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1580）。
早春二月的云南。姚安“军民府”衙署。
和煦的晚风送来远山阵阵松涛，明莹的下弦月笼映中的庭花院树，显得那么妩媚曼妙……
赏心悦目的景致现在勾不起李贽的兴趣，他正心事重重地在小小的后花园的石径上踱来踱去。
大道多歧，世路维艰。在漫漫人生途程中，他正面临一次重大的抉择。
自万历五年赴任云南“知姚安军民府事”，三年任期即将告满，是留守衙门，等待新的任免骘黜安排呢，还是决然去官，从此告别仕途，自放林泉？
虽然三年前就有意自劾免归，远离官场，事到临头，真要解官致仕，心中仍不禁七上八下，踌躇不已。
一件件往事涌上心间，一个个念头交替闪现，如骤雨初歇后百水赴川，如两军鏖兵时万蹄纷沓。
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怎能忘却被迫闯荡宦海的初衷呢？
自唐僖宗光启年间迁离河南光州固始，避乱留闽，李氏祖祖辈辈就定居在泉州，依海为生。
泉州古城，是大陆东南沿海一座重要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基地之一。背靠重峦叠嶂，面向辽阔的东海，滔滔的晋江水从西北流向东南，绕城注入泉州湾。这座得天独厚的良港，唐代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城内外居住着许多波斯商人，许多摩尼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海市的兴旺、商业的繁荣，曾使政府垂涎其厚利。“奸臣”卢世荣曾奏请元世祖，于泉州设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积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不过，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庞大帝国，“色目人”是高于汉人的种族，他们到中国经商很自由，这个“奸臣”的建议管不了事。
尽管大海风波难测，经商盈亏莫定，以不畏履危蹈险出生入死之勇，挟筹划算计精明果决之智，终元之世而迄明初，李氏为泉州巨商。自李贽上溯，第八代祖李闾，承借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第七代祖李驽，壮年时航吴泛越，亦是泉州商界巨子。
可是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仅“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甚至“禁民入海捕鱼”，国家严格管制和垄断资本对外贸易往来。如果说实行这种闭关锁国政策是为了防范张士诚余党，那就用不着建国二三十年后仍不解禁并立为永制；如果说是汲取历朝开边的教训，不好大喜功，却连渔民下海都不许，这就难讲是体恤兵民。其核心的指导思想其实是传统保守的“重本抑末”，轻视商业发展；是愚而自用的“天朝上邦”观念。朱元璋曾诏告：“中国之于四裔，犹衣裳之于冠冕，水木之于本源，分至明也。”明朝要的只是“四夷”臣服并象征性地纳贡，根本无意于通商互利。
洪武十七年。李贽上溯第七世祖李驽被征为官商发航西洋，遭逢“忽鲁谟斯”（伊朗）的纷争，被乱，困于异国，遂从其教，在当地娶色目人女奴成家，后历尽艰险携眷归国。由此受到本族人歧视，改姓为林。
上溯第六世祖林仙保，亦夙有经营四方之志，以通晓外语，被录为“通事”（翻译官）；后不乐随侍官差，经商于广东，殁于广东龙州县。
上溯第五世祖林恭惠，亦以谙译语，被荐为“通事”，伴引日本诸国使者入贡京师。然而，如此非官非吏，又不得承祖业经商，家道遂一蹶不振。
其时已至15世纪中叶，日本政府正纵容商人与海盗向中国拓展；稍后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在鼓励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寻找“黄金国”，支持海盗商人开拓殖民地。15世纪末，意大利人哥伦布和亚美利哥“发现”了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绕好望角，沿东非海岸进入印度洋。至李贽出世的前十年（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已闯到了中国东南沿海。
