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1964年当兵到新疆的，在乌鲁木齐。我妈是一九五几年，很小的时候，跟着我姥爷到新疆。1969年，父亲已经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当秘书了，就在那一年，在塔城有宝岛战役。都说老一辈人，特别是军人，对祖国，对自己所服务的单位，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一年，他坚决要去边防一线，写了封申请就去了，去的是最苦的红山嘴边防站。这个边防站也是全军有名的，每年大雪封山的时间都在8个月以上，上下山都特别苦。他们要先开车开到喇嘛昭，然后换马，骑到席丹河大坝，从那儿踩滑雪板上去。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地方，我父亲待了17年。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个共体，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意识，即便有个体的思想存在，也还是服从于共体之下。现在大家都是个体了，大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意识和判断，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我生在阿勒泰，也是在阿勒泰长大。这里哈萨克族人很多，蒙古族也不少，维吾尔族相对少一点，还有回族的伯伯们。院子里少数民族多得很，我爸的性格也是比较开放，拜把子的兄弟就是个维吾尔族人，后来他兄弟的儿子和我也成了结拜兄弟。我爸的这些穆斯林朋友一到过年都互相拜年，汉族的春节他们来我家，那时候没有在外面吃饭的，都在家，吃饭、喝酒、玩儿，习以为常。
我爸在阿勒泰有很多朋友，哪一个民族都有，我家随时会有司令员来下象棋，或者穿着皮衣皮裤骑着马的山上的牧民到我们家住，有时候一住就住上半个月、一个月。很多人以为我家是少数民族家庭，因为家门口经常绑着马，其实是来做客的牧民的马。我爸妈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哈萨克语，俩人有时候说悄悄话就用哈萨克语说。我爸也正是因为这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和当地的牧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他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人，而是用语言把自己融入进去。
我爸带我上过两次冰封山，这一路上有牧民看到我爸，就拦下他，请他到家里吃饭，一定会宰一只羊。
1986年，我爸调回乌鲁木齐，要离开山区了，最后一次上山的时候，所有牧民都知道了，晚上骑着马在路边等着，一定要我爸去帐篷里面坐一下，必须要宰一只羊。这在牧民看来就是礼物，也叫“礼行”。
对于新疆的描述，我会用“礼行”这两个字。小时候我对“礼行”这个词也没有多大的理解，就知道一说“礼行”就是这个事不能干，那个事不能干。后来我用最简单的词来说明“礼行”，就是“规矩”，做人做事的规矩。礼，就是礼貌、讲理；行，就是行动；礼行，就是要求你要有礼貌的行动。对朋友，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一套规矩。比如，前面街上有个老人行动不便，马上就会有人去扶。小孩打架，旁边过来一个老人，喊一声，马上孩子就不打了，走了散了。我生长的阿勒泰，虽然说地方小，但一样会讲“礼行”，谁有个什么事儿，哪怕是街上的陌生人，大家都很热情地互相去帮忙、照顾，人情味儿特别浓，氛围特别温暖。这是新疆给我的最大的影响，特别是小时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小的时候就想着在新疆上个班，有个工作，简简单单地正常地生活。但从小我就比较喜欢艺术，那时候跳舞、排节目，十几岁的时候就想过从事表演行业。可那时候觉得还比较遥远，而且家里人不允许做这个事情。父亲就希望我上大学，踏踏实实的。我很叛逆，不愿意按照他给我规划的这条路走，就想走我自个儿的路，想去学电影。我有过考专业院校的想法，同学朋友一听我这个想法，就说：“你想一想，全中国得多少精英去考，咱们这新疆的考啥，别想这个事儿了，招生简章自己看一眼就行了。”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朗辰，一个有汉族名字的维吾尔族兄弟。他说：“景春你应该去上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你有这个素质，完全可以考虑艺术学校。”我说：“我不懂，你教我。”朗辰说：“行，我可以教你，但是我要先去内地拍个纪录片，等我回来。”
我当时在新疆百货大厦上班，在鞋帽部站柜台，卖小孩儿的鞋。自从认识了朗辰，我每天就在柜台里面盼望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终于有一天，介绍我和朗辰认识的那个朋友跟我说朗辰回来了。我那天就请了假，饭都没来得及吃，跑去找他了，见到他特别高兴，那是1993年。当时跟朗辰一起学的还有我的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都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那是1995年。
第一次离开新疆是一九八几年，很小的时候，我爸到北京开会，顺道就去妈妈的祖籍河北看了一下。当时没什么特别的记忆。
