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个“问题儿童”，后来成了“问题少年”，然后是“问题青年”，现在是“问题青壮年”。问题儿童一般都没有童年，容易没有安全感，容易忧郁，这种问题够解决一辈子的，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为此困扰，以前觉得很莫名，现在感觉到童年的快乐和忧伤都是无法挽回的。做《我从新疆来》纪录片配乐和主题歌《我从哪里来》，以及这首歌的MV，我是非常投入的，因为我的童年，因为我想要表达的那些抹不去的记忆，那些在我心里藏了多年的故事。
我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爷爷曾经是个很成功的驼队商人，祖籍在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所以我有一部分的蒙古族血统。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舞蹈和音乐一样，没有“童子功”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母亲是唱美声的，在新疆艺术学院，当时叫新疆艺校。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身上承载着很多父母的梦想。
儿时，在乌鲁木齐住的那个院子，是回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混居的。吃水都是到压水的井里去取，很多接不上的水顺着斜坡流下来，冬天冻得很厚很大的一片，是孩子们的乐园，但是从来没有我，因为我要弹钢琴。有一次，趁着抬水，我表哥就带我滑爬犁，我特别激动，快乐得忘乎所以，刚好有一个维吾尔族老汉，做完礼拜往家走经过这里，我坐着爬犁滑过去，把铁钩子直接杵进人家靴子里了，这大概是我记得的上学前唯一一次调皮的经历。院子里的维吾尔族孩子、哈萨克族孩子、回族孩子都玩儿得挺好的，但我玩儿得很少，在人家眼里估计也有点儿另类，会弹钢琴，而且天天都是只弹钢琴。
3岁起，我就被放在钢琴前，家里的东方红牌钢琴是七十年代初买的，印象中那是一笔巨款。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里似乎就只有这台钢琴，时间就消失在这些琴键和音符里了，回忆中恍惚觉得自己好像是瞬间长大的，唯一的好处似乎也是专业上的，除了钢琴，我拉过小提琴，解决了我写弦乐时的问题；吹过巴松，又帮我解决了管乐写作的一些问题；手鼓又启蒙了我对节奏的理解——所以，我现在把童年看作一种交换，是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交换，也只有这样想，才能在某些时刻给自己一个出口，这扇门要强迫自己打开，开得越大，压力越小。
童年中的另一个记忆是坐火车很多。我母亲当时调动工作到了兰州市歌舞团，她带着我在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两地往返，绿皮火车的气味我现在都能想起来。也可能是这样不断迁移的经历，使我从少年时期起，就带上了一种“浪迹四方”的色彩，似乎挺浪漫，其实都是人生最初的无奈，被动跟随父母接受环境的不断变化，到被迫辍学之后的“吉普赛人式”的生活阶段，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不能给出很客观的评价，因为太被动太无奈，全是在懵懂中过来的。
小学五年级，我从兰州考上了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附属小学，我从大人们的反应中感觉到这好像是件大事，那是1982年，我十一岁，从此在北京开始了几年的集体生活。我当时的班主任是张丽敏老师，2015年春节我去看她时，她说：“你还记得吗？你离开学校时送了我一件礼物。”我已经从心理学角度抹去了太多在学校的记忆，当然想不起来，张老师说：“我可以给你看，但你不许要回去。”张老师拿出的是一把匕首，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手柄是我自己缠的！我不记得当年被迫离开学校时，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心境，为什么会把从不离身的匕首送给张老师？一定不是恨她，因为她和戴云华老师一直是我不能忘却的，曾经给我温暖和鼓励的人。我想，如果一个人肯割舍他最心爱的东西时，要么是因为爱要么是因为破碎，少年时的我，既辜负了一些爱，也承受着破碎带来的痛苦，是复杂得难以言表的情感。
现在，在同学聚会时，有一个不变的话题，就是他们“控诉”我在学校时的种种，当年对我的气愤和害怕都变成了笑话，我也觉得自己那时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真心觉得他们是带给过我快乐的人。
在我被迫离开学校后，回到新疆对于我就像是一场放逐，我开始肆无忌惮地放弃自己，父母的失望似乎也成了我放弃自己的理由。那时，我从不跟别人说我上过音乐学院，也从不跟人讲我会弹钢琴，甚至别人都不许问我。我对那时的回忆最多的，就是新疆的冬天真冷，铺天盖地的大雪像是永远不会融化。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乌鲁木齐、石河子、新疆石化这些地方，亲戚家不会在乎多我这一个人的饭。在社会上，我也有了比我年长七八岁的朋友，没人问我是干吗的，也没人知道我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是关上了一扇门，要在另一面墙上拼命挖一个洞逃出去，这种拼命的感觉支撑着我，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和“另一个我”的告别，这种方式很暴力，外在和内在都很暴力，既对别人也对自己。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我将迎接一个混乱的人生时，我拼命要逃出去的墙上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缝，虽然是以无从预料的方式。那时，我家邻居是那个地区派出所的所长，平时也就是点头之交，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母亲，说：“你家那个公子得管一管了！”我母亲吓坏了，以为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所长说：“也没别的事，除了打架之外，主要是混的那些人不好，那个圈子不好，都是在我们那儿挂了号的，再这样下去你家公子也快了，早晚的事儿。”——因为他的这番话，我坐上儿时的绿皮火车，独自被送到兰州去了。