中国政府却仍然妄自尊大地奉行着海禁政策。理由似乎更充足了：御倭靖边，维持王朝的安定。愚蠢的闭关政策不仅招致倭患日深，而且驱民为盗，串通外商外寇骚扰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则鲸鲵自息……海市有利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但这种比较开明的意见横遭窒息，并未影响明朝的既定国策。
经商被压抑，失去了祖传的谋生手段，到第四世即曾祖父，李贽的家庭完全沦落为贫民，以致曾祖父母死后很长时间不能入土下葬。
祖父竹轩林公，百思无计，被迫选择走传统的正道，让儿子即李贽父亲白斋林公死了从商之心，改习文墨（李贽原也从父姓林，叫林载贽，考中秀才入泉州府学后，才归宗姓李，避明穆宗朱载垕之讳去掉“载”字，单名贽）。
李贽七岁随父亲白斋先生辗转于“海上”，颠沛流离，一家人勉强能糊口。李贽随父亲训蒙之馆就读，聪慧好学，年十二便独抒己见写出令同学们钦佩的文章。作为长子的他，有义务学有所成而为父分忧。无奈，当时读书不许思索，作文只准按朱熹的传注代圣贤立言，对于他这种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实在是件大苦事。李贽越思索越觉得朱夫子的话往往漏洞百出，欲从不甘，欲辩徒然取扰，真想将那《四书》、《五经》付之一炬！
李贽想到父亲年老体弱，弟妹待婚待嫁，哪得任性废学？且依样画葫芦，随俗揣摩俯仰，诵记用尖新词句包裹的陈词滥调，去科场碰碰运气。
也许是“祖宗保佑”，李贽居然一试即中，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十六岁时，考中了福建乡试举人。只因家境困窘，难措盘缠赴京会试，也不敢再心存一举首登龙虎榜的侥幸心理，怕误了家计和弟妹的婚姻大事，从此他便以举人的资格踏上了仕途。
茫茫宦海，举人是一只不能入编队的小舢板，只能从未入流的小官干起，最高也只能从九品做起，这是最低级的芥末微官。
李贽就禄，被选的是远离家乡的教职——河南辉县的县学教谕；这个不入流的缺还是候补了三年才得到的。
俯首卑职，屈沉下僚，徘徊郎署，苦撑苦熬二十余年，跌跌撞撞爬了七级台阶，好不容易挣到一顶知府的乌纱帽，幸免了冻馁之忧。
忘不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隆冬，一家人绝粮七日饥寒交迫的困踣。
在县学教谕任上，他耻于向生员们勒索见面礼和年节孝敬，耻于借抑扬月考岁评向秀才们明敲暗诈，就职五载仅凭微薄的薪俸养家，并无多少积蓄。选调南京国子监任教不久，即奔父丧回闽。遵制守丧期间又遭逢倭寇作难，困守围城九死一生。守丧三年期满进京候缺，一等就是十个月，不得不开馆当私塾先生求升斗之养。想到孔丘先生赞美颜回，说什么：“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真是叫人啼笑皆非。讲这样话的人，要么是养尊处优，根本不必过问柴米油盐，像那个口不言钱的豪绅王夷甫，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自欺欺人，“臭味极矣”！
那一年冬季特别寒冷，大雪连降三日，路断门封，一家人七天没吃上一顿饭，僵卧冷炕，奄奄待毙。幸而房东见怜，送来几碗粗黍稀粥，一家人狼吞虎咽，须臾下肚，才感到重有一丝活气。
忘不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乍暖还寒，抛妻别女于辉县的凄凄惨惨。
那一年得补北京国子监教官未几，次子（长子早已夭亡）病死的当天，传来祖父逝世的讣闻，携眷奔丧守制，一乏川资，二无生计，怎不叫人愁肠百结！万般无奈，只有将朋友和同事赠送的葬金分作两股，一面权寄妻女于任教五年的河南辉县，让她们置点田产耕织度命，一面独自归葬三代先人。妻子黄氏多么渴望随夫回闽，呜咽着说：“我母亲早寡，守着我这个独女长大。我随君应官差，抛下她老人家朝夕挂念我，双眼都哭瞎了，我若不归，今生今世我们母女就再也不能相会了……”
