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委们
我于1965年8月入伍，被分配在某试验基地工作。在25年的军旅生涯中，有幸在许多政委的领导下工作过。他们不凡的经历，高尚的情操，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信念，对我的影响很深，很难忘怀。
唐政委
唐政委名唐自毅，河南人，抗战初期入伍。
我认识并在工作中接触唐政委，是1972年。那时，唐政委任某试验训练基地政委，我只是基地政治部文化处的文化干事。
此前，曾听过不少对唐政委能力的评价。如他在担任一个兵团级宣传部长时，每次作报告，总是听众爆满，座无虚席。而他讲话的特点是逻辑性强，因而很有说服力云云。后来听过唐政委的报告，方觉此前对他的评价不谬，心中着实钦佩。
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怀。那是1973年，我刚到文化处不久，起草了一份基地文化工作安排的文件。文件上报后，不知何因到了唐政委手中。当我接到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取文件时，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去后，唐政委拿出文件，逐条给我分析，问题是什么，应该怎么修改。一份仅几页纸的文件，竟被唐政委提出了11条不足，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页纸，让我回去修改，我当时脸上有点挂不住。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我不得不佩服唐政委的水平，领略了什么叫大手笔。从那以后，我对文件的规范性、准确性有了较深的理解，并在此后的文件起草中 ，逐渐改掉了浮躁的毛病，渐渐上道了，以至于可以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了。唐政委曾讲过，政治部有3名青年干事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其中就包括我。我深知，没有唐政委的悉心栽培，我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后来，唐政委等基地领导推荐我去新组建的总装指挥技术学院（当时叫国防科工委干部学校），那是条件要求十分严格的单位，我之所以能被推荐，是唐政委的信任。到北京报到后不久，我爱人也接到了调令，我回基地接爱人，唐政委设家宴为我们饯行，那份关怀，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回忆在唐政委手下工作的许多年头，深深领略了他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处事不疾不徐，对人不防不疑，有文人之雅，有长者之风，更有领导者的胸襟和气度。
唐政委后调到国防科技大学政治部做领导工作，离休后在江苏无锡干休所。2003年，我和爱人专程去无锡看望过他。
他现在已是93岁高龄，仍健在。
牛政委
牛政委名牛正中，安徽人，抗战初期入伍。
牛政委少年时期就读于北京辅仁中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奔赴延安参加革命。
牛政委革命经历丰富，人生历练深刻，在部队的多个单位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最引人注目的是担任过总装政治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正是在那段时间，他的工作能力，知识水平，人品情操广受褒誉，钱学森先生曾称赞过他。
我曾有幸在牛政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是1985年，他任学院政委期间，我任学院办公室主任。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在做人做事上，受到了他深刻的影响。
牛政委的能力是公认的，特别是听他讲话，是一种享受，只要他做报告，学院的教授们总是踊跃参加。他讲话的最大特点是讲真话，不虚套，敢批评，不留情面。同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诿，认真解决问题动真情。
牛政委更令人敬佩的不仅是工作能力，还在于他的人品。1964年，他曾随李志民上将去唐山某农村地区搞社教，他们不搞“左”的一套，而是组织村民种果树，搞养殖，村民十分感谢他们。1986年，村民们请李志民老将军和牛政委旧地重游。我派了办公室的张华程秘书陪同。事后听张秘书讲，牛政委每到一地吃饭，都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返回时，村民们送了不少大虾和水果，以及陶瓷艺术品，牛政委一律拒收，我们听后十分感动。
