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文学研究界，赵少伟这个名字算不得响亮；作为翻译家，他的产量也不高。写得不多，翻译得也不多，但他却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也做不到的事：他填补了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80年代的空白，因此开辟了中国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出版的道路。这件事赵少伟如果不做以后也会有人做，但劳伦斯进入中国的时间将会推迟，其进入的方式将是另一番情形，甚至推迟到何时都会成为问题，可能是灾难性的遭遇也未可知。幸亏有了赵少伟，劳伦斯才得以顺利及早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进入了中国（也可以说是重新进入）。而我与赵先生的接触，赵先生对我在劳伦斯研究和翻译上的指点，均源自他那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拓性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而我却是在旧书堆里淘到的这篇论文。
那是1982年，我刚开始在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读英美文学研究生，选定硕士论文方向时我选择了劳伦斯。可劳伦斯在我们国家的教材中还是被当作“颓废作家”一笔带过的，研究他就要冒论文通不过、拿不到学位的危险，而且我听来福建师大外语系出席研究生论文答辩的一位北京大学教授说，北大刚刚有一位研究劳伦斯的硕士生其学位论文被“枪毙”，此人没有拿到学位，仅仅是毕业。虽然他的论文被枪毙并非或并非完全是因为写劳伦斯的缘故，但我在旁边听她讲到这个故事时还是心生焦虑，认定那就是与研究劳伦斯有关。我的导师对我选择劳伦斯根本不感兴趣，但对我的坚持还是宽大为怀，不过仍然在不断地警告我研究劳伦斯的危险性。
我到上海和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有关劳伦斯的研究资料，能找到的均是外国人写的，且大多数都是几十年前的出版物。千辛万苦地寻觅，才在北图的一个分馆（在北新桥）里找到几篇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写的文章，有孙晋三和章益两位教授的论文，还有林语堂和郁达夫的杂文及摘译。在那之后，我猛然发现，中国对劳伦斯的研究是个空白！各种大学学报和当年唯一的研究刊物《外国文学研究》的目录里居然都没有劳伦斯三个字。一种填补空白的壮志与激情叫我好一阵躁动！但我马上面临的是一种尴尬——1949年后国内学术界对劳氏没有权威人士的研究成果，而人们人云亦云的那个劳伦斯是个“黄透了的”作家。似乎这样的禁区轮不到我去闯，这样的空白轮不到我这样一个省属师范大学的毛头研究生去填补。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回到保定的家中度暑假。市中心那条有800年历史的西大街上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就一间铺面，但四壁都摆满了书，那是离我家最近的书店，小时候经常去。那间小屋一直像黑夜里的一盏小灯让我心里亮堂，每次去其实不为买什么书，只是一种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动作使然。在那个年代那座20多万人的小城市里，这家书店、对面的乐器行和隔壁的老药店就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文化中心，我总爱出没于此，翻翻书，摸摸乐器，看一排排的中药匣子辨认上面的药名。
可那次逛书店则有意外的收获，我在墙犄角的旧书堆里看到了一本过期《世界文学》，标价四角。漫不经心地翻开浏览一下目录再决定买不买，这时忽地眼前一亮——目录上竟标出劳伦斯作品的译文和赵少伟先生所著《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世界文学》本是一本译文刊物，这次破例刊登了这篇长篇论文。我当下就在光线昏暗的书店里急迫地读起赵先生的文章，读得心里一片金光，感觉如同久旱逢甘霖。《世界文学》1981年第2期（总第155期），花四角钱买下它，似乎标志着我的劳伦斯研究真正开始了。
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说劳伦斯不是黄色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中国最权威的《世界文学》刊登了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在半个世纪的空白之后重新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
赵文客观地、较全面地评价了劳伦斯的文学创作，为此后大陆学者研究劳伦斯定了基调。可能也正因为它是发表在《世界文学》这样权威的杂志上，为此后的年轻学者进入劳伦斯研究这个无形的禁区发放了通行证。
至少对我来说这篇文章是举足轻重的，我高举着它像高举着一面旗帜，一个劳伦斯研究的护身符，向一个相对封闭而又谨慎的学术圈子宣布：劳伦斯不是黄色作家，他可以成为研究生的研究对象。回首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象，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是千真万确的。后来的一切就很顺利了。我靠研究劳伦斯取得了硕士学位（应该说是大陆第一个研究劳氏获得学位的人），以后不断发表一些这类专论，翻译出版了劳伦斯长中短篇小说、文论集和劳氏传记。即使我不是专业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但无论从事什么别的职业，我都感到很有精神的底气。劳伦斯文学已化作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藏这本《世界文学》？
那家寒碜的小书店今昔是何年了？还在吗？我童年精神生活中的小油灯，因为习惯而经常闲逛的一个文化景点，竟然成全了我的硕士研究论文的选定，从而保佑我让我找到了半生文学事业的道路，这叫缘分吗？简直是命运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