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林语堂
我向不善欢迎要人，站码头，踱月台一类的事。这回却为事势所迫，被人挤到欢迎萧伯纳的前线。而且前线就是埋葬多少情郎痴女的黄浦江畔。在不得已伫立江畔二小时的这会儿，我觉得世上的水实在很多，到现在想起萧翁就会有水乎水乎之感。我们孔子也早有“美哉水”的感慨……
时为正午，在孙夫人客厅。萧翁正坐在靠炉大椅上，眼光时看炉上的火，态度极舒闲，精神也矍铄。大凡英国人坐在炉边时，就会如在家居的闲适，这就是萧翁此时的神态。他一对浅蓝的目光，反映着那高颡中所隐藏怪诞神奇的思想。蔡先生与孙夫人都在座，但是还有几位客人未到，所以我们随便闲谈。我们谈起萧翁的二位作传者。我说赫理斯比亨德生文章好。
“文章好，是的。”萧氏回答。“但是赫理斯这个人真没办法。他穷极了，所以要写一本耶稣的传。书店老板不要，教他写一本萧伯纳的传。这是他作传的原因。但是他不知我的生平。他把事实都记错了。刚要脱稿时，他不幸逝世，将手稿托我出版。我足足费了三个月光阴编订纠正及增补书中所述的事实，但是赫氏的意见，我只好让他存在。”
“赫理斯说他原要写耶稣的传，但是据说下笔时情感太冲动了。所以写不下去。”我勉强凑上说。
“是的。赫理斯遇见与狂浪的人在座，他便大谈起耶稣人格之高尚，但是与安立干教牧师同席时，他又大放厥词——一如同巴黎最淫荡的神女交谈一般……他死时，只是留给他的妻子两袖清风。”
“我想他的妻子现在可以拿到这本书的版税吧？”自己想不出什么妙论可发挥。
“自然的。可笑的是，我的一些朋友写信给我，对书中许多奚落我的话提出抗议，说赫理斯不应该说这些话，而我却替他发表。其实这几段话是我自己写的。”
萧氏讲话之时，浅蓝的眼睛时时闪烁，宛如怕太阳光一样，使人觉得他是神经锐敏的人，有时或有怕羞的可能。最特别的就是他若有所思时，额头一皱，双眉倒竖起来，有一种特别超逸的神气。这就是萧伯纳的讽刺画中常看见的有名的眉梢。
我看这位身材纤瘦的爱尔兰文豪，想到他纵横古今语出惊人的议论，使读其书的人，必生畏心，以为此老不可轻犯。然而一见其为人，又是朴质无华的文人本色，也是很近人情守礼法的先生。因此我想起他素来以真话为笑话的名言；常人每以为萧氏的幽默，出于怪诞炫奇，却不知这滑稽只是不肯放诞，不肯盲从，而在于揭穿空想，接近人情，撇开俗套，说老实话而已。不过要近人情说老实话就非有极大的勇气不可。谁敢奉行耶教十诫中勿撒诳的戒条，老实说婚姻是怎么一回事，恋爱是怎么一回事，便非被社会认为狂悖不可；这是萧伯纳被人认为怪诞的缘由。
在席上，萧氏谈到素食、中国家庭制度、大战、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问题。他只是在他学用筷子夹物之时，随便扯谈的，顺当自在，诙谐俳谑，然而在我们听来，真如看天女散花，目不暇顾。
萧氏说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只教人莎士比亚剧文的笺注出处，某语出于某典，某人生于何时，学生预备功课时，也尽力强记这琐碎的笺注，以应课堂上的考问，却未曾把本文一气读完，而得其神趣。结果这些学生一听见莎士比亚的名字就头痛，终身不敢翻开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又说在大战时，英国士兵与德国士兵倒没有恶感。“英国人与德国人从来不吵嘴，他们相见于疆场，只有拿起刺刀，你不杀死我，我便杀死你了事。但是英国人却痛恨法国人，法国人又痛恨美国人，到了欧战将终的时候，这联军的恶感已达到极点。”
“我们以前常讲战士的英勇。但是欧战以来英勇已成历史上过去的事实。大战中没有人说，他自己的勇气，只有说他的恐惧。现代战争的残酷凶狠，已到极点，凡头脑清楚则稍自爱的人都非屁滚尿流不可。”
“我曾经听见一般尚战论者，大谈战争有益于人类的品性，鼓励牺牲，英勇，大无畏精神，就对这些人提出一种消灭战争方法。我提议我们在每年秋操时候，废除阅操典礼，因为这阅兵是不杀人的，所以不会提高人类的品性。应该叫那些尚战论者自己到野外去，真枪实弹去互相厮杀。如此可以满足他们食人的野性。”
餐后大家到花园中，那时清凉的阳光射在萧翁的白发苍髯，萧氏人又高伟，有一种庄严的美丽。这几天连日微雨，所以我们想萧氏对于上海的印象未免不好，因为上海的云天太多了。
“萧先生，你福气真大，可以在上海看见太阳。”有一人说。
“不，这是太阳的福气，可以在上海看见萧伯纳。”这位机智的爱尔兰人回答。
我想到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我也总算见过他了
邵洵美
萧伯纳总算来过了，我也总算见过他了。和他会面不满20分钟，可是我并不觉得时间的短促；要写篇印象记，我一样可以写得很周到。
我是在笔会见到他的，把他抢到笔会来，其中的确经过了不少麻烦。他的照片我早就看见过不少；记得剑桥的菲子威廉博物院所陈列的一张奥古斯丁·约翰所画的萧伯纳像曾经使我羡慕过好些时候，因为要请约翰画像据说不是钱买得到。
他就跟约翰所画的像完全一样，皮色红到发嫩，胡须白到透明；假使他的性格不是那样吝啬，那他简直是个圣诞老人。
他在上船以前，据说就声明不演讲。本来谁要他作冗长的演讲，我们怕不会去翻他每篇剧本前的长序。他在笔会就很幽默地说了不上20句话，那才是难得的珠玉。他说做文章出名并不是什么奇怪事情，我觉得他并不在讲真话。梅兰芳很愿和他交朋友，他回答说，爱尔兰人全靠不住，这倒是一个靠得住的供状。就这一句话，我就觉得比十部卢梭的自传要忠实。萧伯纳将来要是成仙，就是此地种的善根。他自己简直承认他自己是仙人，因为他吃素。他说他把蔬菜当酒肉一般地来享受。