自己有意识地，完全离开新疆，就是1995年去上海上学。刚到上海大概有两年多时间非常不适应，极其不适应，不适应上海的饮食、气候。饮食就是要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厅才能吃一顿饱饭，要吃一块清炖羊肉，一个拌面，要么一个抓饭一个拌面，吃得肚子圆圆的回去。上海的气候和新疆特别不一样。新疆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冬天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样子，春天也很美，感觉很丰富。上海相比就只有一个冬季和一个夏季。冬天湿冷湿冷的，不像新疆一进房子就暖暖和和的。第一年在上海的时候，我要盖四个被子，毛巾被、军大衣全部盖上去才能睡觉。
上了戏剧学院之后，我的眼界突然就开了，知道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戏剧表演是什么样子。我开始想往更好的地方去，比如出国，或者继续学习。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每年都有奖学金拿，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还是院级优秀毕业生，得到了留在上海的机会，上海电影制片厂把我要走了。这在当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过程说出来很简单，但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汗水。很多人会靠关系，我是靠自己，更没有人因为我是新疆的而照顾我。
上学的时候拍了几部戏，但都不是主演。第一次在电影里扮演男一号，是毕业之后。1999年，导演高峰拍摄电影《旅途》，讲的是一个解放军在新疆的长途客车上和各民族乘客一起勇斗抢劫的歹徒的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电影是在新疆拍的，和我之前拍片子感觉完全不一样，毕竟连空气都是最熟悉的。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不像内地所有电影组开机第一天都要拜神、插香，在新疆，我们就宰了个羊，还找了个回族的老哥哥给诵了个经，这个过程就感觉特别“新疆”，而让我觉得特别熟悉。这部电影也把新疆特别漂亮的风情全给拍出来了，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刚去上海上学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做客的客人，所有的地方都不习惯。直到电影《旅途》拍完，工作分到了上海，户口到了上海，我还是有客人的感觉。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那会儿买了车，没事儿就跑到浙江路去吃新疆饭。普陀那里开了一个新疆餐馆，就小小的两间，不大的房子，后来慢慢发展到非常大。老板是位阿吉（去麦加朝觐归来的人），每次我都叫他阿吉Aka（维吾尔语“哥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他还娶了个上海老婆，老婆一口上海话，也会说维吾尔语。他们的餐厅开了十几年，餐厅扩展到了7家。
似乎每个地方、每个民族的人，都有一个自我荣誉感和领地意识的范畴内的一种思想，大家都不能接受别人说自己的家乡，说自己的民族，但是自己说可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人是忘不了自己的根的。新疆人也一样，社会对新疆的眼光有很多偏见，在这种偏见下新疆人会更容易愤怒。我曾经就跟人干过架，对方从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城市，但是一听我从新疆来，就不停地说新疆不好。我说：“我告诉你新疆是啥样子之前，你先尝尝新疆的拳头。”我摔了桌子，干了一架，之后拂袖而去。但是这样之后我反而觉得更加愤怒，因为我的做法不可能让对方了解新疆，还可能让他加深负面的印象。
我经常给朋友讲新疆的瓜果、风景，但现在我觉得，因为信息全球化，资讯非常发达，每个人都能通过不同的传播手段看到新疆的各种面，但最多就了解了漂亮的风光、山水，好吃的水果，对新疆的人们的生活，不太了解，还存在着非常多的误解。比如，直到现在我说我是新疆人，都会有人觉得“新疆人哪有长你这样的，你眼睛那么小”。我会告诉他新疆有13个民族，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告诉他每个民族的情况，最后再问他：“您还觉得我不是新疆人吗？”
人们对新疆人的孤陋寡闻，有基础教育的问题，还有就是宣传的导向问题。跟新疆有关的宣传都是能歌善舞的人和沙漠，只是原生态的东西，现代文明都没有了，民族文化和人文风情的宣传也很单一。
即便人们对新疆不了解，新疆也一直还是很和睦团结的，但撕裂了这一切，让人们的不了解放大了无数倍，让原本的宁静和睦变得紧张的，是2009年夏天的那场悲剧。撕裂了新疆和内地的关系，还带走了我的一位亲人。
那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出事了，但是和家人一直联系不上。等到早上我妈打电话给我讲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我有家人也不幸遭遇了这件事。我叔在医院里找到我婶，在认尸的地方。叔叔和婶婶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听说有游行，但觉得没事儿，都是新疆人能有什么事？可是在延安路上，车被点着了，人一下来就被打……
我回去之后尽量不提这个事，提到了他也会难受。但事实上我叔和我爸爸一样，都是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朋友，我叔也知道这件事是少数人的行为。但这件事就是让所有人都感到痛恨，是一个变化的起点。
