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我的作家朋友沈东子博客上写他70年代读初中时参加训练班学医的经历，唤起我不少美好而辛酸的回忆。我们是同龄人，上中学时都有这样的小小经历。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准备中学毕业就下乡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知道农村缺医少药，大城市的医生又不会轻易下乡去，因此农民需要自己的医生，我们就想当这样村里的医生，号称“赤脚医生”。于是我们就提前学本事，准备一毕业就当乡村医生。我也和东子一样，学习中草药知识，学习针灸，然后就去青年路和新华村交叉路口上的保定北市区医院针灸科要求跟大夫打下手，顺便学点技术。那段时间我特别快乐，放了学就往医院跑，假期就泡在医院里，打开水擦桌椅很积极，要知道人家能义务带我这样的徒弟那是多么高尚。还记得那个大夫是转业军医，对我们特别好，每扎一针都讲怎么进针，怎么行针、养针，后来一些不重要的部位他就指导我们去扎。患者也不反对我们练手，我对病人态度也很好，一口一个大爷大妈地叫着，就是求人家让我扎，给自己长本事。现在想起青年路上那个小医院，心里都暖洋洋的。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了未来的生活方向更让我心里亮堂和幸福的了，我觉得那种光芒都能从内心泛到外表来，浑身的阳光灿烂，真是阳光少年。
1975年出了个电影叫《红雨》，讲的是山村里一个中学生学了医术，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还琢磨出了法子治好大医院都治不好的地方病。这个电影我看了好几遍，感动得不行，心想那里面的小农民医生红雨不就是我未来的榜样吗？红雨这个名字取自毛泽东赞美南方某地治好了血吸虫病后写的诗——“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那个电影除了这个故事，还有郭兰英唱的插曲特别动听，“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一根银针治百病，贫下中农人人夸”，我认为那是郭兰英唱的最美的歌曲，比什么歌剧《小二黑结婚》强多了。70年代郭兰英正是风华正茂的黄金时期，嗓音正是金嗓子，而且是天然嗓儿，比现在那些受过训练的“工业化”嗓子就是感人。
想到这些就上网搜这个电影，居然有新发现：导演竟然是著名的大导演崔嵬！还有里面那个小红雨，当初只觉得演得特别好，很朴实，今天发现这简直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韩庚。但这个红雨绝对比现在的韩庚要朴实，因为那是山村电影，一点化妆都没有，就是个山村孩子模样。如果说现在的韩庚是温室玫瑰，那个小红雨就是山上的牵牛花。没有可比性，但长相很靠近。可惜那孩子没赶上好时候，电影刚红了一年，就因为里面有虚假的“阶级斗争”情节而成了“四人帮”文艺作品，再也没放过。其实除了里面编造的阶级斗争线索，别的都很真实，如农民生活，农村场景，演员带乡村口音的普通话，都特真实可亲。这个生不逢时的电影就这么被封存在历史的记忆里了，那个70年代的小韩庚估计就半途而废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演的电影。希望他没有蹉跎，日子过得不错。毕竟他演的红雨激励了我们不少人。我注意了一下，这哥们叫曹秀山。小山子哪儿去了呢？
那段学医经历虽然没有让我走上为广大病人服务的道路，却很是造福于我自己了。有了那些基本的医学知识，我基本上从此就自己治自己的病了，去医院也是告诉医生我需要什么药而已。从头痛脑热到各种内科病，我基本上都能自己治好自己，花费可谓十分低廉。上中学时下乡学农，因为贪玩，在刚抽出来的地下水里洗澡，结果关节肿痛。我自己给自己针灸治好了。最令我骄傲的是我坚决不听医生的话，不做痔疮手术，仅仅通过自己调理肠胃和用食用油做肛门按摩就治愈了我的二期痔疮，那个过程很是奇妙，等于宣布了痔疮手术的无用。但归根结底还要感谢我15岁上在那个小医院里学习医学知识的经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半仙”。
保定北市区医院，就在青年路和新华村口拐角处，背后是空旷的土坑，夏天里杂草长了两人高。那个地方让我终身受益无穷。现在我还保留着学医时买的一些尺寸不同的钢针，有时还会给自己扎上几针。
写完这篇短文后不久忽然在微博上发现儿童文学界专家安武林晒自己刚刚淘到的一本旧书，竟然就是小说《红雨》，才知道那个电影是从同名小说改编来的，那位作家叫杨啸，现在呼和浩特生活。安先生还把书邮寄过去求得老作家的亲笔签名，那字体刚劲骨感，真是奇迹，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呢，这本薄薄的小说如同种子种在我们心上，让我们心里曾经热得不行。我在网上写了点感受，又得到女作家沙地黑米的呼应，她虽然小我们不少，但说依稀记得同院的邻居小哥哥们也是看《红雨》自学针灸，都和我一样先在自己身上大胆扎，然后再去医别人，我们简直成了一代小红雨，是自学针灸的一代有志好少年。而且那书成了她幼年时最早的读物，人家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我也报考过那个系，可惜分数差了八千里，惨败），再后来成了作家，足见医学和文学有相通之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