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科母校河北大学要庆祝90周年华诞了，作为三十年前毕业的老校友我很惭愧，竟然不知道我的母校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竟然从天津工商大学开始至今有90年的历程。在学校就读时仅仅知道个大概，而最让我记住的则是现在的天津外语学院就是河北大学迁出天津前的旧址。河大人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旧址，是中国最早的几个教会大学之一，所以建筑是完全的西洋式样。人们一般总是容易记住最表面的浮华，而不去深究浮华的内里。
当然1969年河北大学因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而到保定，随后省会又迁往石家庄，省大学却遗弃在保定，因为这番政治上的折腾，这所大学就无可救药地落入了“地缘政治”牺牲品的境遇而难以恢复元气。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一所大学对一个省政府来说除了是包袱外一无所长。甩掉了，弃之如敝屣。但受到重创的却是这所大学的师生。因为中国的大学发展是依附于地缘政治的，而不像西方的大学，反倒是在偏僻的小镇选址，成为安心学术的僻静之地。估计本校至今无法进入一流大学行列，与这个地缘政治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上大学的年代，似乎并不关心本校辉煌的历史，只看到其尴尬的现实制约和逼仄。近些年人们开始注重寻根问祖，追溯大学的血缘脉络，这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当年的天津与南开比肩的老大学的厚重根基。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历史漂泊沧桑感依旧萦绕在这所大学学人的心头。了解了过去当然比不了解要好，但那个过去可以被依傍的似乎只有丰厚的藏书积累，其余的都被地缘政治所风化。这所大学的人必须自重，自强，因为没有家底可吃，即使有过辉煌，也因为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失去省会地位的贫瘠的土地上而辉煌难再。
可能也是因为这所大学不是名校，我在高考时才能以不高的分数考入其中成为其学子。我是考了俄语却上了英语专业的，命运就是这样让我过了英语的语言关，又开始重新做起少年时代的文学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这个小城市的非重点大学里，来了第一个美国教师，是普林斯顿刚毕业的博士。他给我们带来了伍尔夫夫人、劳伦斯、乔伊斯和曼斯菲尔德的作品，我在那个荒凉的校园里找到了劳伦斯这盏照亮我的文学道路的明灯，情不自禁地在图书馆后面的乱石堆上偷偷翻译起他的小说来。我念英语的真正意义终于被寻到了。毕业前我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自然而然地研究起劳伦斯，一路下来再没有改变。
如今的校庆，让我自省，又一次廓清这所大学对于我的意义，竟是在那样恍惚偶然的时光中无意间抓住的一根拯救心灵生命的稻草，在滚滚红尘中，一根草对别人是如此轻如鸿毛，但对我却重如泰山，我就在那样迷茫的时刻，在那样一所颠沛流离的沧桑校园里抓住了它，成就了我以后的“事业”。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写下几笔，遥祝我的母校前途似锦。当然在新的时期，河北大学的校园已经今非昔比，在京港澳高速路边巍然耸立起的新校园已经是路边美丽的风景，一切看上去都已经似锦。天津是回不去了，它必须在命运将它抛掷于斯的土地上自创辉煌。如果没有当年被抛弃在这个小城里，这里怎么会耸起如此伟岸的大学校园来？河北大学以自己的受难给这个小地方带来了文化风景，给这个农业大省注入了难得的文化气韵，与这座历尽沧桑遭到当代政治抛弃的直隶古城半路结缘，共命运，同呼吸，书写的是与其在天津完全不同的历史，它和保定都是政治的弃儿，只能患难与共了。这里的人民应该感谢这个落难的贵族，没有它，这里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所省大学的所在地，这里的文化风景就会暗淡许多。而作为小城的后街男孩，我更应该感谢它，因为如果它还在天津，其录取分数线肯定要高得多，我连被错误录取的机会都没有，就自然不会有我的现在，而这个现在是令我十分满足和感念的。
感恩，是感恩一种冥冥中的命运，但任何命运都要有一个十分具象的实体来承载，这个实体就是方舟。这个大学，就承载了我的命运的滥觞，因此我在感恩命运的时候，不能不感恩这个偶然的小小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