妻子泪下如雨，李贽心如刀割。然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只好咬紧牙关，横心正色不顾。妻子知他势逼情迫，反收泪改容宽慰他，请归以平安禀告老母。
买田数亩安顿下一家人，偏逢辉县大旱。县衙里的贪官墨吏们讹诈大户钱财不遂，借口水源要灌漕河解送皇粮，不许引半滴山泉河水浇灌私田。李贽奔走衙门代民恳请不获允，既不忍坐视全邑万顷农田受旱也不愿独领这伙官匪的情享受特许引水灌自家田地，便忧心忡忡丢下妻女南归。此时此地纵是铁石人也肝肠寸断！
更烙心蚀骨的是，丧葬礼毕，他满怀团聚的期望来接妻女，才知自己那年归未数月，二女儿三女儿都相继饿死了！多亏来辉县赈灾的卫辉府推官邓林材（石阳）等，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拨俸赠金数两，妻子才得购棉花织布换取柴米，母女俩才借此苦度过三年岁月。
夫妻父女重聚的那个夜晚，秉烛相向，大哀欲哭无泪，大痛欲语无言，丧魂失魄恍如梦魇。
多少年了，每念及此，犹五内俱焚。
随后，补北京礼部司务——一个从九品的穷小官，一熬又是五年……
从贫穷的虎口逃生的李贽，深深地体会到金钱财产对人生哀乐、顺逆和成败的重要作用。他从不讳言自己“爱钱”，希望有权势。
生活教他痛恨那些不知痛痒的高调：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生活教他明白，离开了穿衣吃饭谈“人伦物理”，不是清谈就是欺世盗名！“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伯夷能让千乘国主的地位，闻西伯善养老，就不远千里去投奔；姜太公怀鹰扬才志，未达时迢遥就养于文王；韩信高大多智，处穷时不得不寄食于漂母……“以此观之，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圣人之所以必用也，何可言无？”
如今来这姚安任知府，虽是“边方”僻壤，却不是“杂职”小吏。作为地方长官，官俸虽薄——本朝的官俸是历代最微薄的，四品官阶法定的月俸二十四石米，还常打折扣，但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收入即使廉洁奉公并不格外诛求也相当可观。按照不成文的“常例”，知府一年上千两银子俸外收入少不了。姚安虽是“有名无实”的军民府，只辖一州一县属域不广，但物产丰饶名贵，不仅有国家专管的白盐井和沙金，而且府境产麝香，州县俱产大青、人参、肉桂等药材，“羡余”也颇厚。还爬个一级半级，光宗耀祖赠封先人与妻室，荫袭后世，世人艳羡的大富大贵的好事就齐了。
可是，博取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这并不是先人和他自己读书入仕的初衷，谋求一定的生活和社会保障与贪财恋势一线贯通又泾渭分明。想十二岁那年练笔试作《老农老圃论》，李贽推测，樊迟向孔子问农圃，其意在示隐身田园之志，而“上大人丘乙己”骂他是小人，并非鄙视农业生产，为的是不忍弟子放弃从政之愿，没世而无名。论成，同学们惊服，不是赞他为樊迟明志，而是贺他利口善辩，将来必可博取人间富贵。父亲却不以此贺为喜，自己也以贺意鄙俗而不屑。
人格上，“从来君子不如野人！”稍有人味、未竭骨气者，岂甘一辈子仰人鼻息过活。心为形役的罪早已受够了！要不是顾虑退职后一家老小生计没有保障，连这任知府李贽也不想干的。万历五年入滇赴任，道经长江岸边的团风镇，舍舟登岸到黄安县晤挚友耿定理，那时他就有意弃官退隐。是朋友们见他宦囊萧然，劝他还是勉强做三年官，积攒居食之资，这才留下女儿女婿在黄安，偕黄氏就职，又忍受了三年的屈辱！
为官的甘甜，为官的苦辣，在李贽胸中交沸。可怜妻子自结缡相随，历尽艰辛，如今地位刚刚比较稳固，生活可望小康宽裕，却又弃之不取，李贽不免于心不忍，一时又难定辞官的决心。
不，不能在这种荒谬困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我李贽也要立定“一生主意”，像战国高士鲁仲连那样：与其富贵而屈从于人，宁愿贫贱而轻世肆志！
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李贽想到高士鲁仲连的“一生主意”，心中反而更加疑惑犹豫起来：自己可以比附人家吗？