到了兰州，父母断绝了我的生活费，我一个人，住在母亲以前在那儿工作时分配的小房子里。没有了生活来源，我忽然要面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从那时起，我懂得了沉默，我可以和沉默相处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自己在家洗衣服，心中充满了坚强的感觉，虽然坚强总是被迫的，好在我让自己找到了这个感觉。
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各个文艺团体也开始改革，会组成很多演出小分队，那时叫“走穴团”。当时兰州市歌舞团里有认识我的叔叔阿姨，知道我上过音乐学院，弹过钢琴，问我电子琴能不能弹。我就照着谱子弹，跟他们“走穴”，演一场是五块钱。如果说出“命运”这个词的话，我觉得此时再恰当不过——我拼命要逃避的东西，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却给了我生存的机会和生活。之前，在学校学的都是古典音乐，在“走穴”的过程中，我听了很多流行歌曲，开始深刻地理解流行音乐，有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就是这样。
九十年代初，别人介绍了一个在西藏拉萨的歌厅，说那里需要乐队，我还很年轻，觉得江湖就是为我准备的，结果到了拉萨就被收走身份证，走不了了，现在想起当时的种种，仿佛险象环生的梦境一样。我在那儿待了十个月，做了十个月的“弹琴矿工”，但是无意中却收获了一次心灵的震撼之旅。在大昭寺前，我第一次看到几百人一起磕长头的情景，看到一排一排磕头而过的信徒，皮袍带起的尘土，为他们增添了神圣的光晕；看到他们手里的念珠，捻得似乎发出了声音一样；听到他们嘴里发出嗡嗡的诵经声，空气似乎都在轰鸣——我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大脑一片空白。我从小经历过很多次，在宗教节日里，非常多的人在清真寺做礼拜的场景，当看到另一种宗教呈现出这样的景象时，仍然觉得震撼。我想，信仰之所以能给人力量，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它能在这种震撼中净化人们。
从拉萨回到北京，我曾经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这个城市，我是不是带着勇敢的心回来了？应该是吧，因为我给了自己一个回来的理由。我认识一个藏族大哥，用他的九万块钱，在亚洲大酒店的销售柜台，做起了藏族饰品的生意，那时，北京还没有这样的店。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生意，既不知道货物是要清点的，也不知道该怎样管理服务员，我以为把货柜的钥匙给他们，每周末去结账就行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自己进货，用我租的柜台卖自己的货，有时我去，看见顾客还挺多，就是不见货少，也有点奇怪，但别人一解释我也就相信了。所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从这件事之后，我再也没有给自己做生意的机会，因为我知道，除了音乐，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在失败的生意面前，我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挫折，是因为这时，我已经走进了“摇滚圈”，我第一次进正式的录音棚，录制了著名的《中国火1》，我认识到了，坐在巨大模拟录音台后面的“制作人”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这种感觉给我之后的工作埋下了很深的影响。
我可能无法摆脱血液中游牧民族的基因，又或者游荡就是我的宿命？在摇滚乐展现初次的耀眼辉煌时，我却离开了北京，没有原因，就是因为去成都演出，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成都那时候是中国西部很前卫的城市，有很多乐队，我在那里认识了一群做流行音乐的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如今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流行音乐创作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那时我不会用“创作”这个词，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和氛围里，我却有了一丝归属感。如果说，“走穴”的生活让我认识了流行音乐，那么，在成都的三年，我理解了流行音乐。