以牛政委的能力和群众威信，理应担当更高的职务，但因其性格耿直，敢讲真话，不肯巴结奉迎，担任了二十多年正军职职务而未获提升，在全军也是罕见的，但牛政委对此却十分坦然。
牛政委于2005年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梁政委
梁政委名梁志，河北人，1942年入伍。
我在梁政委领导下工作，是他担任学院院务部政委时。我那时任院务部政治处副主任，出自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兼任院务部党委秘书，因而和梁政委接触较多。
梁政委最大的特点是工作严谨，作风严格。说话办事思考得十分周密，从未有过粗疏之处。他靠与部属谈话发现问题，又通过谈话解决问题。他的谈话风格很独特，不在办公室，而在散步的路上，边散步边交谈，看似轻松，却有成效，许多矛盾就在散步谈话中化解了。
梁政委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很有人情味，批评人而不伤人，教育人而不挖苦人，这在那个年代十分难得的。我曾在梁政委的指导下，处理过几件棘手的事情，对梁政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会很深。
梁政委处理问题老练稳重。一次，他接到两封举报信，反映院务部一位志愿兵的严重问题。证人证据，言之凿凿，似乎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梁政委没有深信，并将事情封锁在最小范围。而后责成我去举报人所在地调查取证。再三嘱咐，取证要准，情节要细，一定带回结论性意见。我根据梁政委的指示，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证明举报不实，从而保护了被举报人。这件事，不仅使我学到了梁政委的工作方法，更学到了他的思想方法。
梁政委的敬业精神也十分感人，他患有较重的胃病，犯病时脸色煞白，但仍然坚持工作。梁政委是我认识的政委中身材最高大的，一米九的高大身材，满腹经纶的高水平，加之群众威信很高，是名符其实的“三高”领导干部。
梁政委于1986年以正师职离休，2000年左右病逝于北京。
刘政委
刘政委名刘九连，河南人，1947年入伍。
他的名字有一段来历。1949年，他在连队任文书，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他们全连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于炮火中，最后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是司号员，另一个就是他。他所在的连队是有着光荣历史的红军连队，部队为继承光荣传统，需要保留原连队的建制，于是，他被任命为新组建连队的指导员，而那位司号员则担任连长。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他改名为刘九连。
我和刘政委的第一次接触是1968年，当时他任团政委。那时，传闻要将我提为干部，而我却不愿在部队工作。于是，以身体不合格为由不想提干，但最终还是被任命为排长。提干后，刘政委找我谈话，狠狠地批评了我。并对我说，只要我刘九连当这个团政委，你就休想复员转业。
一个团政委，找一个小小的排长谈话，对我的震动是很大的。我之所以能在部队工作了25年之久，与刘政委的敲打不无关系。
刘政委后调总装司令部管理局任政委，并以正师职职务在北京离休。
张政委
张政委名张成安，大连人，1945年入伍。
我刚入伍时，张政委任团政治处主任，因为是大连老乡，交流较多。
张政委最大的特点是讲话生动风趣，极受战士欢迎。一次他对新战士讲课，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一个新战士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后，给家里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这个新战士手握手枪，肩挎冲锋枪，身背步枪，身旁还有一挺机枪。家里收到照片后十分高兴，爸爸说，能拿手枪肯定是连长。妈妈说，能挎冲锋枪至少是班长。哥哥说，旁边还有一挺机枪，应该是机枪手。弟弟说，身后还背着一支步枪，没人知道是干什么的。于是请来了当年的老八路，这位老八路说，哪里是连长什么的，就是个修枪的。故事讲到这里，战士们哄堂大笑。