想那鲁仲连高蹈倜傥，视富贵爵禄如腐鱼臭肉，固然超迈雄奇，若未能建功树勋显英才而逸志于世，则老死蓬门柴户，其谁知之？
“十万（齐兵围攻）聊城一岁余，鲁生唯往数行书（即乱燕将之心，使不攻城而克复）。谁言（他只）胜却百夫长？我道万夫终不如！”
鲁仲连说得好，大丈夫当“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狷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敝也”；若临国家危亡而不能救，虽雄辩“一日服千人”，只好比夜猫子叫丧，徒惹世人厌憎！
官场虽然污浊满地，龌龊难当，但若能握权处势大展宏图，理当舍身救世。纵观古之有为大臣，“但能忍辱者，亦妙于趋时；务结主者，尤贵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肚量大度）者不能也。而其实，皆本之于（建功立业，匡时救世之）至诚。”如唐代名相狄仁杰，“同尘合污，与世委蛇，对主褫（夺武后男宠张昌宗）之裘，当朝（与之）纵博，非但（借以保）全唐（室），亦以完躯，其事伟矣！”
何况自弱冠糊口四方，在官场操练这么多年，无日不逐时事而奔走，我李贽也学会了含诟忍耻，装聋作哑；若能得知于朝廷，有大用的希望，再受些委屈又有何妨？
再说，亦非绝对不能以直道处世。这么些年来，我李贽处世而不攀人事，“拜揖公堂之外，闭户自若”，虽不讨上司欢心，吃够这个犟脾气的苦头，然上官“终念我职卑而能自立”，未加大害，毕竟升到了这四品黄堂之职。赵大洲（贞吉）先生亦是性格倔强之人，虽“学高才博，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违”，仕途坎坷，毕竟也曾进内阁赞预过机要。
然而，当朝大臣谁是知我李卓吾之人？谁能援手荐举我？
朝廷如今的制度有条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院，非翰林学士不得入内阁。自己不过举人出身，纵令“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祸害，身当其任，勇而行之，而不得一第则无凭（依）”，徒唤奈何！
姚安，唐代武后称制期间名臣张柬之七十余岁起官凤阁舍人不久，以忤旨出为合蜀二州刺史，曾按临此地。武后思得奇士辅佐，得狄仁杰、姚崇力荐，张柬之以年逾古稀的高龄破格被拜相。而“今世男子几人（能如武后）欲得奇士哉！”
姚安军民府辖区，北抵金沙江，南控大凉山，西接大理苍山洱海，东望五百里滇池；在更大的背景上，其“西（邻）大秦，南（通）交趾”，是古哀牢国之域，历代为朝廷征服西南“蛮夷”必争的战略要地。这里的高山深峒、密林丛箐中聚居着彝族（所谓“倮、猓、罗罗”），低丘平坝杂居着少数白族（所谓“棘人”），自东汉光武帝末年内属，置永昌郡统之以来，叛服不定，剿抚相续。本朝，自洪武十五年设府，代代骚乱不已。直到万历元年，巡抚邹应龙和总兵官沐昌祚戡乱云南，姚安彝族首领罗思被征服，此地才暂告平静下来。姚安境内驻扎着两个“千户所”和数个“巡检司”；以朝廷定期任命的汉族官员（流官）为地方长官，佐以世袭土官；在少数民族部落中实行土司酋长和头人世袭的自治制度，因此称作“军民府”。
承历代之乱，当兵事之后，初来知此军民府事，但见疮痍满目，各族相疑，百姓戍卒人人如火燎箭伤之哀鸿。经这三年的与民休息，地方局势趋于稳定，军民各安生业，但朝夕之间可能风云突变。自己既不能保证政治方略的连续，更不能给治下子民创造长远的生存保障条件。
在本朝，地方官是无足轻重的，地方官的施政措施随时可能被指令改变，或者被朝廷上某个动议所打乱。
自宋太祖汲取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创立一套重文轻武居中制外的政制，为本朝太祖规仿承袭，相沿至今。地方官若在任所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纵有显效证明为利国便民有益于社稷之举措，能人去而后政息还算走运的，更多的是谋未决而谤议蜂起，政始兴而朝令纷更，依违两难，半途而废，以致“州郡之职，徒劳人尔”。
