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雾霭沉沉锁京城的10月天,本该是充满抱怨和烦恼的,但我还是感到挺快乐,因为偶然想起了37年前的这几天是最值得我纪念的少有的几个日子。阴差阳错,我的大学翻译课老师劳陇的旧作《三怪客泛舟记》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再版,一本很薄的经典英国幽默小说被劳陇夫子翻译得出神入化,但因为不属于狄更斯类的批判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更不属于后现代主义,所以还真难“入流”,杰罗姆这样的纯正英国味幽默文学大师一定要等待少数有心人发掘方可。今天一位编辑找到了我表示要再版劳陇这本书,很是令我欣慰。于是就莫名其妙想起我怎么与劳陇有了接触并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忘年交。
一切都要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说起了。是那个风雨交加的10月末,早晨7点的电台新闻报纸摘要节目里突然宣布马上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改变了我,特别是更多已经上山下乡走投无路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因为那个高考,我迷迷糊糊被英语系录取,去读英文,准备未来当旅游局的导游或中学英语老师或外贸部门的翻译。但没有想到竟然遇上了劳陇这样的翻译教师,让自己领略到了翻译文学的美妙,迷迷糊糊地听他的课,慢慢启蒙开窍,后来自己也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竟然就成了专业。一晃就是37年。
那个10月21号的广播让在高中里混着的我们看到了新的出路,我们不用下乡了,想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不可能了,必须读大学。不出几天,学校就决定在全年级举行资格考,当年给在校生的高考报名名额是3%,我们年级近300人有8个名额,文科2个,理科6个。没有时间复习,说考就考。我们天天冒雨赶到学校去考试,四面透风的教室,手都冻红了,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考完了,获得了资格,然后一个月后就顶着鹅毛大雪参加真正的高考。考完了一个多月后又参加外语专业的口试,体检,随后是长期的等待,竟然一直等到春节后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就那么着成了大学生。
我不知道那年考生570万,一共连大专生算上才录取了20多万,录取率是4%多一点,只知道录取我的是河北大学英语专业,那个大学离我的中学只有二里地,坐车就两站,但因为是在城边上的老省委大院里,我们从来都没觉得那个大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一个月,那个大学俄语专业的学生来我们这里进行教学实习,都是工农兵学员,上台讲课的水平跟我们的俄语老师没法比,我们就更对那个大学没有兴趣了。所以我接到那个大学的通知书并不开心,大家都劝我不去上,但又听说如果拒绝上,第二年就不允许参加高考,加之我对再考一次也没把握,生怕考得还不如这次,那就该上大专了,于是我就乖乖地去上了。对很多人来说如此神圣的恢复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在我身上却是如此平平常常甚至是稀里糊涂的事情。
可偏偏是这个不起眼的大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是高考第一年,学校对我们投入很大,派的都是最好的师资,到高年级更是由劳陇这样的专家教我们,精读课老师是唯一一位曾经留美的教授。劳陇是因为当年国际关系学院解散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才就近调到河北大学当老师的,我们毕业后他就落实政策回到“国关”当教授了。而那时我也研究生毕业当了编辑,时常催他翻译点文学给我们,就有了这本杰罗姆的小说译文。当初确实觉得杰罗姆哪个流派都不算,没有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但他的幽默风格确实在英国文学里独树一帜,而有了劳陇先生的超一流翻译,这样的天作之合堪称美文。
劳陇的译文是一流中的一流,可惜他的文学翻译实践开始得太晚,是古稀之年,只有那么几年,他大量的时间用在了研究翻译理论上,不停地进行理论论战,忙于指导研究生,给我们留下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实在是憾事。但作为学生,我直接参与了他的三本书,或当编辑,或参加翻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他所有学生里最幸运的了。
这一切都肇始于1977年10月那次莫名其妙的高考和录取,故事一直持续到他逝去多年后的今天。刚刚协助他家人出版了他的翻译理论文集,现在又开始帮着再版他的翻译作品,这个过程中不断念起多年的过往,对激活我的记忆颇有帮助。过往的风雨都能化作结实的感想结晶,以此来反思自己,这是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