我和张政委还有一段重要的缘分。他任基地医院政委时 曾当月下老人为我们夫妻牵了红线，而我爱人当时是他所在医院的护士。
张政委早已离休，住在济南总装备部干休所。巧的是，他就住在我岳父家的楼上。
张政委现已89岁，仍健在。
胡政委
胡政委名胡宾田，哈尔滨人，1948年入伍。
胡政委在工程兵某师任干事时，曾是有名的三大干事之一，其特长是口才好，这可能与他就读于东北国高有关。
我认识胡政委时，他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出色的讲演能力。他给干部战士讲课，常常离开讲稿，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生动深刻，显示了渊博的知识，听后觉得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1970年，他作为总装系统接兵团的政委，去山西接兵。接兵结束后，山西省军区组织欢送宴会，胡政委代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接兵单位，在宴会上向山西军区致答谢辞，一席话讲得十分精彩，博得满堂叫好。省军区的领导都是老红军、老将军，他们对胡政委说，小胡呀，干脆就留在山西省军区吧，虽然是客气之话，却也看出了老领导们对他的器重。
胡政委才华突出，工作扎实，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按理说应该担任上一级的领导职务。但在讲成分的年代，因他父亲破落地主的成分，使他的仕途受阻，在担任了一段团政委后，以副师职离休，住在北京的儿子家，现已八十多岁。
张政委
张政委名张永鸿，山西人，1947年入伍。
张政委军旅生涯中最闪光的是，他曾担任我军第一个导弹发射团的第一任政委，那是1962年，他也只有30岁。此后经历过多个单位的政委岗位，可谓老政委了。
我直接在张政委领导下工作是1981年，那时他是学院院务部政治处主任，我先是当干事，后任副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多年。
张政委办事干练，精力充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极强，而且不怕矛盾，敢于对不正之风叫板，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政工干部，这在政工干部中是极少见的。
张政委十分关心干部，举凡干部的职务晋升，政治进步，家庭困难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与他强悍的工作作风似乎不相一致。其实，这正是一个老政工干部的传统作风。
我与张政委在工作中十分默契，他对我也是悉心培养，常常把一些重要工作交给我，以锻炼我的能力，我也确实在他的指导下增长了才干，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在我组织领导院务部与地方开展的军民共建活动中，由于工作出色，被北京市和北京军区评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并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
张政委1987年以副师职职务离休，2005年病逝于北京。
黄政委
黄政委名黄桂华，广西南宁人，1950年入伍。
我认识黄政委时，他是我们营的教导员，而我只是这个营的六连一排长。1972年，我探亲归队后，因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而情绪不高，产生复员的想法。黄教导员得知后，派人送来60元钱的生活补助，以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我当时十分感动，也不好再提复员转业的事了。
黄任教导员时，有两大特点，一是善于讲课。那时每周六是政治教育时间，全营几千人上大课，在戈壁滩一坐就是两个小时。黄教导员用他那广西普通话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奇怪的是，战士们并不感到疲劳，而且听得十分有兴味。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干部找他反映问题，或思想不愉快找他交谈时，他很少讲大道理，而是和你唠家常，漫不经心地东拉西扯，渐渐地把对方吸引进去，常常唠得对方忘了是干什么来的，一身轻松地告辞而去。
黄政委人品好得出奇，从未搞过不正之风。脾气也好得出奇，从未对部下发过火，什么时候看到他，总是一脸的笑意，不由得想和他接近。
黄政委在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回到南宁，现已退休，82岁高龄的人，仍然精力充沛。