在宋代，京官外放是一种惩罚。在大明，中了进士授职，上者期望进翰林院，哪怕是任“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哪怕是入院当庶吉士再读三年书之后听选；其次期望任给事中或任御史做言官、监察官；再次期望任六部各司主事。得在京官职则欣欣然，而视州县守令等地方官职，就像鸾凤鄙弃腐鼠，一或得之，则魂耗魄丧，对妻室儿女失色，甚至昏夜叩拜权门哀求免授，宁愿候补。此不可以人品道德轻下褒贬，势有必至之理也。
朝廷不仅轻视地方政治权力，而且根本不顾恤地方官的身家性命。剿抚兴革大计率尔而立，并无一定一规、必循之理，乱命时下，简直拿地方官的安危毁誉当儿戏。云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云南最高行政长官左布政使徐樾（王心斋先生的大弟子波石先生）之死，仍觉心寒齿冷。嘉靖年间，元江府土舍那鉴杀土知府那宪，攻州劫县，诱杀了前往议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鹄往救时亦战死，世宗兴兵讨伐不克，便允许那鉴纳象赎罪。时人为之作歌谣曰：“可怜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条。”
地方官如此之轻、如此之贱，就做到徐樾那样为藩为伯的地位，也太不值了！更何况，天生我李贽是这么不吉祥。
从三皇五帝，到周公孔子，到韩李程朱，古今的人心情理差不多；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到汉唐宋元，古今的天下治乱兴衰大势归趋如一。而我李贽从少到老，原情论势，却总与众人的想法不一样，竟不见有一人相合。这怎不叫我惊疑，天生卓吾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磨难我，令我不得众人欢心，不得心宁神定？
李贽从出仕，迭经世事变故，先是南倭、北虏之乱，最后入滇，又熟闻土官、瑶、壮诸夷之变。“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予所见质（询）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
对清议辩学，与众人相左，就已太危险；见之于行，施之于政，与上官衙门尽相违迕，就更如燕巢于幕鱼游于釜，祸变莫测。
在姚安任上，为云南巡抚王凝所不喜，倒是意料之中的。这位抚台大人是个贪赃枉法、欺下谄上的无耻小人，不必提他。最令人烦恼痛心的是：云南布政司（类似今省政府）分守洱海道（辖武定、姚安等州府）的顶头上司骆问礼，置署姚安，朝夕相处，最称相知；其人有能力有操守，有文章学术才华，有行履实绩；初以清廉苦节敬重李贽，后来却认为李贽是无能之辈而刻意加害，只因为二人政见有原则分歧。
从低层社会登上仕途，南北颠踬几十年，李贽深知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根因于为官者扰民剥民太甚，于是很向往
“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治世贵在因时制宜，行实学，求实政。而今之世，“譬如人有虚祛之症。饮食可进则进之，不可进则俟之，不（能）遽试以金石之药，攻劫之剂。以无病试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天下之病，皆以‘治’
而失之者多矣！”李贽最佩服的古代大臣是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不治而治的汉相曹参、丙吉及卧治郡国的汲黯。
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本着“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方针行政。尽可能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让各民族和睦相处；御下宽厚，体念仕于此者，无家的生活诸多不便，有家的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势同流放，情有不堪，偶尔冒犯上官和法纪亦人所难免，只宜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予以谅解。不仅自己以“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为旨归，对州县长官也这样指导和要求。幸而知州知县不执异见，合作得较顺利。
