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矛盾
鲁迅
萧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的口试——然而下了第。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一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受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原载《论语》十二号，1933年3月1日）
关于萧老头子
全增嘏
要是我是“萧伯纳专家”，我一定要写一篇论文介绍他的作品和思想；但是很惭愧，当代的中国人里面恐怕只有我没有看过他的全集。（起码，我所知道的人仿佛个个都看过他的全集一样。）
要是我是“社交新闻”访员（Society News Editor），我一定可以很详细地报告大家那天“笔会”欢迎萧伯纳的席上有些什么名媛在座，而那些名媛穿的是什么衣裳——是印度缎？还是锦底绸？——用的是什么香水——是“Narcisse Bleu”？还是“Let'aime”？但是，很不幸的，论语向来没有所谓“社交新闻”一栏，而同时，我也根本不是一个“社交新闻”记者。
要是我那天站得同萧伯纳很近，我还可以写一篇素描，让大家知道萧伯纳的牙齿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的领带是红色还是蓝色。但是可惜我坐得很远，所能看见的只是那些把萧老头团团围住的人的背影。
不得已而思其次——想提起笔来，胡乱恭维萧伯纳一顿——又恐怕读者骂我，说我犯论语社第五条戒条。
这不是，那也不是，还是让我来谈谈鲁迅罢！
标题是《关于萧老头子》，而文中却来谈谈鲁迅先生，原因有二：第一，“笔会”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也在座。（要是这个理由不充足，推翻之也不妨。）第二，鲁迅与萧伯纳颇相似，所以可以并题而谈。譬如说罢，萧伯纳是社会讽刺家，鲁迅也是；萧伯纳是提倡社会革命者，鲁迅亦然。虽然如此，二人究竟不同，因为萧伯纳已经是个百万富翁，而鲁迅每年所收版税虽多，然还是不能像萧伯纳一样满不在乎地几千块钱美金环游世界。
鲁迅不是百万富翁，怕的只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要是他是英国人，他也会像萧伯纳那样地骂美国人而同时叫他们非买他的书看不可。那样一来，他的家当就不成问题了。
还有，萧伯纳之所以成名，一部分的原因未始不是因为英国有一般贵妇人和社交明星捧他。但可惜中国的所谓社交界只学会了西方的狐步舞，到如今还没有发现鲁迅。所以结果《阿Q正传》不能像《华伦夫人的职业》那样的畅销。
外国人好奇。萧伯纳培养种种怪癖，正是迎合这种心理，以作自己的宣传。但是中国人呢？要是鲁迅忽然吃起素来，头一样，就恐怕不会引起注意；第二样，就会引起注意，也不会有人争相效尤。因为在中国吃素只是吃素，决计不会成为一种“主义”（Vegetarianism）。
仔细想来，也恐怕只有英国才能够有萧伯纳这样的怪物。要是在中国，像他那样不客气地讽刺这样，批评那样，恐怕早已经被军阀枪毙了。
中国无言论自由——这或许是鲁迅永远不会成功萧伯纳的一个最大原因！
2月20号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萧伯纳与美国萧伯纳与美国
林语堂
萧伯纳向来不到美国，虽然美国是他戏剧表演初次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版税拿得最多的国家。这回大不列颠皇后，虽然要绕行美国，由西岸经过巴拿马运河而再到东岸，萧伯纳却早已声明不要借此机会游美，最多像他看上海一样，岸上走走罢了。有一次纽约五百名人，包括作家、诗家、戏剧家，及表演萧剧有功而且对萧极有好感的演员如Mrs.Patrick Campbell等，飞电邀请萧翁到纽约，萧氏仍旧不肯答应。他的理由很简单：“所有好的美国人都跑来英国找我，我为什么还要到美国去？”（萧对电影明星Adolphe Menjou说的话）萧氏一向是骂美国人的。“我向来最留心不肯对美国说一句客气话，我讥笑过美国是一个乡下佬的国家。美国人常自誉为百分之百美国人，我曾下一个界说：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白痴。于是他们崇拜我，而永远继续地崇拜我。”
萧伯纳常讥笑美国没有自由。有一次他说他不要到美国的理由：“我不愿意看（纽约口岸）自由之神的铜像。我是俳谑大家，但是好俳谑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他说这回美国人都要轰动全国跑来看他。但是都可不必。“也许美国大陆要从此翻沉了，但到底有什么用处？”这有点像耶稣骂好奇跑来看他的群众。萧伯纳说过，假定世界的人懂得伟人心里所想提倡的东西，就会都把伟人缢死。（见本期“革命家箴言”）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萧伯纳与上海扶轮会
林语堂