马政委
马政委名马遂顺，河南南阳人，1959年入伍。
我入伍时，马政委任团俱乐部主任，后任股长，洛阳测通所政治部主任、政委，核试验基地政治部主任、政委，少将军衔。
马政委在部队发展顺风顺水，可谓“遂顺”。但是，这些职务无一不凝结着他的人品和工作业绩，是实至名归的。
马政委人品极好，在干部战士中有很好的口碑。他待人真诚，谦恭隐忍，不计怨隙，不闹无原则纠纷，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人的短处，是一位正大光明、胸怀磊落的领导干部。
马政委自律很严，他的家庭生活一度十分困难，但从不向组织上伸手，组织上了解了他的困难，给他补助救济时，他拒绝接受，而以清贫自持。他是活出了尊严，活出了人格的。马政委很关心部属，每年春节，都将属下单身干部叫到家中聚餐，这使我们十分为难，因每次丰盛的年饭后，都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他家的生活标准。而不去又怕伤了他的感情，因为他是真心实意地与我们过个团圆年的。
马政委在核试验基地任政委，威信很高，人缘很好，我曾听说过不少对他的褒誉。
我与马政委有几十年的友谊，其中包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许多年，那时，他是基地文化处处长，我是这个处的干事。
马政委于2002年退休，生活在总装北京某干休所。
对政委们片段的回忆，我常常情动于衷，心绪久久难平。是政委们扶我上马，送我走过一段段不同的人生岁月，我怀念那些岁月，更怀念和感谢悉心栽培过我的政委们。
我常常捕捉这些政委们的形象，时而似照我前行的炬火，时而如引我上阵的战旌，时而又像谆谆教导我的父辈或兄长。这些形象萦绕脑际，不曾改变过。
这些政委中已经有几位离开了人世。对于这几位离世的政委，我的这篇文章，算是我心中的花束，虔诚地祭放在他们的墓地。我想，他们会感知到的。
难忘政委们！
2014年9月12日
难忘的记忆
――忆钱学森先生二三事
人的记忆中，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难以忘却。在我的生活中，曾有幸聆听过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教诲，至今难忘。
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东风航天城的一次会议上。那一次，钱老为会议代表做了一次科技报告。钱老以翔实的资料，讲述了新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使我们深受鼓舞。同时，钱老也讲述了中国与先进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讲差距时，钱老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在那次会议上，钱老还以古代中国的科技发明对世界进步的推动作用，以及海外科技精英思国报国的感人事迹，强调指出，中国优越的社会制度，巨大的人才优势，一定会再度崛起于世界科技界，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指日可待。听了钱老这个结论性的观点，与会同志十分振奋。
第二次听钱老的报告，是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正处于“批林批孔”阶段。会议请钱老做“批林批孔”的报告。当时大家都知道，“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矛头是直接对准周恩来总理的。而周恩来总理又恰恰是钱老最敬重的国家领导人。钱老回国的经历，与周总理密切相关，钱老绝不会去伤害周总理。那么，这报告该怎样做呢？与会同志不免替钱老为难。
出乎所有人意料，也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钱老在报告中根本就没提“批林批孔”这个词。他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封建社会的附庸，他们把自己当作商品，像切豆腐一样，一块一块地出售，以换取生活资料。许多知识分子卖身投靠，成为皇家宫廷的御用文人，为皇帝歌功颂德。但这类作品由于脱离人民，粉饰太平，所以缺乏生机，大都被历史湮没，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高，影响很小。还有一些文人，则成为大官僚或富绅人家的门生或食客，作一些应景或唱酬之作，撑撑门面，壮壮观瞻。