但这一切却引起了骆问礼的不满，责备李贽不过干些捐俸营修颓圮的学校，帮助百姓修聚居区的防火道及火神庙等小事，无所作为，又律下无方。
李贽苦劝骆问礼：“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刚愎自用的骆问礼，不把李贽放在眼里，当然不会采纳这种建议。他不但不把李贽放在眼里，还把李贽视如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
这骆问礼倒有几分像“摄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虽忧国忧民勇于任事令人钦佩，却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于学术所取既偏，容人器宇复狭隘。与这样的人共事甚难，何况受其辖制！
幸得万历六年任云南按察司（主管地方官员监察、重大案件复审等，级别虽较布政司低，实权更大）佥事，分巡洱海道的顾养谦，与李贽甚为相得，常对李贽予以关照排解，使他免受骆倾轧之害。
然而，顾养谦虽难得之奇杰，颇具只眼，也能虚心推诚以待人，但亦不足真为李贽的知音。
思前想后，李贽的孤独感愈加深重，不禁绝望地仰天长叹：
“今生今世想来是不会有知李卓吾的人了！”
没有理解者欣赏者，没有戮力同心患难相扶者，与世尽触，从政前途必定是晦暗的，大有作为更不可能。
既然如此，何不死了用世之心？
“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
不甘为一世人士
回首五十四度春秋的人生经历，坎坷蹭蹬，诚所谓跋前疐后，动辄得咎，鸟言夷面，竟死何裨！始知释迦牟尼悟道后初转法轮，为何开口便说“苦谛”。《大智度论》说，人生遭恶贼虎狼、风雨寒热为“外苦”，身心俱苦为“内苦”。此人生“二苦”，我李贽今已备尝矣，何时能超脱“苦海”？
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也许是一种天性吧。人赤条条到这个世界上，原不带成见来，更不戴桎梏而生。本不甘穿鼻络首被管束，亦不乐闻大道理受教化，总欲喜怒哀乐缘情而发，动静行止率性而为。可是，从“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幼时不必言；从训蒙师时又不必言；既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如此拘挛，从不知何为生趣，“有身是苦”岂虚言哉！
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倡遵“顺乎自然”法门，而不弃官场，恐终身难入法门矣。龙溪先生（王畿）有言：“以身徇物，悼往悲来，戚戚然若无所容，世俗之芥蒂也”，“学问须识真性，独往独来，使真性常显，始能不落陪奉”，“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在李贽看来，龙溪先生的话仿佛专因他的病而痛下针砭。他若终生如此恓恓惶惶，随人俯仰，岂不枉求学问道这么多年！
天生不祥，动与物违，又焉知非天授我异才，令卓吾成一段大事业？索豪杰之于众人皆好之中，犹钓鳌于井，何可得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何不如近溪先生（罗汝芳）所言：“直是一刀两断，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确然以一身为主，独往独来，一丝不挂？”
近溪先生曾“参政”云南，分守永昌道。众酋长当议抚不服、议剿未定之时，指名请罗公前往。先生不顾同事劝阻，欣然前行，晓之以服叛利害，酋长皆泣，一场动乱遂告平息，军民夷众幸免涂炭。不惧炙手可热的权势，抗首辅张居正之意，讲学都门，这是何等英豪气骨！得效先生“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是人生之快事也哉！
