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萧伯纳是举世公认的讽刺艺术大师。在戏剧艺术中他继承了易卜生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处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又生活于阶级斗争远比挪威开展的当时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帝国，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更为深刻有力，对资产阶级人物的嘲讽更加淋漓尽致。在20世纪的上半期，在戏剧方面，萧伯纳的成就是独步的。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六卷323页）。先进势力和反动势力在斗争中相互都使用讽刺这武器，但反动者对先进势力的“讽刺”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或将前进中的缺点肆意夸大歪曲，从而根本违反了真实，因而也就成了毫无生命力的诬蔑和捏造。先进者对反动落后势力的讽刺则切中要害，深刻地揭露了它们的本质，反映了客观真实，因而是极富有生命力的。
萧伯纳的讽刺艺术就正是后一种讽刺的杰出代表。鲁迅十分推重萧伯纳对资产阶级绅士淑女们猛烈无情的鞭挞和嘲讽：“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五卷165页）把绅士淑女叫作蛆虫是不是违反了真实呢？不是的，这既不是谩骂，也不是无聊的俏皮话，而是揭示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非常深刻地反映了真实。
我们且拿萧伯纳的成名作《鳏夫的房产》来说明吧。剧中的主人公屈兰奇在登场时给人印象是个温文尔雅、清高自许的人，他鄙视他女友的父亲萨托里阿斯，义正词严地痛斥后者的财产“是用压榨、恐吓、威胁以及各色各样卑鄙、残暴的手段从一伙穷得难以活命的人们身上搜刮来的”（萧伯纳：《鳏夫的房产》，《萧伯纳戏剧集》1956年版第一集47页）。但当萨托里阿斯以无可置辩的事实证明屈兰奇的收入也是这样得来的时候，屈兰奇的满腔义愤也就立刻化为乌有，心安理得地用这样得来的钱过自己的安逸生活，并同萨托里阿斯的女儿结了婚。作者对屈兰奇确是作了尽情的揶揄和嘲弄，但这并不是寻开心，或是故意丑化他，而是撕破他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伪装，显示出他蛆虫的本色。萧伯纳指出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都是无耻的搜刮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对穷得难以活命的人的残暴的压榨和剥削之上的，他们漂亮的辞令不过是掩饰自己，欺骗劳动人民。萧伯纳揭穿了这一骗局，说明他同劳动人民，“下等人”是相近的，他的作品对于同资产阶级“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六卷325页），萧伯纳成了“下等人”在文艺上的代言人。
鲁迅在赞许萧伯纳的卓越的讽刺艺术的同时，又严正地指出战斗的讽刺同流于无聊的说笑的所谓幽默有根本的不同。这里所说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健康的幽默和风趣，而是粉饰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所谓“幽默”。30年代的林语堂办《论语》杂志，提倡幽默，企图用插科打诨的俏皮话，粉饰太平，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鲁迅公开声明反对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认为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残暴的中国，是不可能有这种幽默的，要幽默就只能流于传统的说笑话和占便宜。萧伯纳的讽刺是同这种浅薄下流的说笑完全背道而驰的，可是有的人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同这些“幽默家”混为一谈，贬低萧伯纳的伟大，抽去他作品的战斗精神，林语堂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的《谈萧伯纳》一文中，大谈萧伯纳的法螺，把萧伯纳形容为自吹自擂的滑稽老头，这实是对萧伯纳的恶意歪曲。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多次阐发萧伯纳的言论和作品的进步意义，反对这种歪曲，《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里也着重指出他并非西洋的唐伯虎，把萧伯纳同无聊的说笑者严格区分开来。
三
鲁迅热情地赞颂萧伯纳从资产者社会中冲杀出来并反戈一击的战斗精神，并誉之为“伟大的蛆虫”。
上段已经说到：萧伯纳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绅士淑女实质上都是可恶的蛆虫。这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反击：他们叫嚷起来，说萧伯纳有钱，同他们一样，也是只蛆虫。鲁迅起来为他辩护，说道：“我想，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鲁迅：《“论语一年”》，《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五卷165—166页）鲁迅对于萧伯纳敢于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秩序，逆流而进的精神，是十分钦佩的，在上面一段针对萧伯纳的论述中，表现了对他高度的礼赞和尊重。
萧伯纳的出身是寒微的，他出生于爱尔兰城市都柏林一个低级官吏的家庭，家庭的收入微薄使萧伯纳14岁就失了学。父母的离异使家庭解体，逼得萧伯纳年少就去从事社会地位很低的职业，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最初阶段，向外寄稿的邮费都颇费周折。但是，在他进入文学界以后，从生活、教养和世界观上看，应该说属于资产阶级的，或如鲁迅所说，属于“小资产的知识阶层”。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垂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鲁迅：《颂萧》，《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四卷453页）鲁迅的这一段话就是针对萧伯纳而发的。萧伯纳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然而他对自己所属的社会作了勇敢的反叛。萧伯纳同情和欢迎伟大的十月革命，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始终抱着友好的感情，并且高兴地在苏联度过他的75岁生辰。萧伯纳在自己的剧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冰冷的金钱关系，无情地揭露了资产者厚颜无耻和残酷狰狞的本来面目。萧伯纳猛烈地抨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支持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和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这一切都说明：“萧是和下等人相近，而也就是和上等人相远。”