对成都的熟悉并没有留住我，三年后我到了杭州，这个城市是我开始唱歌的地方，我对自己现在有一个称谓是“歌者”，只表达我自己，但在杭州我真的是个“歌手”，是当时不多见的弹着钢琴唱歌的人。我渐渐唱到了一个“酒吧歌手”的事业巅峰，客人会跟着我走，谁请我去唱，谁家生意就会好，我想在谁家几点唱、唱多久，都是我说了算。我似乎是刻意地，让自己用任性来宣泄一些压抑已久的东西，我像一个终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狂喜的人那样，挥霍每一个夜晚，挥霍别人的喜爱，挥霍喜怒哀乐——在杭州的八年中，我几乎没有停歇地唱了八年，也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婚姻中的好与坏，有时候一辈子都无法评说，与爱无关，但与爱之外的所有都有关，信仰、信任、尊严、希望——我无法太多思考，以至于后来两人如陌生人，结束了那段关系。
婚姻破裂带来的巨大孤独感，让我在自我放弃和不得不坚强之间疲于奔命，我想躲开这个我认为曾经很疼爱我的城市，但我知道不能回新疆，也不可能去兰州，我问一个朋友，我想回到北京发展行不行，他似乎特别认真地说了一番话，不管在任何领域，一般都是要足够有才华和自信才会去北京。好吧！在杭州我总是被人说“有才”，那就去北京试试吧。我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北京。特意没有坐飞机，而是买了火车票，一夜细数着车轮的节奏，和小时候一样，来到了北京。我没有目标，到了北京就一定要怎么样，这与以前来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容我考虑，就先用陌生感笼罩了我，也有很多朋友，也喝酒聊天，但我总觉得这是别人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强迫自己待下来，所以把租来的房子给装修了，其实还是用了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自己，打击和欺骗自己的敏感，很多时候会让人表现出一些兴奋，我靠着这点兴奋住在北京。
那时，田震在做全国巡回演唱会，我在成都认识的好朋友郭亮介绍我去做乐手，我记得当时去第一次排练时，有点像考试，排完都说特别好。就这样，我慢慢开始新的工作，在乐手行业里渐渐开始有名气。2005年的许巍工体演唱会，音乐总监是我在音乐学院时的学长栾树，我们都是以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开学校的，这场演唱会是我乐手生涯的一个高点。第二年，还是栾树做总制作人，我录制发行了我的第一首歌曲《想念》，因此而开始有了现在的“粉丝”。也是因为好朋友梁芒的推荐，我在北京制作了第一首我写的歌曲《来了》，演唱者是景岗山，凑巧的是，他也是我音乐学院的学长，也是和栾树同时离开学校的，有时候人生经历中的巧合不能放在一起想，否则难免惶恐，但我更愿意让巧合成为惊喜，惊喜的瞬间，是一辈子永恒的快乐。
在做乐手的过程中，我也写歌也做编曲，也做音乐制作人，那时写了歌也不知道给谁唱，有一次，一个曾经挺有名的音乐人找我说，你的歌署我的名吧，肯定有人唱。我想拒绝，他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给我，说，那你把你干过什么写下来——我也真的写不出什么来。我回家后给一个叫小虎哥的朋友打电话，他就问了我一句话：你生的孩子能姓别人的姓吗？这句话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道理，什么叫“男儿当自强”。暴力没用，愤怒没用，自怨自艾更没用。
我在杭州的时候就接触过电影配乐，第一次是做一个纪录片配乐，也写过电视剧配乐。到现在，给电影、电视剧配乐已经成为一部分主要工作。我对创作配乐的理解是，如果说演员是用自己的表演诠释一个角色，作曲家就是要用音乐把每一个角色演一遍，并且还把画面之外的内容用音乐刻画出来，这是很费心思的一个工作，不但需要很复杂的作曲技巧，也要懂得电影语言和电影后期的知识，更要投入很多情感才能完成。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我其实只是一个记录者，汉语里面叫“灵感”，就是音乐之神给你的一种感觉，我就是把它记下来。很多时候让我再去琢磨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写的，我都想不起来。
我参与配乐的电影和电视剧大概有四五十部了吧，有著名导演的作品，也有新锐导演的试水之作；有人们耳熟能详的，也有我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播放的。因为配乐工作是在幕后，行业内的认可并不会让太多人熟知我。真正让我被大家认识了解，应该是《中国好歌曲》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和《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公司的，我在《中国好声音》那英那一组做音乐总监的时候，他们正在筹备《中国好歌曲》，那时有人跟我说不要去《中国好歌曲》，那个节目不好，如果想唱歌，要去就去《中国好声音》。我从2003年之后发行的几首歌都是自己写的，我非常明白自己从“歌手”到“歌者”的蜕变，这种清醒我也只有在音乐中才有，所以我知道《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可能更适合自己。犹豫了很多天，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说：“去或者不去都没有关系，只要想清楚一点就够了：不要等到七十岁的时候，才后悔说当年有一个唱歌的节目，要是去玩儿一下就好了。”我用了很多个理由都没能说服自己，但这个理由让我最终下了决心，无论有多少人说我不应该去，但谁也不能替我抵挡以后可能的后悔，于是，我就这样走上了一个选秀节目的舞台，在那个舞台上，实现了一次作为“歌者”的展示。如今，我回过头来看，看到自己有一部分在那里完整起来。
