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底，我们就该高中毕业了，就要像前几届的学兄学姐们一样上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了。可10月里突然宣布12月就开始恢复高考，全国为之沸腾，积压了十年的高考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下乡的知青、工厂的青年工人，还有各个行业里的青年立即开始紧张的复习。那两个月，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人在忙着复习参加高考，有的是父子或母子共同备考。最忙碌的是各个中学的高考补习班，教室里灯火通明，一直亮到很晚。各个学校门口出出进进人流如织，学校外灯光昏暗的街道上是成群结队喧闹的年轻人，像过节一样。特别兴奋的当然还有那些“文革”前就带毕业班的老师们，他们有十年没有送过学生进大学了，现在终于迎来了自己业务上的又一个春天，又能以高考录取率为衡量自己业务水准的标志了，那是他们当教师的价值所在，尊严所系。他们和参加补习的学生一样兴奋，都是义务地为大家做辅导，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加班费或讲课费这一说。在补习的人们眼里，他们就是通向大学的指路明灯，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救星，感到他们站在讲台上的身姿特别威严、优雅。
每天晚上走在参加补习的人流中，我的感觉很是异样。作为在校生的我，其实对此根本不热心，因为我早就从肉体到精神上准备好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突然要恢复高考，反倒感到不知所措。人生的道路要变了，我甚至傻傻地希望那不是真的，那样我还可以照样下乡，实现自己为之准备了多年的革命理想。我早学会了针灸，还学了中草药知识，准备下乡去当赤脚医生，给缺医少药的农民看病。那时有个电影讲这种“赤脚医生”，歌词是“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我就是准备去暖千家的。现在看来我那时是个多么淳朴的小城市少年啊。按照当时的政策我是属于被照顾不下乡的，可以在城里当工人，也可以留在中学里当代课教师。但我决心要下乡，因为除了要“暖千家”，我还有一个理想，就是一边当乡村医生，一边写出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来。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浩然那样的农村作家。因为那个时候小说很少，而浩然的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河北中部的农村生活，家乡方言让浩然提炼得如此精当，如此活络，让我感到亲切，令我崇拜。我真高兴自己的家乡出了这样的大作家，认为自己有条件学他的样子，甚至可以超过他呢。年轻，真好，敢暴虎，敢冯河。恢复高考打碎了我为之辛苦准备多年的浪漫革命理想，估计上大学毕业后就得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城里无病呻吟了。那个年代我全盘接受了革命理想教育，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难忘的倒是这之前的选拔考试。在校生要参加高考必须先参加选拔考，名额只有百分之三。为此，各个中学都组织了隆重的选拔考试，气氛十分紧张而热烈。原先评价一个学生优秀与否都是看他是不是当了团干部，是不是有体育和文艺特长，是不是有群众威信，是不是在学工学农活动中吃苦肯干和手艺灵巧，现在则要比谁的文化课成绩好了。那几年为了争先进、当学生干部，我从来都是逼着自己在劳动中吃苦，在学工中苦学技术，认为这样锻炼自己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变了，为了证实自己在学习上也出类拔萃，为了争口气，虽然不热心，但还是兴冲冲地参加了选拔考试。那两天正是秋雨连绵。那年的秋天比现在冷多了，我记得我都穿了毛衣毛裤，却光着脚丫子穿胶鞋（为了少洗一次袜子）。一路打着伞跑到学校，手冰凉，脚冰凉，心里也冰凉。我下午迟到了，人家都开始答题了，班主任韩老师焦急地在雨地里等我，因为我是他的一张王牌。看我终于到了，他长出一口气，恶狠狠地骂我一句什么，然后推着我进教室，亲手把卷子给我拿过来。“你行，好好答，看清楚，别糊涂！”在这之前，他就一直鼓励我，说我是最有希望入选的几个尖子，只要沉着冷静，就能答出好的成绩。当初觉得他小题大做，虚张声势，但现在想起来，那就像教练在赛前照顾自己的运动员，怎么当时就不懂老师的苦心呢，确实是不懂事。我就是那么轻松地获得高考资格的。
高考前报志愿，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准备后面的志愿都报各个等级的大学中文系，认为上了那个系就能当作家了。但韩老师苦口婆心地劝我错开科别报，万一中文系考不上还有别的专业录取我。我还觉得他是低估我的能力。他教了一辈子俄语，特别希望我第二志愿报个外语专业，我不从，他就生气，连骂带哄，我总算第二志愿报了外语专业。后来事实证明，那年中文系是文科里的最大热门，最难考，多数中文系的考生都进了历史和哲学等别的专业，我进了英语专业，是这个志愿挽救了我，成就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翻译家。
两个月后高考那几天风雪大作，简直是冰天雪地。我每天蹚着雪赶到考场去考试，一路上几次差点滑倒。我们穿着棉裤棉袄，戴着棉帽子，教室里生着火，但依然冻得手发僵。我很幸运，我是在母校保定三中的考场考试，我的座位正好是我初中二年级时坐过的那个座位，加上我对高考并不热心，答题时我很放松，轻而易举就考上了。
但因为我上的是离我的中学只有二里地远的河北大学，不是一流大学，专业也不是我要考的中文和俄语，而是英语专业，我要从头学英文，所以我是闷闷不乐地进了大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后来才知道三十多年前那个历史性的冬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570万人过独木桥的壮观场景，举世无俦！但26:1的残酷淘汰率仅让20万人上了大学，让550万人积压了十年的大学梦化为乌有。那是民族的盛会，亦是百万人和他们的亲人精神的滑铁卢。可我就那么轻松懵懂地走过来了，根本不懂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我只是高中升大学而已，和那些蹉跎了很多年的师哥师姐们心情完全不同：他们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很多年，有的都是孩子的父母了，那次如果上不了大学，就永远埋没在社会最底层了。而我才17岁，还有很多机会，还可以考几次大学。我身后没坎坷，没有什么阴影，我纯粹是来上大学的，很在意上的是什么样的大学，学校风景美不美，学校里名教授有多少。因此我上了大学，反倒不开心。这心情在当年被大家视为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是有毛病。幸福的人就在于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