也许是我早有了成见，我就觉得他20分钟里没有一忽不显露着他那吝啬的性格。他连一句话都不愿白费。临走，他说“我得走了，那边有五千个新闻记者在等着我”。我想他这句话也是有用意的。但不知是说我的新闻记者人数虽少而喧哗得像有五千雄兵呢，还是说只看见人头会集而不闻有人发有意义之问话？
老实说，我对于他的印象并不坏，竟然可以说极好；可是在那短短的20分钟，我却并没得到多少快感，因为我自从他踏进门一直到他跨上车，我就在防备着他会带着笑骂人。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文豪萧伯纳的诤言
廖沫沙
我国抗战六周年纪念日，盟国的人民和领袖都来电祝贺，赞扬我们，鼓励我们，因为我们中国是第一个举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大纛的国家，因为我们虽然在物质条件异常困难之下，艰苦抗战了整整的六年。
现在我们已经踏入了抗战的第七个年头，胜利的日子虽已不远，但这个时候也正是最紧要的关头，胜利不会自己飞来，是需要我们努力来争取的。
大文豪萧伯纳在七七纪念给我们的贺电中说：“中国之前途，则已充满希望，愿勿令此希望复陷于失望。”这是给我们最好的鼓励，也是给我们最好的诤言。怎样才无负于这种鼓励，不忽略这种诤言，却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力量，谨守原则：加紧抗战，加强团结，力求进步！
附：盟友们的箴言
（本报莫斯科七日专电）……名作家萧伯纳之语：“当余生时，中国在文明世界中正濒于绝望之境！今余老矣，中国之前途，则已充满希望，愿勿令此希望复陷于失望。”尤使吾人警惕。
（原载1943年7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短评）
萧伯纳之新选集
王统照
再活一百年我可成为一个胜任的内阁阁员。
——萧翁之新风语
流行世界的牛津版世界名著丛书（亦称世界古典丛书），新近刊行一种精美装订版本，包罗近代世界名家的文艺作品（在美国出版），其第一号即萧翁的Back of to Methuselah（编者注：中文为《回到玛土撒拉》）。原由牛津出版部请求萧翁选定一种著作作为这个新版丛书之一。萧翁遂选定了这本在“创造进化”中的信念的灵活妄想。他把这本书的著名序言裁去，免占好多页数，新加上一段附白，宣称“一本世界的古典书或者是空无所有”。
1922年此剧曾由美国剧业公会在纽约的百老汇上演，观众的成绩并不见佳。幸有萧翁风格的崇拜者谈论此剧本身的炫耀力，比较上还不算寂寞罢了。萧翁的各个戏剧，小部分是靠着他那戏剧天才的“隐德来希”（energy）。而大部分则靠着他的涉想——即他所想最先与最后的事物（可说是始与终的实在）。
萧翁的擅长在此，轰动世界的伟名在此。可是他在那些剧本所奢费的无可匹敌的写作，却不能使一个读者感到他曾把握住若干事物，或一听者曾经在实际上碰到他的剧本中任何事物。
Back of to Methuselah中之古典部分——确像一本戏剧——是书中之第一部分，是一个伊甸园中美丽的萧翁风格之喜剧。其第二部则见逊色，中有纪元后2170年与纪元后3000年、纪元后31920年的三种布置。
至于此剧之主题，其生动有效处，在1947年与在1921年正复相似，即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与管制生活两俱良佳，我们却渴望着活得更长久些。我们的政治家“对于他们的职业还不十分衰老呢”。如今，一位勉力撑持90岁的萧翁，在那篇附白上曾加写道：
虽然我距离大家所想的那么聪明与极好的报告是差得多了，我在政治上的才干并不在一般人之下。对于我，去管理几百万人民比管理一个12岁的童子还更能适宜啦。在身体上我固然荏弱，我的感觉，我的火车头的气力，我的记忆则腐溃至一种程度，即，如果我坚持着一定活下去，准会威胁着使我成为一个司楚远堡（按：司楚远堡[Strulabvug]乃英国著名狂生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衰老人物之一，他们一下生前额上便是一个记号，及至他们到了八十岁高龄，在鲁加纳格王国中Kingdom of Luggnagg便以公共的花费把他们供养起来）。可是我的心意则仍然觉得其继长增高的可能。……（如果）生命力能给我一个与我的心意一般经久不衰的躯体……我便开始政治上的课程，像一个低等文官，且于另一百年或在不多的岁月之中，我可进展而成为一个胜任愉快的内阁阁员。
（原载《微音集》）
鲁迅和萧伯纳
张华
萧伯纳是鲁迅会见过的有世界声誉的大剧作家。由于旧中国反动当局的腐败和对文化事业的摧残，当时中外文化交往濒于断绝，加上鲁迅长期处于被迫害的境地，所以虽然他生前就已是闻名世界的大作家，但会见的外国作家却屈指可数：除了日本文艺界若干人士、旅居我国的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斯诺等人外，北京时期似乎只有爱罗先珂，而上海十年就只有萧伯纳和瓦扬·古久里等人了。
一