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313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当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起来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恶并预示其必然灭亡时，他是在揭示着真理，也是无情地解剖着自己，同时又是在猛烈地抨击着自己的阶级，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而他本人在这一点上也正在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向无产阶级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萧伯纳既然是这样，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必然要挺身而出支持他，同他一起战斗。
鲁迅关于萧伯纳叛逆资产阶级的评述，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在阶级斗争决战时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的指示是一致的（当然，萧伯纳和鲁迅不一样，他虽然叛逆了资产阶级，但是转变到无产阶级的过程并未最终完成），同时又有着鲁迅自己切身的体验。出身是不可选择的，在上一世纪的最后20年，鲁迅是官僚地主家庭的少爷，如他自己后来在一封通信中毫不隐讳地承认的。这时他身上也必然带有这个阶级所给予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必讳言的。鲁迅的伟大就在于：由于时代风雷的激荡，他参加了挽救我们民族危亡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斗争的实践使他认识到本阶级的罪恶，憎恶这本阶级，背叛了本阶级而成为一个热情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而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后，又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勇敢地背叛本阶级这一点上，鲁迅和萧伯纳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的战士，都是对旧社会作了深刻揭露鞭挞的讽刺艺术大师。但是他们之间又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萧伯纳虽然很早就读过《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几乎可以说在马克思身边（同在一个城市——伦敦）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并且同马克思的亲属有过交往，但是经过漫长的一生，却没能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始终只是革命的同情者。
四
萧伯纳为什么没能像鲁迅那样成长为共产主义者，这个题目太大，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多种原因，我们不可能在此作全面分析。我们只准备谈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鲁迅曾严正指出过的，即萧伯纳过分依赖自己对社会的独立观察得来的印象，而不愿经过周密的思考得出系统的结论，尤其不愿认真研究书本知识，不愿接受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的指导。正因为如此，所以萧伯纳也就轻率地拒绝了当代最先进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最后却堕入了一种英国式的改良主义即费边主义的泥坑。当然，正如列宁所说，萧伯纳“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他比一切他周围的人都左得多”（引自阿瑟尔·兰孙：《苏维埃俄罗斯六周间》，作者系一个英国记者），这也许是他重视“独立观察”带来的一点好处吧！
鲁迅说：“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按：即萧伯纳），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鲁迅同意萧伯纳反对读死书这一点，但立即指出萧伯纳立论的偏颇，认为仅仅观察是不够的。必须思索和读书。结论是要读书，“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三卷431页）
鲁迅的话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相当准确地指出了萧伯纳的根本弱点之一。当然，鲁迅的意思决不是说萧伯纳是一个根本不读书的人，而是说他忽视理论、思想体系的指导作用。
萧伯纳本人正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用“用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的伟大艺术家。他以自己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当时处于首位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社会深处，在他的几个代表剧作里确实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也就因为他过分依赖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感受，而不能深入地严肃地思考，从而得出多少系统的结论和形成较为完整的世界观。尤其是他不愿使自己的头脑让别人的思想跑马，使他不能接受前人理论上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因而使他思想摇摆不定，杂乱无章而又充满矛盾，时而有很正确很精彩的见解，时而又受尼采哲学的影响，时而又附和墨索里尼的言论。同时也使他的剧作在尖锐地指责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后，却又茫然失措，束手无策，不知道依靠什么力量来解决矛盾，不了解社会怎样向前发展，从而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正如他的著名剧作《伤心之家》中的人物爱丽所说：
“你这是没有法子，我们都没有法子；他也没有法子。”（萧伯纳：《伤心之家》，《萧伯纳戏剧集》1956年版第三集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