钱老还专门提到了李白、他说，李白其实很想当官，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与韩荆州书》，毛遂自荐，请荆州刺史韩朝宗举荐他当官，但韩朝宗并没帮这个忙。失望之余，李白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钱老的报告，简直就是一堂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课。钱老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文采飞扬，显示了他对封建社会中国文人生存状况的独特见解，也使我们窥见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钱老的报告，也像他的科学论文一样，考证周密，议论精当，令人信服。看来大科学家，无论作何种研究，都有缜密、绵细、不容马虎的作风。
1974年，钱老到云南视察工作。那时，我在某试验基地做文化工作，参与了接待钱老的服务。在钱老视察的日子里，每天安排一场电影。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大部分电影故事片被打成“毒草”而禁映。政治部列出了10部影片，我记得其中有《抓壮丁》，还有一部前苏联的音乐故事片。钱老看过片名后没有表态，算是同意。我们立即到昆明军区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马上批示文化部办。文化部的毛烽部长更是爽快，大笔一挥：同意。于是，10部禁映的影片在基地放映。战士们像是过“电影艺术节”一样兴奋，一部片子从天黑开始放映，在多个单位传看，直到凌晨五点结束。在“摘不完的苹果”，“卖不完的鲜花”，“挖不完的地道”，“埋不完的地雷”，“炸不完的桥”，以及唱不尽的“样板戏”的“文革”年代，能看上这么多故事片，真是喜出望外。这件事可以看出，钱老对“文革”的态度，对“四人帮”的态度。他是一位正直的、爱憎分明的、有勇气的科学家。
也就是在那次的接待服务中，我有幸近距离地目睹了这位中国当代科技泰斗的风采。他的儒雅气质，他的平易近人风格，他的渊博学识，使我一见之下，即有如沐春风之感，此前的拘谨顿时消失了。他不仅是深孚众望的大科学家，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敦厚长者。
2005年9月28日
情寄航天城
空旷寂寥得听不见鸟鸣雁声，见不到边民的身影。色彩单调得几乎很难见到一丝绿意、半羽鲜红，艰难生存的胡杨和红柳几近大漠色。这里的天高远纯蓝的出奇，白云是淡淡的，悠闲的。白沙无垠辽阔的出奇，沙丘起伏，层层叠叠，似凝固的波浪，没个尽头。这里的生灵出奇的稀少，偶有骆驼远去，留一线缓缓移动的影子。偶有黄羊飞样奔来，携几分生机倏忽即逝，留一丝怅然若失的情绪。
这是一片雄性的土地，一切都与浪漫柔情无关，一切都赤裸裸地喧泻着，展示着，不曾有半点的遮掩与做作。尘暴起时，沙粒猛烈地旋舞飞击，不会放过丝毫的空隙；太阳炙时，大漠地表的热量几乎可以烤熟鸡蛋；余晖落时，红红的太阳直霸了半个西天，把鲜艳的红，涂抹在天边地角的瞬间，直到沉入暗夜。
这片土地就是弱水河畔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在这里我才诠释了元人萨都利的“卷地朔风沙似雨”及他的前辈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的诗意。我不是行吟歌者，却被眼前苍凉的美所震撼，以致多年不忘。
这是 一方只有军人才能生存和征服的土地，或许这里两千多年前就是兵戎争雄之地，是强悍的匈奴捭阖纵横、南抵中原、北征地中海的通道。稍后些的成吉思汗，在驰骋中亚以至欧洲腹地时，是不是也留下过铁骑雄风，做过短暂的休憩？沙尘埋葬了一切，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切的猜想。先后出使匈奴和西域的苏武和张骞，当年他们的仪仗可曾在这里留过足迹和移影？他们在匈奴持节流放，难回故里，在历经十多年的卧尝之苦终于回归中原时，是否又记住了这方大漠？班固、班超、李广等这些大汉王朝的威猛将帅们，在大败匈奴的征战中，他们的铁骑是否也踏过这方荒野？还有为民族和解造福万方百姓而自请与匈奴和亲的王昭君，她当年的车队是否在这方土地上暂憩过？多才多艺的蔡文姬，在和亲匈奴的日子里，所作的《胡笳十八拍》的天籁绝音，当年是否也曾在这片胡地胡天中缭绕过？这些大汉王朝的忠烈男儿，大义女子的慷慨悲歌、博大胸襟，在西部大漠做了最灿然的释放，最决绝的宣泄。大风吹走了一切，尘沙湮没了一切，留下的只有千古浩叹。