我是2001年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她叫吴浩箐，我对她一见钟情，她是一个既有知识分子气质，也非常有想象力的人，同时内心极其丰富，我时常会觉得她很神秘。并且我和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就是我说的人生那些巧合中，可以永恒的惊喜。她不但是我的惊喜，还陪我度过了深陷抑郁症的那几年，她既看到我最幸福的时候，也看到我最失控的时候。我们结婚时，我还一直在服抗抑郁的药。太太曾经对我说：“爱情和勇敢是同样道理。”她非常喜欢看书，看的书多，思考也多一些，所以对我的包容度，还有对不同文化、信仰的包容度非常大。她对信仰的决定，也是我的永恒惊喜。我出生在传统穆斯林家庭，信仰与生活融为一体，虽然在婚姻选择上没有顾忌，但生活中的宗教戒条是要遵守的，太太跟我在一起之后，她用她的方式，选择了通过阅读书籍来了解我的信仰，直到有一天，她主动提出了希望入教。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宗教当中，非常难得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理智的信仰和满足人性的愿望这之间，她平衡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她信仰得既快乐又宽容。我记得她入教那年的宰牲节，我想为她宰一只羊，结果阿訇给买了一只谁都不要的老羊，不但肉不能吃，而且味道腥膻，弄得我心里特别不舒服，觉得很对不起她。但她还安慰我说，这只是特例，根本不代表一个宗教或者一个群体，她说：“我相信是人变了，不是宗教变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我太太既是我的生活伴侣，也是我的工作伙伴，我们会共同面对所有的问题，“默契”两个字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关系，她是我的音乐源泉之一。参加《中国好歌曲》，我很快就决定，要唱我在2004年为我太太写的歌曲《她》，歌词是很了解我们故事的好朋友梁芒填的，这首歌应该算是我的“爱情宣言”。
在我深陷抑郁去医院的时候，心理医生曾经告诉我，引发我抑郁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小时候跟我父亲之间的暴力关系。我从来没想过要责怪他，毕竟那个年代，谁会想到打孩子会对一个人造成一生的影响，而且太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只是因为这个人是爸爸，那个人是妈妈。就因为这样一个关系，孩子必须压抑自己的所有想法，承受成人的压力，生命的平等和精神的自由一旦消散，人生将失去很多色彩。我没有跟父亲聊过这些，他岁数大了，我现在对他更多的是尊敬，父母身体好，家里人平平安安就够了。
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另一方面的最大影响就是宗教。父亲是传统穆斯林，一天要做五次礼拜，要给他们买房子，第一条件也是要离清真寺近。在宗教方面不懂的我就会去问他，我们之间最爱沟通的也是这件事情。
我奶奶生前曾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一个人的潜力，不到被彻底激发时，是无法预料的，除非你根本就不想好好活着。我个人现在有生活、有工作、有家庭、有信仰，但我还是无法彻底摆脱记忆中的一些痛点，也是我经常跟我太太说的，要是能回去解决一下就好了。这话听起来很幼稚，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我放在现实中，可能属于比较没有高远追求的人，是一年要挣多少钱？或是要上升到什么位置？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欲望，就连拿了奖我也不兴奋，但是我很认可现在的生活，每天就是工作，解决各种问题，用习惯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像小时候那些淘气都是没有出处的，这样容易感受到心里的小快乐。
前几年，我费了很多周折，把小时候练琴的那架东方红牌钢琴，从兰州运来了北京。打开琴盖，琴键上竟然留着一个个指痕，我再弹下琴键，感觉上面有自己的眼泪溅起来。我真的想回到那个年代，让自己快乐着欢笑着再来一遍。
我现在有一种尴尬，回到新疆，人们说我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却说我是新疆人；身份证是兰州的，但也不在兰州生活了。所有新疆的朋友、兰州的朋友，甚至成都的、杭州的朋友，大部分时间都是遥祝健康。但是在新疆和兰州生活的场景我从来都没忘记过，我知道自己有一部分定格在了那个少年身上，我永远会让自己有一颗少年的灵魂，他时时都在牵动我的心。
给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写配乐和主题歌《我从哪里来》，以及拍摄这首歌的MV时，我就是用了一个少年的热情来做这件事情。在这个工作圈子里，我从来不会去主动求人，但为了这件事，我把能帮我的朋友都折腾够了，要感谢他们对我的爱。我用《我从哪里来》这首歌，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回归，回去看了看岁月中那个少年。我还有很多路要走，绿皮火车也好，飞机、越野车也好，“无论走多远，你依然新鲜”。在这首歌的歌词“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里，是我从来没有想起过的著名哲学命题，在跟《我从新疆来》的总导演库尔班江第一次见面时，聊着聊着它便出现了，这应该也是我说的“神来之笔”吧。这首歌的歌词是我和我太太一起完成的，包含了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看法等等，是很真实的表达。
曾经那个孩子那个少年啊，如今已是勇敢的牧羊人——我是一生少年的马上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