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高考后我们就焦急地等待录取通知书。那天在教室里老师拿着撕开的录取通知书信封当着同学们的面高兴地递给我：“考上了，没落榜，还是念英文呢！”我几乎冻僵在原地，所有的同学也愕然。中学里学俄语的我们，做梦也不会梦到英语。但是这个大学里的这个专业挽救了我，让我在4%录取率的高考第一年上了大学并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如果我有幸进了中文系，以我17岁高中在校生的文学水平和那些长我十来岁的饱读诗书的同班师哥师姐比，我估计会彻底崩溃。
而读英语主要靠的是模仿和记忆本领，这是我的长项。基础阶段就是比“鹦鹉学舌”的本事，所以上大学的头两年，别的文科同学是在读书，而外语系的人是在念书，各个角落里都有我们的人在大声地念英文俄文和日文，真是“书声琅琅外语系”。语言念好了才开始想入非非，少年时期的文学志向又沉渣泛起。这个时候我们的任务是补“文革”十年被禁止的那些“古典资产阶级文学”，从莎士比亚、狄更斯、杰克·伦敦的小说和彭斯的诗歌甚至安徒生的童话英文本读起。
但毕竟社会上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了，这些古典文学让我们忍无可忍，开始向往现代的和当代的文学。可那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一切都在“百废待兴”，在“重整山河”，外国文学界的元老和他们的弟子开始复出，豪情万丈地收拾起十前被废黜的古典文学研究，开始整理故旧，恢复传统。那个时候，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苏联文学专家吴元迈先生还是不惑之年，来河北大学外文系专门给我们回忆一次他在基辅大学留学时怎样热泪滚滚地听苏联电台里播放《一个人的遭遇》；年富力强的朱虹继承老一辈的传统并推陈出新，写出的惊世之作是《〈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等。诸如此类的补课文学研究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时髦，甚至这些还做得很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什么金科玉律。但仅仅是这些，已经不能满足青年学子冥冥中躁动的渴求，如果这些就是理想中的“外国文学研究”圣殿，这个圣殿显然是与时代脱节的。补课固然重要，但外国文学早就不是肖洛霍夫和“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时代了，我们并不需要仅仅回到“文革”前的水平，不想仅仅成为“恢复”的过渡部分。可能这种躁动会被看成是“没学会走就要跑”，可时代使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三十多年后回头看，我们确实是在基础薄弱的时候就起跑了，从而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不时需要回头补些古典文学。但那个时候我们等不起，耽误不起。课可以自己按需要补，但不能整个学生时代只“补课”。
就是在那种不满和焦躁的嗷嗷待哺中，一位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年轻的美国博士给我们带来了乔伊斯、伍尔夫夫人、曼斯菲尔德和劳伦斯等现代作家作品，我读了劳伦斯小说《菊香》，被这个仍然被国内理论界称为是“颓废资产阶级”的作家的清新文风所触动。同样是写我稔熟的劳动人民生活，劳伦斯小说和我们从小读的《红旗谱》《桐柏英雄》等等实在是大相径庭。这样的作家太值得我们重新发现和研究了，而且我们应该为他“平反昭雪”，在中国普及这样的优秀作家（那个时候哪里知道，劳伦斯早就被国际学界认定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了）。
《菊香》，震撼了我。20岁的我不满足于阅读，还一定要用中文替劳伦斯表达一遍，这小说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还记得那是1981年，在河北大学老图书馆后面乱石乱瓦堆积的地上，那里有几棵参天大槐树还是老榆树，有阴凉，很僻静，我就坐在小板凳上，膝盖当桌，偷偷地翻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有做翻译家的非分企图）。然后投稿给了《译海》还是别的杂志，从此泥牛入海。当时也没复印机，稿子丢了也就丢了。后来是凭着第一遍的记忆，重新翻译一遍，直到出书时才拿出来修改了一些地方。现在对照英文看，里面有些基本的错误令我汗颜，有些幼稚的句式令人发噱，但有些精彩的句子还很让我惊艳，这样的句子我现在绝对翻译不出来，那是需要青春的冲动才能搜索出来的汉语对应词语。所以我说翻译与创作一样，一定要早点开始，文字错误可以修改，但热情与幻想是找补不回来的。现在我在给20岁的我当老师，修改那个时候的修辞和文字，但也欣赏自己那个岁数上的冲动。
毕业时上了研究生，选定硕士论文方向时自然地选择了劳伦斯。是劳伦斯这个跨越写实、现代和后现代三阶段的作家让我找到了文学研究的支点，找到了一根最适合我的文学支柱，让我得以一边翻译，一边研究（读的自然是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一边从事自己的小说写作，不时地与新潮理论相切，感到自己在与时俱进，同时依然在内心深处恪守着一份淳厚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
我曾经在劳伦斯故乡游记《心灵的故乡》后记中大发感慨说：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六七十年。而我正是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译者青黄不接的80年代初开始研究翻译劳伦斯的，居然成为其首译者之一。为此我深深感到自己完全是灾难和历史错误的受益者，否则根本轮不到我来翻译劳伦斯，更轮不到我来写什么劳伦斯故乡纪行，早该有无数个中国学者来踏访劳伦斯故乡并写出无数本远比拙作立意高远、文笔精当的专著了。面对不幸的历史，我不敢说自己幸运——这样的幸运是建立在几代人的不幸之上的！我只能暗自庆幸，庆幸祖国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于是我能翻译劳伦斯。能徜徉在他的故乡，能在他的故乡写中国第一本这样的书，我常感到我的指尖敲打出的文字不全是我的，有许多前辈在和我一起写。
如果说毕业后这三十年我好歹伺弄好了我的劳伦斯之树，那棵树最初发芽则是在河北大学南院的外文系老楼里，十分朴实甚至简陋的一座四层红砖楼。在那里我完成了一个保定老城大杂院的孩子的本科教育，等于在保定城里完成了从街道幼儿识字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但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顺便完成了这半生“事业”的重要起步，这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幸运和奇迹。
有一次冥想时产生了顿悟：我是在自己的故乡完成了本科教育，在22岁上才离开家乡的，这与我翻译研究的劳伦斯竟然很相似，他是在故乡大学毕业23岁离开故乡的。我们都是被故乡的岁月风霜和世态炎凉刻满了伤痕后离开的，对故乡的感情就永远处于某种纠结之中。但风雨过后，彩虹高悬，人到中年后我们想到的则只是故乡的好，对那片土地充满了感激和爱，如同劳伦斯所说，那是我们“心灵的故乡”，当然那是我们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