当时我和朗辰大哥每天都会通电话，一见面就聊这个事情，他也非常难受，我能感受到。我从20岁就认识他，认识了那么多年，第一次看见他那么揪心，好像这件事情是他做错了一样，而仅仅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民族身份和那些犯罪分子一样。我跟他认识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以民族做过区分，一直都是兄弟相称。这是个灾难，是个痛苦，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都有亲人因为这场悲剧离开或者受伤。但在当时那个环境，就变成了各种不一样的态度，有愤怒，有哀伤，最难过的是在那一刻，仇恨也被点燃了。人们有了一种帮派和对立面的概念。人们被一种完全无形的力量给分开了。
我身边从小一块儿玩儿的伙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直到现在，到了内地，少数民族都是我的朋友，没有因为他是什么族就不跟他玩儿。我们多少民族就生存在这一个地区里，那种和谐的、友善的、交融的气氛，是其他地方的人感受不到的。
那几年新疆人很难受，而大家都明白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悲剧。那一次之后，新疆人不愿意生活在悲剧当中，人们也能够认清楚这个问题的根儿是在哪儿，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看得比较开一点。虽然这个影响可能会是几代人。
前两年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我叔叔和婶婶的女儿发了一个维吾尔语的朋友圈，写的：祝我所有的穆斯林朋友们过年好！
不管有多大的仇，都不能把这个仇延续到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和你一样的普通人身上。只有当仇恨的火焰慢慢消失，人们才会回到正轨。但直到今天，火焰还在不同的角落，星星点点，此起彼伏，继续烧着。
前两天我又去了阿吉大哥的餐厅一趟，他们特别高兴，我还提前打了电话让他们给留个烤全羊。大哥说：“烤全羊送给你。”后来他还告诉我，他在上海开的七家餐厅，现在就剩这一家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没办法，房东被施加压力，不让开了。现在仅剩的这一家因为时间长，十五年了，关系非常好，房东面对压力也死活都不肯让我们走。”我听完心里很难受，开餐馆能怎么样呢？每次吃饭还能看到表演，都是服务员自己上去弹个琴跳下舞，人家就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上海以前没有新疆菜，因为阿吉大哥的这家餐厅开了以后，新疆菜成了上海的一个风潮，也成了上海的一个特色。
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个包容性极其强的地方，印度人可以过来开餐厅，美国人可以开餐厅，中东人也可以开餐厅，为什么维吾尔族人就不能开餐厅呢？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不应该仅仅说“我们是新疆人，我们去给新疆代言”，我们应该站得角度高一点，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大家都是一样的，谁也没有特权，谁也没有歧视，大家都应该是相互平等的，而且是融合的，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并不是只有民族之间有差异，就连住在一个房子里的两口子都会有一些不同。我媳妇是成都人，我们的不一样主要就是生活习惯。我爱喝奶茶，媳妇不喝，但也从来不会说我不能喝奶茶。我从娘胎里出来就吃羊肉长大，爱吃手抓饭，我媳妇家现在就很喜欢吃手抓饭，连我丈母娘以前说吃不了羊肉，但我从新疆带过来的羊肉，做出来她就爱吃，抓饭也没问题。这些都是出自一个尊重，需要主动去接受，就能融合。一些人觉得新疆人都是暴徒，新疆到处都是暴恐，但更多人在自己接触、了解之后发现不是那样的。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强调尊重，变得很多疑，很形式，自尊心变得特别强，伤害也就更多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新疆人都应该做点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标签，你可以把它抹掉，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基本上是人生当中抹不掉的。你出生的那个地方，你在那儿长大。你可能移居到别的城市，或者成为一个外国人，你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甚至说一口英文，但是你成长的记忆是抹不掉的，根上的东西是抹不掉的。那么既然抹不掉，我们为什么不去为这个标签做一些好的事情呢？
个体还不仅仅光是个体就行了，如果能把一个个个体的故事组织在一起，能展现出来的真实也就会更有力量。
从上海，后来到北京，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还有喝奶茶这个习惯，自己都觉得奇怪，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自己烧一壶奶茶。每次喝着热热的奶茶，我心里都会涌出一种感觉，特别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所有一切都回到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一片景象中去，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家都其乐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