然而在这里，新中国在她的史册上记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的军人们在这里从事着远比汉朝的先贤和将军们、比元朝的成吉思汗更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1958年，陈士渠上将坐镇酒泉，指挥建设新中国第一个航天城。我们作为后来的成员，有幸为这一工程尽绵薄之力，不谓不光荣。巨大的发射阵地基础工程，是战士们的铁锹挖出来的。堆积如山的沙石，是战士们的双肩抬出来的。1965年12月份，大漠白天的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刺骨的泥水中，战士们穿着短裤施工，半小时后换班，一杯温酒下肚，几分热力上身，接着再干，这其中就有一大批大连籍的战士。若干年后，当成功的捷报飞来时，当军功章挂在航天英雄的胸前时，当年用青春和热血构筑了发射阵地基础工程的士兵们，都已过花甲之年，他们在远离航天城的故乡，默默地享受这成功的喜悦，追忆着留在航天城的青春年华。尘沙几度扬落，烟云几度聚散，星月几度更迭，但当年参与发射阵地基础工程的无名英雄们，已被锁定在那一页厚重的史册中。
我们的居住条件是难以想象的简陋，一个大大的正方形的地窝子。上面盖一块篷布，四角用重物压住，就成了我们的宿舍。早晨醒来，眼角、鼻窝、耳边是密布的细沙。后来的条件稍好些，住进了帐篷。但狂风吹来，帐篷里满是尘沙的味道，只好把脑袋埋在被窝里。冬天还好，夏季则是闷热难当，蚊虫也不时袭来，夜里很难睡好。
蔬菜和淡水从内地运来，很是金贵。每天0.47元钱的伙食费，只能维持吃饱。最受照顾的是病号，可以吃上鸡蛋面条。由于风沙太大，饭菜里沙子是数不胜数，吃馒头时更须加倍小心，里面的沙粒常常把牙硌痛，后来干脆囫囵吞枣了事。
我们年轻，青春的活力和强健的体魄是我们生存的资本。劳动的宣泄，使我们无暇去品思乡的凄苦。但正因为我们年轻，更需要精神的慰藉。但那个年代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极其枯燥单调的。我们能读到的是《毛泽东选集》的单行本，另外还有《解放军报》和《工程兵报》，后来增加了兰州军区的《战斗报》。千篇一律的内容，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每周一次的电影故事片是我们的盛大节日，尽管内容我们已经可以一字不落地背诵了。那个年代强大的政治主题，浓烈的政治色彩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我稍微幸运些，因为我带着两本诗集到部队的，一本是《献给火的年代》，另一本是《枣林村集》，作者为军旅著名诗人——李瑛。在那个文化饥荒的年代，这两本诗使我的心充盈不少的绿意。我如饥似渴地读诗，享受她的优美意境。其中有些浓郁悲凉的句子，我至今仍能背诵如初。后来，我能在军内外的报刊上发表过近200首诗作，和这个时期读李瑛老师的作品是不无关系的。
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纪律是极其严格的，但男人的尊严，使我坚持了下来，渐渐地融入这方土地、这一群体。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里，向西部继续着这一事业，才恍然感到，我们心的一部分已经留在了这里。
在航天城，我们听到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胡世祥。那时，他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技术人员，在一次排除险情中，他以精湛的业务能力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化险为夷，赢得了好评，他的名字和事迹也在航天城广为流传。许多年以后，他晋升为总装备部副主任、中将军衔，他以副总指挥的身份参与指挥了令世界震惊的神舟五号的发射任务。胡世祥在航天城完成了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到航天工程专家的嬗变，该是功德圆满了。
若干年后，战友们陆续复员或转业回到家乡。当我们听到神舟五号、神州六号发射成功的喜讯时，看到电视播放的航天城熟悉的景物时，我们的心情是喜悦和兴奋的。每当战友们聚到一起时，常常感慨在航天城那段最艰苦、最苦闷、最寂寞孤独的日子，是那样长久地占据了我们的心，为我们日后留下了咀嚼不尽的滋味，孤独寂寞已经悄然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最单调的，其实正是最丰富的；最难忍受的，其实是最难获取的。我们把孤苦寂寞留在了那里，把青春的热血留在了那里，把痛苦和喜悦留在了那里，把思念留在了那里。在离开航天城后，我曾去过无数繁华都市，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像航天城那样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2007年8月18日