父亲当年处于贫贱之中，授我以学，非望儿子长大能猎取人间富贵以救贫贱，所望者远出于世俗的胸腹窥测之上。父亲虽未明谕，心斋先生（王艮）有教言：“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今我既不能如姜太公、张子房、诸葛孔明、陈静诚遭逢明主，出为帝王之师，何不为“造命之大人”，处为天下万世立极？岂甘为一世之人士，功名与尸骨同腐！
而况，“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故有弃官不顾者，有弃家不顾者，又有视其身若无有，至一麻一麦，鹊巢其顶而不知者”，这只是因为他们极爱自己的性命。谁不爱自己的性命呢？但凡夫俗子“所爱只于七尺之躯，所知只于百年之内而已，而不知自己性命悠久，实与天地作配于无疆”。只有建树万世永赖的业绩，才能超越生死，无生无死，才算永离苦海，获得与天地相终始的上寿，到达永恒的彼岸。怎能溺于世俗荣华，贪恋于转瞬即空的仕途功名？
几十年求学问道的艰苦求索，愤闷解悟，忧烦欣喜，都恍如昨日之景，昨夕之情，兜地涌上心间。
李贽起初专攻《易》经，不久改治《礼》经，十四岁时又改治《尚书》，以主考《尚书》而中举。此因迫于时势，为便捷科第之计，心实不忘治《易》。毕竟，穷究天地万物之变易，是最令人心醉的学问。
李贽不远万里就职于河南辉县教谕，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里曾是宋儒李之才宦游之地，名贤邵雍（尧夫）曾不远千里就李之才问道，筑“安乐窝”于辉县（古共城）苏门山百泉之上，苦志参学。然而访前贤遗踪，读前贤遗编，五载工夫竟落落不闻道。宋代道学家那一套徒有虚名，与李贽性灵格格不入。
随后李贽“以文章擢国子监”教职，进入了留都南京。偏逢父、祖之丧，遭饥馑和倭寇之乱。颠沛流离，忍饥挨冻，饱经忧患之后，他几乎心灰意冷，“自此专治《老子》”，崇尚无为之治，自居无为之人。
四十岁那年补北京礼部司务。虽然礼部司务之职比国子监教官更穷，但着意于京师乃人才荟萃之地，讲学之风虽趋衰减，不再有上千人的集会，但犹可称盛行，正可求学证道，便舍鱼而取熊掌。
一日，大洲先生（赵贞吉）讲学，李贽不肯赴会，礼部郎中徐用检以《金刚经》示之说：“这不死的学问，你也不想讲求吗？”超越生死？这对在苦海沉浮的李贽自然有极大的诱惑力。李贽从此折节问学。
以佛经为钩，以“不死”为饵，并不是玩笑话。援佛入儒是宋代以来之时尚，尽管程朱以辟佛自任，实是从佛学受启发而创学。谈佛论经已是文化人的功课之一，大家都装出在研究且有所得的样子，使人不免疑疑惑惑，想探究一下其中到底有没有大学问。而禅宗的学说对心学各派都有深刻的影响，也是事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信心，“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的自尊，“者（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的反权威气概……这一切与李贽内心的律动多么合拍，多么使他受鼓舞！虽然禅学与心学在出世与入世上有根本的分别，毕竟追求永恒是每个志士和智者的终极关怀。所谓“以怕死为跟脚，则必以得脱生死、离苦海、免恐怕为究竟（归宿）”，所谓“识蕴皆空，本无生死可得，故能出离生死苦海，而度脱一切苦厄”，固是佛家的语言，难道不能打动每一个欲与天地同寿者的心吗？
“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李贽从徐用检、李逢阳（号翰峰，礼部郎中）、李材（号见罗，刑部主事）等人讲学，读王阳明先生遗集，参王龙溪先生慧语，“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为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可以说，李贽从此就树立了追求不朽的志向。
意既不在仕进，遂“厌京师浮繁，乞就留都”南京，在这闲臣“养望”即熬资历的地方，专心致志研究学问。