萧伯纳不要看上海，不得已被邀上岸，却又转头回去了。萧翁见识到底比普通世界旅行家高明一等，他不要看这铜臭丑陋不东不西的小市，到留了四个整天去游览北平。所以这回倒不算萧伯纳饱享眼福看上海，反而是上海饱享眼福看萧伯纳了。只有上海扶轮会会员，抱有极大决心，要不理置萧氏。这自然是扶轮会员的聪明，因为香港的扶轮会已经抹了一鼻子的灰，被萧骂为互相标榜的狐群狗党“Gangs”。其实扶轮会应该大家抱定决心，搭起架子，不读萧氏的书，才是真正的聪明。因为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劝中国青年学生研究共产主义，已吓得上海帝国主义的外商魂不附体，由上海外报的种种论调，已可见其一斑了。向来市侩所组织的扶轮会所表示态度，也与上海英报毫无一致。不过这扶轮会将来唯一流芳千古的佳事，就是在萧伯纳到沪的前一天，他们开会，曾用“国际骂”骂萧伯纳为“Blighter”、“Ignoramus”“发痴”，“Bakayaro”。（见2月17日《大陆报》）萧伯纳向来没有被人骂过“不学无术”，有之自上海扶轮会始。其实这并不是大笑话。假定刘易斯（Sinclair Lewis）也来游历世界，也来路过上海，而上海扶轮会也来请这位Babbitt（编者注：中文为“巴比特”。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巴比特是一个商人，后巴比特一词成为庸俗市侩的代名词）的作者吃饭，那才是天大的笑话。这些扶轮会员若没有读过这本奚落扶轮会员的杰作，也许会真正去招待刘易斯罢。到那时，我们这小城的Babbitts却又非再用“国际骂”不可，而上海扶轮会将有侮辱两位诺贝尔奖金得奖员的稀有荣耀了。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
蔡元培
萧伯纳年已77，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但在前日闲谈中，自言：
“初入老境时，大家觉得萧老了，不必再看他的作品了；到了现在，又觉得萧老而益壮，又要看他的作品了。”
他虽然不大喜欢作庄语，然而这两句话，似乎出于真的感想。
我们的文学家，常有“才尽”或“老手颓唐”等评语，老年作品的减色，容或有之；但萧氏的近作，却还没有听到“逊色”的评判。我想他的两句话，是读者心理的状态。美学的试验，知道吾人对于最新的美的接触，有两种态度：[学]惊其新奇而诧为尽美，或嫌其格格不相入而斥为非美。但此斥为非美的对象，若屡屡接触，则渐与相习，而认识其美点，此为第一转变。若久与之习，则又不觉其美；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此为第二转变。萧氏所说“不必看他作品”的话，当是读者心理上第二转变时期的状况。然后来看他倔强犹昔，不觉又引起好奇之心，加以萧氏游俄以后，能言人所不敢言，尤足引起同情，故又转而欢迎他的作品了。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幽默矛盾萧伯纳
洪深
这样一个体格魁梧精神矍铄的老头子，而是个不肉食者；这样一个威仪棣棣的英国绅士，而是一个充满了革命情绪的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革命理论者，而他的理论大半不正确，缺乏科学的根据，甚而至于有时候听上去觉得是非常反动！这就是萧伯纳！
他说，大学教育不是教育，因为把个人的自由意志都摧残净尽了；这个使人想起他从前是“天才崇扬者”。他又说，代议政治不是政治，因为当初英国人创造议会的目的，原是为要和既成的权威如帝王教堂等捣蛋的；这个使人想起他称赞过墨索里尼的治绩。他又说，我劝学生革命，不劝学生暴力抗斗，因为在马路上与警察对持，一定要被打破头的；这个使人想起他是一个Fabian（编者注：中文为“费边主义”）。他这样的说法，未尝没有相当的理由，但正和他的乡前辈王尔德一样，说的话虽然新鲜可喜，但是“似是而非”的；是part truth而不是whole truth（编者注：此句的意思是：是部分正确而不是全部正确）。
他的论戏剧，也是崇扬天才的。他说：“编剧要从人生中去学习的。我自己编剧的时候，我先认清几个人，把他们的行动言语，记录下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着，像一朵花的开放一样”。当然，等到一个编剧者认清了几个人而能将他们的行动言语，记录下来的时候，一出戏已经成功了。困难是在怎样能认清，怎样会记录，就是怎样从人生中选择一部分有意义的，记录连缀起来，成为一本有意义的戏剧。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最好由自己阅历出来，如萧伯纳所主张。但有许多时候，我们可利用别人的阅历，从别人的阅历中学习。这就是从课堂里，从书本里所能学习的。
只有他说苏俄的他处，是坦直而诚恳的。
末了，还有几句他没有说而别人代他说的话，也不可不记录。关于目前的几个实际问题，萧翁都不大愿意回答。有人问他，东方弱小被压迫民族的出路如何，萧翁未答，而上海某英字报的记者代他回答了：“这些关于穷苦而被压迫人民的废话！谁压迫他们？无非是一群残暴的军阀，自称为××党，唯一目的，为夺取自己人民所有的一切而已。”这种歪曲，在那张外国报无怪其然，据说那张报是代表东方某一个被压迫民族，海陆空军强得不得了，国内有很多残暴的军阀的。
又有一个记者问萧翁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感想。萧翁不肯回答。但是申报用一个defeatist（编者注：中文为“失败主义者”）的口吻，替他回答了：“二次大战，吾人俟其到临可也。”申报记者的想象力，也同某西报的某西记者一样丰富的。
（原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