魂系九号半
在广袤浩瀚的内蒙古巴丹吉林大沙漠西北部，有一个被称为“九号半”的神秘地方。
这个地方是无法在地图上查到的，不是因为太小，而是因为它根本未标注在地图上。
只有在航天城生活过、工作过的人，才知道“九号半”。
“九号半”生活着一群失去了生命的、孤傲寂寞的灵魂。
“九号半”是航天城烈士陵园。
“九号半”在航天城人的心目中地位很重要，形象很伟岸，感情很浓烈。它是航天城家族中神圣的成员。
陵园简朴，没有园墙，没有纪念的浮雕，没有簇拥的鲜花，但却不凋零，反倒陡增一种庄严肃穆之感。
四周没有人家，也远离部队的营房，几百座墓庐整齐排列，像威武的仪仗。
陵园没有花草植被，在这方无雨的死寂之地，只有艰难生存的一丛丛红柳，陪着墓下的英灵。
远远望去，空旷、孤寂、萧疏的墓庐，像是聚在一起抵抗风的侵袭的沙丘。
风在这里不再狂啸，只有偶起的低吟，那是献给烈士们的安魂曲。
陵园里安葬着几百位烈士的骨灰。这是从1958年以来，为我国航天事业而献出生命的科技人员，以及军官和士兵灵魂的殿堂 。
每一座墓庐上 都立有一块碑石，刻有烈士们的姓名。我读碑上的名字，想象着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把最深沉的思念和缅怀，献给他们的灵魂。其中最大的一方墓碑格外引人注目，上面镌刻的是：李杰民烈士之墓。碑后的铭文是：李杰民烈士，山东沂水人，1938年入伍。是基地某试验部政治委员，正师职。无疑，这是“九号半”当时资格最老，职务和级别最高的一位烈士。
陵园中没有我认识的烈士，我却记得一次地下控制室失火后，从地下抬出的5位战士的遗骸。在场的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团长，以及我们都流下了悲痛的泪。陵园的5座新坟，肯定是他们的。
陵园的烈士们大都很年轻，甚至未及灿然开放生命之花，便孤寂地走进了人生最后的归宿。
安葬他们的时候，他们远在故乡的亲人无法前来告别。但他们并不孤单，每一次安葬，都有军人隆重的告别和祭奠。那是男子汉的告别，连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都为之动容。
每年的清明，是烈士们与战友们相聚的盛大节日。每座坟前都放满了鲜花，那是战友们深切的缅怀。每一年的这一天，“九号半”都弥漫着友情或许还有些淡淡的伤别情绪。
军人的生命凋陨落于疆场，固然英风长存，但献身于和平年代的国防事业，又何尝不慷慨壮烈。
无垠的大漠，收留了烈士们的灵魂，慈爱地把他们揽在怀里，深情地为他们隆起一方方墓庐，成为大漠永久的儿子。烈士们远在故乡的亲人，一定 会感受到西部大漠的博大情怀。
在肃穆阒然的陵园，我默立了许久，也思索了许久。脑海中依然萦绕着一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才是生命的永恒，青春怎样才算壮丽。在大都市喧嚣的市井街头，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青年，匆匆走进酒吧、网吧和歌厅，去宣泄他们青春的热情，沉醉于困惑和迷惘之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进入人生的暮年。
平静、平安、平凡、平淡的一生，也是一生。但其青春最灿然的光辉，却被淹没于平庸之中。烈士们的生命短暂，但迸发的却是青春的光焰，辉煌灿烂。短暂的瞬间，却演绎了生命价值的极致。想到这里，我对烈士们由衷地崇敬。
“九号半”并非年轻人的天堂，继李杰民烈士之后，又有一批老军人前来聚会。把毕生精力献给航天事业的老军人们，对大漠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新中国开国将军、早期的试验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少将，基地参谋长后任司令员的徐明少将等老将军的骨灰，也安葬在“九号半”。最令烈士们的灵魂慰藉的是，聂荣臻元帅的骨灰，也安葬在这里。据说，还有预约入住的老将军们，这些都是我后听说的。
作为军人，我敬慕烈士，崇敬英雄。我曾两次去陵园，一次是祭奠，一次是告别。两次都是独自而去，独自而返。每次都从远方带来花束，祭放在陵园的入口，表达我最深切的缅怀。不去陵园，我会终生愧疚。
面对着烈士们的墓庐，我既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风，又有“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情结。但内心里，却还有一种始终走不出陶渊明诗的情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如蒙烈士们不弃，算是我的心祭。