在南京五年，李贽遍交当世名贤。王心斋先生之子东崖先生（王襞），继父亲主讲席，往来江南各郡。虽身为布衣，气宇昂藏，从学者弦歌诵诀，恍然有舞雩气象。先生之学崇尚自然，推重自我，“以不犯手为妙，乌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这舒卷在我的人格，真性流行的境界，给他受伤的灵魂许多抚慰。李贽平生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称东崖先生为师，虽没行四拜受业的俗礼。尔后两次拜会了王龙溪先生，一次亲炙罗近溪先生。这样的拜会虽没多少话，但“目击道存”，一举手一投足一扬眉乃至一咳一唾之间，得到的熏染和启悟，留下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
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莫逆终身的益友、挚友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从吾）。焦竑虽比李贽小十五岁，尚未到“不惑”之年，离高中进士第一人（状元）也还有许多年，但早已才名蜚声两京。李贽初到北京，即闻南京焦弱侯之名，三年后得相识。改官南京后，得与焦竑朝夕切磋，穷诣彼此，互相取长补短，获益匪浅。
一向沉默寡言的李贽，日渐活跃。一天在刑部聚友讲学，僚友对他说：“我辈都是读书人出身，义理还有什么不明的，用得着讲求吗？”李贽答道：“诸君以高科登仕籍，岂不曾读书？但未识字，需要讲一讲！”其人不解。李贽说：
“《论语》、《大学》当然是诸君读过的，然《论语》开卷便是一‘学’字，《大学》开卷便是‘大学’二字。这三个字我敢说诸君尚不识。为何？学须有验证始可。若真识得《论语》中‘学’字，便会（以学习为）悦、（以学友研讨为）乐、（人不知而）不愠；若真识得‘大学’二字，便会定、静、安、虑。诸君尚未做到这些，岂可自负识得‘学’字？”其人默然不能对。
举人出身的李贽再也不是丑小鸭，其学识逐渐为知识文化界所承认。
也是在南京，李贽见到了另一位挚友耿定理。这位不求功名潜心问学，比李贽更罕言寡语的处士，与李贽一言定交。
那是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在一次讨论会上，李贽高谈阔论，耿定理默默无言。
“学贵自信，故又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定理突发一问。
“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李贽应声而答。
二人相与大笑。心有灵犀一点通，用不着如训童生加以解释。彼此便觉得两心冥契，可为知己。
三年前从定理之劝，拟收拾三年正四品俸禄再从长计议，求不死之学。
如今三年届满，还等什么呢？
转眼到了三月，李贽便封印停止办公，同时上疏辞官。
洪武年间，太祖曾订律：“寰中（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但那是开国之初，为的是对付那些不肯合作的元朝遗臣，对付那些瞧不起他这“做贼”起家的穷小子的士绅。而今朱明正统已立，争权趋位钻营官职者如沙如砾，有官不做者如夜光明月之珠，除非惧东窗事发才闻风解印。所以，当今朝廷是不反对自动告归的。而且，上谕要求京官四品以上在接受考察时“自陈不职”，去留由皇帝决定。外官自劾告免也是惯有的官样文章，但通常是一边办公一边听候上裁。
李贽不是装模作样辞官，接替人未至即闭门停职，但也不能扬长而去。擅离职守受弹劾削去仕籍与得到批准后退休，性质与待遇迥然不同。
听说考察云南地方官员的巡按御史（官虽仅七品，任期仅一年，以代表朝廷巡视考核，将对地方官员做出考评鉴定，左右其升降，权势极重）刘维到了邻近的楚雄府，李贽封存好府库与档案，携家离姚安去楚雄见刘维，面请巡按批准辞职。
刘维虽知李贽其名，不知李贽其人，猜不透他的真意何在，只是感到这种事情很稀奇。便挽留道：“你就是真想辞职又何必着急呢？等一两个月，我将你的治绩上报朝廷而以荣名致仕，不是很好吗？”
李贽感到受了侮辱，但也并不生气，巡按不过是按常情常理对待他，并无恶意。
李贽恳切地说：“我既不称职而留任，是旷官也，贽不敢再误朝廷误百姓；等待朝廷的恩典，是贪荣也，贽不愿做这样的人；名声达于朝而去，是钓名也，贽以为耻。我既决意辞官，别的身外之物还要它们有何用？”
不久，李贽正式卸官，感到如释重负。
福建泉州李贽故居（崔晟拍摄，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