萧伯纳（1856—1950）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剧作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是优秀的讽刺艺术大师。萧伯纳的名字在旧中国的文化界并不陌生，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介绍到我国来了，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出过萧伯纳专号，译载了他的剧作。萧伯纳作品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辛辣的讽刺，曾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萧伯纳等人联名公开发表宣言，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使鲁迅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萧伯纳是有别于英国巡捕商人的“真的文明人”（鲁迅：《忽然想到（十—十二）》，《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三卷93页），鲁迅称赞萧伯纳的正义行动，并将这记叙在他的杂文里。
1933年，萧伯纳有远东之行。到达上海后，在宋庆龄先生寓所，会见了鲁迅，萧伯纳是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之邀到宋宅去的，同时会见的还有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据宋庆龄先生最近撰写的回忆文章：萧伯纳当时已经受到英政府的警告，所以很少发言。可是，资产阶级的新闻界，却又偏偏抓住他不放。他们谈不上真正尊重这位进步剧作家，只是想借重名流，要萧伯纳嘴里说出些对他们有利的话语，又藉同他的交往来标榜自己。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萧伯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丑恶的无情揭露者，他决不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所利用。萧伯纳一到香港就劝青年学生革命，研究革命书籍，在他一路上发表的谈话，形式上有些俏皮，但却都是真话，包含着苦味的真理，是一支支向反动势力射去的箭。于是，资产阶级舆论界哗然了，帝国主义和它的奴才们在报刊上向萧发动了围攻，萧伯纳成了众矢之的。
鲁迅当时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上同萧伯纳是不同的。但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萧伯纳作了全面的观察和分析，认识到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这一点上，萧伯纳是同一战线的同志和战友。反动舆论界对萧伯纳的攻讦，决不仅仅是对萧伯纳个人人身的侮辱，而是向整个社会进步势力的挑战。所以，鲁迅从“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鲁迅：《两封通信（复魏猛克）》，《集外集拾遗》1973年版394页）角度上考虑，坚决起来支持萧伯纳，为他辩护。这一时期鲁迅写了很多有关萧伯纳的战斗的杂文，并且编译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
《萧伯纳在上海》是在鲁迅亲自提议和主持下，由鲁迅和瞿秋白同志共同编译的，并且是以鲁迅笔名之一“乐雯”署名的。这是一批很有意义的文献。全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文化界对萧伯纳来华的反映，其中一批文章表现了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化界对萧伯纳真诚的欢迎、歌颂和爱戴。第一部分的另一批文章和整个第二部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报刊攻击萧伯纳的言论，把这些反面材料收集起来，目的在于把这些材料制造者的反动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通过编译者所加的附记、评注和按语，通过第三部分对这些材料的比较和分析，反动舆论界造谣、捏造和恶意诋毁的真相，赤裸裸地显现在读者面前。第四第五两部分对萧伯纳作了客观的科学的介绍。这一本书，洗去了反动报刊加在萧伯纳身上的污垢，还他以本来面目，一个卓越的进步剧作家的形象，在中国读者心中树立起来，而造谣者的卑劣行径，也为广大读者识别和唾弃。
鲁迅这一时期关于萧伯纳的重要杂文和他所编译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是中国人民和爱尔兰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记录。而萧伯纳同以鲁迅为首的进步文化界的亲切会见，是两国人民友谊史册上珍贵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