2006年9月18日
库米什兵站
库米什是南疆的一个小镇。小镇西距博斯腾湖100多千米，东北距吐鲁番100多千米，北距托克逊县城100多千米，可谓地处“金三角”的要冲。
或许因距博斯腾湖较近，离和硕草原也并不遥远，库米什的气候并不特别干燥，植物也并不十分凋零，白杨红柳总在人们的视野中。
可能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原因，新疆军区在这里设有兵站。不分军兵种，也不论是总部系统的，还是地方部队的，只要投宿，一律接待，且不收宿费，只收基本伙食费和粮票。从南疆库尔勒，到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绵延千里的公路上，只有这么一个兵站。
早饭后从库尔勒出发，翻越铁门关北上。车行不远，便是长长的“搓衣板”路，车震颠不已，人在车厢里，不敢坐着，否则，屁股就要吃苦了。许多新入疆的战士，因受不了长时间的颠簸，常常晕车呕吐。过博斯腾湖路段时，由于湖水浸蚀，公路长年“翻浆”，车行如舟，起起伏伏，晃晃悠悠，同样令人眩晕。短短的一段路常常要行驶两个多小时。车过和硕草原时，路况好转，心情也欢畅起来。
晚霞落前，正好赶到库米什兵站投宿。远远望着兵站炊烟缭绕，心中充满了对家的眷恋。
说是小镇，其实只是个几十户牧民的村落。几十处干打垒民居散落在疏阔的大漠中。高大的白杨在牧人的宅前宅后挺立着，牧羊的老人慢悠悠地往回赶着羊群。炊烟升起处，总能闻到羊汤和馕的香气。
兵站就在小镇不远处。同样的干打垒墙，不同的是屋顶是红瓦。三排大瓦房，一排是办公和兵站工作人员的宿舍，一排是食堂，一排是客房。院落整齐洁净，同作战部队的营房一样正规。稍远处是猪圈，部队的猪养得都很肥。遇到重大节日，便杀掉招待住宿的军人们。院子里有一个篮球架，只有篮筐，没有球网。旁边有一副双杠，一副单杠，供过路的官兵活动。兵站四周栽种着白杨和红柳，植物的颜色和层次算是比较丰富了。
晚餐就在兵站食堂吃。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个炒菜或煮菜或炖菜。这是那个年代军人的标准伙食。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四角七分五厘，平均到每顿饭上，只有一角多钱。
兵站更像是汽车兵之家。饭后的院子里，驾驶员们便开始保养汽车。放水加油，紧固螺丝，换胎充气，查看油路电路，擦拭清洗，这些活都要在就寝前完成。遇到技术疑难问题，不愁没人帮忙。不同军兵种，不同单位的司机便会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出主意，七手八脚地出力气。技术好的，力气大的，往往格外赢得尊敬。兵站就是这样充满着友情。汽车兵有着惊人的记忆，记住了相貌，记住了兵种车牌号，此后若在路上相逢，便会鸣笛致意。
餐后无处可去，便向院外望去，等候着观看“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那真是辉煌的瞬间，除了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我还没在其他地方看到过如此动人魂魄的落日。硕大的火红落日，几秒钟前还西斜着，转瞬之间，便如一团蓬勃的火球，无声地、却是雄力万钧地落在了天际线上，很久才在黄昏的夜色中隐去。
看完了落日，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心不免有些落寞，也该是就寝的时候了。
兵站是油机发电，到点熄灯，须早早洗漱。房间设有通铺，十几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屋里弥漫着烟味、汗味，这是所有的兵站都具有的军人味道。这味道使战士们感到亲切、感到安全、感到温暖。睡觉前总要尽兴聊一番，或南腔北调，或朗声细语。聊家乡的逸闻，聊部队的趣事，聊得最多的是部队老首长的笑话，是善意的，是尊敬的。有探亲归来的，会把家乡的瓜子、花生撒在桌子上，让大家“共产”。抽烟的便交换着各自家乡的烟卷，品味着，品评着。遇到冬天，室内火炉上的水壶蒸腾着热气，更烘托了“家”的气氛。
此前，这些军人们并不相识，然而，却突然在某一个夜晚，命定地在库米什兵站相遇了，感情的渠道就在一瞬间极其自然的沟通了。一路颠簸的疲劳，一路无言的寂寞，就这么轻松化解了，直到最后一件趣事结束，直到最后一支烟火熄灭，直到鼾声四起。兵站的夜，慰着战士们的梦。
第二天要继续赶路。早餐后，来不及道别，便匆匆各自上路。或许从此再也不会相遇，但会记住兵站的夜晚，记住夜晚的欢乐。
每每回望兵站，心头总有挥不去的别样滋味。新的一夜到来时，依然会有投宿的战士，依然会在军人的气味中，聊家乡的逸闻，聊部队的趣事。
2011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