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近些年我竟然写下了很多篇关于保定城的散文随笔，聊作对生长于斯的故土的感念，也是对岁月无情落花流水的感慨。
父母20世纪50年代从外地乡下来到河北省会保定工作，从此成了家族里第一代城里人和小知识分子。但他们却都顽强地乡音不改，一直各自说着家乡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山东口音，一个定州口音，与保定口音格格不入，更与省城里流行的普通话格格不入。
因为他们是第一代农民知识分子进城工作的，所以他们与自己的故乡老家人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之密切，以至于他们并不以保定为新家乡，仅仅把保定当成工作地点，过年过节他们都是迫不及待地各自回自己的家乡和亲朋乡邻团聚，那里才是他们情感的寄托地，因为他们的亲人都留在了原乡，作为小知识分子，在低工资分配住房的年代里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想过把父母接到省城来。我们家在保定没有一个亲戚，因此只有我算是第一代保定人了。在他们的异乡口音中，在他们对各自故乡的依恋和城乡间的往返奔走中，在没有亲朋的氛围中，我从小就有一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从来也不把保定当成自己的故乡，当然也不认为山东和定州是自己的故乡。一个小小的移民，心头笼罩着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漂泊感。
但我生长在这座古城，而且在这座城市完成了自己从街道识字班到大学的学历教育，直到22岁才离开。离开保定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不舍，似乎只是从一个异乡走向另一个异乡而已。在福州完成了自己的研究生学业后到北京工作，又是一次异乡到异乡的流转。我自认为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是可以随遇而安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国际人。
每次需要填履历表格，在“籍贯”一栏里我都木然地按照我的户口记录写上山东二字，每次都暗自好笑，因为那个籍贯地我只小时候去过两次。一参加工作赶上出国，发现护照上没有“籍贯”，只有“出生地”，说明我们的“籍贯”标注不是国际通行做法。问领导怎么填，领导说就填你的籍贯。这令我莫名其妙：我没有出生在我的籍贯地。但还是填成了山东。后来我开始自觉地改成“河北保定市”了，因为我开始认为，籍贯仅仅是标明你的父系的祖地，而如果你与那个父系的祖地没有任何活生生的感情和经历上的联系，甚至你仅仅像个游客一样去那里走过一遭，那个祖籍似乎就对你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而我生命中的前21年都在这个叫保定的老城市里度过，我的母语是保定话，我的同学和老师都是这里的人，我肉体与心灵的成长和定型都在这里完成，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活生生内化于我，无论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观察世界的眼光都隐隐笼罩着那段经历的滤网，因此这里而且也只有这里算是我的故乡。于是我很是反传统地把籍贯写成保定了。还好近些年我们的传统也变了，很多身份表格和证件上都用“出生地”代替那个中国特色的“籍贯”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走在时代前面了。
当然，这样做还是让我愁肠百结，因为无论如何我和山东与定州的两个小村庄是有独特联系的，我虽然不讲他们的方言，但耳濡目染，我还是能模仿，因此学到了更为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那是我隐性的两种母语，而那两种母语背后所承载的更为隐性的文化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无声细雨。所以我认为这种有史以来必须把一个人定位是“某地人”的传统做法确实是不科学的，仅仅是农业文明中社会流动极度缓慢年代里父权至上框架下的定位方式，它根本忽视了移民后文化环境的影响因素，也忽视了母系血统的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家族流传历程不同，如果一定要定位，那也应该是先说生长地，再将自己父母的故乡都标明才算科学。这样的话，我的生命地理坐标应该这样写：生于河北保定；籍贯，山东—河北。所以现在遇上有人问我是哪儿人，我会随口说保定，对于一个没有故乡归属感的移民后代来说，如果要定位，只能取各种因素中比重最高的一个。
而且因为我后来的小说里总有童年在保定的经历在暗流涌动，我在离开故乡多年后竟然开始不停地搜集保定的历史资料，似乎是在证实保定文化对我心灵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具体线条。廓清了这些影响的来龙去脉，渐渐地我发现我是个比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保定人更像保定人的人了，或许这就叫假作真时真亦假。
这些都是而立之年以后的感悟了，而且是我写起小说来才渐渐生出的与心灵、与感情、与血脉的节奏有关的感悟，这些是不以任何理性思维为转移的。
当然，我更明白，我的保定与现实中的保定基本上没有关系了，所以每说到保定，我会说我的保定，那是一个内化于我的特殊的心灵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无论现实的保定怎样变化，我的保定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它与别人的保定只有某些年代和历史上的偶然的切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保定和我都与现实的保定和现实的我渐行渐远，但这一切都聚在一道无形的波段上，发出自身特有的频率，传达给心有灵犀的人。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相信，我精神上的保定同乡大有人在。
这个叫保定的故乡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66—1976十年“文革”及“后文革”时期的风土人情和市井文化，所以我的小说里自然就胶着于这个时期。这似乎对故乡很不公平，这个做了244年直隶省会和18年河北省会的古城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可这一切都在“文革”期间毁于一旦，而我偏偏赶上了那毁灭性的十多年。因此我的作品就充满了毁灭和崩溃感。这些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或许真的比真实更真实。
小时候我最喜欢爬上保定城里仅剩的那一段古城墙，在那里看城里城外的景色。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城墙中钻出的一棵棵小树苗，后来在小说里我把这些小树写了进去：“城墙缝里这里那里斜斜地挂着几根树枝子，在努着劲朝天上长，鲜绿鲜绿的，在春风中摇曳。”我感到很多人其实就像这些小树，种子被风随意吹送，到哪里扒住一片土就生根酿枝长叶，那片土就成了他的故土。很多很多种子都放空了，只有我们扒上了一片土长了起来，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了自己的故土。
于是我会写很多很多文字，献给我生长于斯21年的那个叫保定的地方，那是我心灵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