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底突然恢复的高考让我莫名其妙成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英语专业大学生。一进校，系里就举行了入学后的摸底考试，并根据这个考试结果把大家分成了快、中、慢三个班，说是要因材施教。我隐约听说，分到快班的那些人都是中学里的优秀教师，听说读写能力似乎都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甚至更高的水平，所以要给他们开小灶，用特别的教材。而中班和慢班则需要巩固基础，用普通的教材。这是外语专业最大的特色，就是差异化教学。
还好有这个差异化教学方法，普通班的进度相对要慢，就给了我这个考俄语进了英语专业的人足够的时间从26个字母学起并奋起追赶。
一入学老师就对我们讲，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外语学院类的，叫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因为外语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多是从事口译。另一类则是北大式的，叫读写领先，听说跟上，因为一流综合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多数会从事教学和文学、语言学研究。而我们这样的普通省大学则没那么固定的模式，我们的模式只能是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因为毕业后不知道会把你分到基层什么部门，因此必须是万金油才行，不能偏科。这个下马威令我们不寒而栗，没考上一流大学，我们就“无类”了，就得全能才行。
但那个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其实教学条件很差。我们每个班有一台很大的录音机，有几盘听力磁带，声音线绕教室一周，每个人发一个耳机，共用这个录音机练听力。听力资料是有限的几种如《英语900句》和《灵格风》三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电化教学设备了。所有的教学就是靠老师在课堂上讲，在黑板上用粉笔写重点，大家记笔记。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似乎最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方法就是大家大胆地练习对话，时时处处不顾脸面，大声地讲英语，搜肠刮肚地寻找自己学过的词汇来练习会话。所以那个年代的外语系里很少听到中文的声音，无论对错，讲好讲差，大家都努力地“张开嘴”，甚至在食堂、图书馆和操场上我们都着了魔一般讲英文。这其实就是后来李扬的那种“不要脸式”的方法，放下一切自尊，大声地讲出来，越讲越有自信和胆量。
那时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有不少老大哥老大姐都是因为“文革”中“家庭出身不好”而耽误了入团。进大学后他们申请入团，按照组织规定必须要先把申请书交给我并跟我“交心”，表达他们的入团愿望。所以经常在晚饭时间，就有人来找我出去散步谈话，他们在“交心”时一律跟我讲英文，讲的英文我一半听不懂，我就不客气地打断对话问哪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他们就用中文告诉我，然后继续讲英文。那一段发展团员的过程让我的英语会话水平突飞猛进，因为他们大多是快班的优秀生，平时我都没机会更没胆量跟他们对话。所以这样的“向组织交心”反倒成了他们给我上的英文辅导课，我心中暗自得意。所以学外文一定要跟强的人学才能进步快。
那个年代师资匮乏，经常遇到某个老师生病或有外事任务我们就没人给上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大胆地向系里提出要求，要求把听力课的教材发给每个班的班长，由班长先自学，然后每天晚上班长带领大家上听力课。那门课我们竟然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学了半年，因为没了老师，反倒没了压力，课堂上大家更自由大胆，半年下来听力和会话方面进步非常快。
80年代初刚刚出现那种砖头型小录音机，是进口的，很贵，一般家庭都买不起。而且英文磁带也很贵。我们就拼命听英美国家的短波英语广播，一边听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跟着学。每次听完了再根据回忆查字典，只能用这种笨办法学习活的英文了。所以那个年代里英语系的一景就是走廊内外能看到很多人耳朵贴着收音机在收听外台广播，因为短波收音质量差，充满了刺刺啦啦的杂音，必须耳朵紧贴着才能听清楚。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唯一的电化教学设备就是收音机。为了不互相影响，我们在寒冬里甚至只能躲到楼外面，在寒风中找个僻静的角落听广播，一边听一边跺脚让自己暖和一点。
现在想想那个年代条件真的很艰苦，但似乎没有觉得艰苦，因为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500多万考生中只有20万人上了大学，机会来之不易，而且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所以条件再艰苦也学得很起劲，甚至一直感到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