颇有启发。我也希望自己的译文，凡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都能读懂。我发现有些欧化的译文，实际是译者都没有通晓原文，译文便欧化得‘四不像’了。我的追求是信、达、雅、神，早已和你聊过，可能尚未完全做到，但我是坚持下去的。”我对他的追求再一次表示我的祝愿，坚信他是能够如愿以偿的。我说他的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体会，正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我还告诉他，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专程到上海看望过巴金，算是真的认识了当代的文化巨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还在《文汇报》发表过一首赠巴金的诗吗？你把李先生家的草坪比成鲁迅的‘百草园’，比得真美，比得确切。我不懂诗，诗意却从草坪里流露出来了。”
我和汝龙在这一次见面后，整整又是十年，只通了几封信，他告诉我搬了家，搬到北京西便门去了，比达智营要偏远一些，住房条件可改善多了。这十年间，我虽多次到北京开会，却因他住得较远，而我没有留出探亲访友的时间，会议一结束，就匆匆忙忙南归了。因为汝龙年龄比我小，便往往以自己的健康情况，推测他的健康情况，从来没有想到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的一次长谈，竟成永诀！
汝龙是中国当代自学成才的翻译家。他的译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他自己从不公开宣扬，巴老也很少提及。但我在痛惜之余，他的勤奋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动；他的声音笑语，老在耳际萦绕。为了难于忘却的纪念，匆忙写下了和他相处的一些情况，希望中国的翻译界多出现几位汝龙式的自学成才的专家，多出现几位巴金式的伯乐。
（原载《文汇报·笔会》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