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报考福建师大研究生时，那张难倒了无数师大本校考生的卷子竟让我一个外校生考了个不错的分数，这要感谢当年河北大学英文基础课老师们教学有方。事实上河北大学与福建师大一样都是早年国内少有的教会大学发展而来的，河北大学前身是天津师范大学，所以教学上重视基础也属自然。英文专业考研其实根本上是一门课否决制，那就是貌似谁都不当一回事儿的“基础英语”，那是英文专业的主食。往往一些才气逼人的人翻译得好，作文有文采，政治课也能押题背高分，但偏偏都栽倒在基础英文这一门上，这门课考的是硬功夫，考语法难点，考原文的阐释功夫。我这门课只考了73分，很惭愧，是我几门课的最低分。但入学后才知道，是这个最低分保了我，不少优秀考生别的课分数都不低，偏偏这门课竟然不及格，连他们自己都吃惊：英语专业的高才生怎么学了四年竟然连基础英语都不及格，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我是唯一一个外校考生考中的，就是因为我这门课超过了很多他们本校的高才生。其实这门课也是我最不当回事的，以为是一门保底课，大家都能过，仅仅是分数高低而已。可考试那天打开卷子发现有十来张，就慌了，基本上是不能思索，从头答到尾，答完了监考人就说还有最后几分钟收卷子，等于没有任何时间检查。出了考场人都快晕了，没想到我最看不上的这门基础英语竟然分量这么重，动用了我全部的基本功，而且更没想到这份考卷不是保底的，而是拆底的，你就是作文天花乱坠，就是翻译炉火纯青，基础英语都是撒手锏。后来事实证明，我其实工作中一直吃的就是这个基础英语的饭，靠这个找工作的。社会上没人拿你的文学当一回事，更没人稀罕你翻译的劳伦斯作品，找工作和实际工作需要的是你立地能把一篇文章翻译成英文，能念对念好，能在会上用流利的英文面对外国人云山雾罩一番，能面对镜头拿起话筒就说一段要报道的东西，发音还不能有错。这些基本功是很多学问高深的人看不上的。所以，考研时都认为抠文学史和抠生僻词汇最重要，结果是很多人人参鹿茸都握在手里了，结果考你怎么蒸好一锅馒头，他们却不知所措了。河北大学锻炼了我蒸馒头的硬功夫。
我上大三时从普通班插班进了当时的快班，和这个班的同学只共处了两年时间，他们比我大好几岁，上学前多是中学英语教师，应该算是我的老师才对。学生和老师同班上大学，这是1977级的一大特色，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十年大学停止招生，他们那个年纪早该大学毕业了。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未想过学英语，而是要当科学家、医学家，因为偶然的机遇当了中学英语老师，考大学时为了保险，就顺势考了英语专业。我和他们一样为他们的不幸命运感到惋惜。
因为与他们背景大相径庭，直到毕业对他们还有点陌生和敬而远之。不过跟一些老师级的人当同学，最大的好处是催人奋进，不进则退，我的专业成绩是超常速提高的。所以我要感谢当年把我调入这个班的赵岩老师，也感谢敢于接收我这个从零开始学英语的马老师，更感谢这个班的大龄同学们创造的学习氛围，否则我不可能读了三年半就考上研究生并从此以英语为自己谋生的饭碗。
这个班的大哥大姐们真的是有后劲，不少人在三十多岁才出国读书，出了好几个美国博士，有的是在四十五岁上攻下博士学位的。本以为四十五岁拿博士的是本班最后两个博士，没想到我的好兄弟陆天桥竟在四十五岁上毅然弃商从文，远赴澳洲开始读博士学位，最终在五十岁上拿到学位当了教授。
现在闲时翻看我们班的合影照片，我还感到莫名其妙呢，不相信这是真的，似乎我的图像是靠电脑技术抠补上去的。我怎么会和这么多老师在一个班当了两年同学，除了上课在一起，他们那个年龄的人当时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价值观如何，我全然不知。一毕业我就南下福建继续念书，几乎和他们都失去了联系。所以，我到现在还觉得同他们只是在一辆长途列车上共同旅行了一段时间的旅客，刚刚熟悉，就天各一方了。这样的“同学”现象在1979级以后就基本消失了，从1980级开始总算同班同学是同年龄同经历的纯高中生了。但我很高兴有这段异样的经历。
故事到此并没有让我与河北大学的缘分结束。到我考上福建师大的研究生，我才明白，其实我在河北大学读书时，最后大四阶段的三个重要老师里有两个竟然是福州人，一位是我们的精读课教授吴新，另一位是我们的汉译英老师黄为葳（他那时还是讲师）。黄老师是中央大学的高才生，被错划成右派落难到河北，教了我们一年汉译英和英文作文，那一年我的英文作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可直到我考上了福建师大的研究生，他才告诉我他是福州人，他的舅舅是物理系主任，让我代他去看望他的舅舅。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工资也不高，他并不是想回福州探亲就可以去的。
而吴新老师是福州人的事则是我到了福建师大后我的导师林纪焘告诉我的，他听说我是河北大学考来的，就问起吴新，说他们曾经是福州一所中学的同学。我这才想起吴先生那口很怪的南方口音原来是福州口音。
吴先生那时是“文革”后系里硕果仅存的两个副教授之一，负责我们的精读课，每周上几次，在我们看来这个头发全白了的老师简直如同法官一样威严。他总是在课堂上随时叫起学生用英文复述课文里最难的段落，不许重复使用课文里的词，必须用别的词进行置换，说不上来他就当场纠正你，很不留情面。留的作业也经常是改写最难的课文。这种教学方法最炼人，也最害人。结果期末经常有人不及格，他就点名让这些人去办公室“过堂”，然后还要补考。我们全年级有一次基本全考砸了，连我这样自以为是优等生的，才考了82分，很丢人。最后吴先生估计是发了慈悲，全年级统一上调3分，像我这样的就混进85分的行列了，算优等了，否则优等生就寥寥可数了。真是回回都胆战心惊。所以那时我们基本上是上课来，下课走，路上看见他喊声老师就赶紧走，不敢同他说话。我的导师告诉我他们是中学同学后我写信告诉了他，他也回了信，指出我的英文信里过分追求用大词，希望我学会用小词表达深刻的意思，那样反倒不容易学，很是令我惭愧，因此也明白应该多用成语，少用动辄十几个字母组成的那种唬人的单词，那种英文写出来反倒蹩脚。过了两年，我有一次在师大门口挤20路公共汽车时看到一个瘦小的白发老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感觉很像吴新老师，但匆忙中也没多想。后来我听说他就在那时退休后回福州了，才明白那天看到的肯定是他了。但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回福州后去了教育学院继续教书育人，一般来说他和我的导师应该恢复了联系。但我的导师也没有提起他回福州的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学生，没必要告诉我吧。还有就是那一辈人多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也许他们就没有很快联系上。总之，我那次如果喊那个像他的人一声，他如果停下来，我们就在福州重逢了，或许我会经常去看他，继续听他的教诲，那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事情。可我就是那样在忙乱中错过了他，真是遗憾。但想起他对我们的“疯狂锻炼”，我还是非常感念的。如果没有他那么千锤百炼地“折腾”我们，我们不可能在最后一年英文水平大幅度超常进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大学的最后一年是在河北受到两个福州人的训练后考上了福州的大学，又受了福建师大里很多福州导师的培养最终得了硕士学位，这种因缘际会基本上是传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