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皇朝，已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农民起义的浪潮，冲击着大地，天下大乱，群雄乘势而起，其中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越来越大，并先后打败诸雄，北伐挺进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皇朝。
朱元璋从农民成为皇帝，经历不凡，颇具传奇。朱元璋（1328—1398年），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即皇帝位，国号明。朱元璋即明太祖，又称洪武皇帝。
明清两代的皇帝，除明英宗外，只有一个年号。习惯上往往用这个年号来称呼这个皇帝。如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有时就被称为洪武皇帝，清宣宗的年号是“道光”，就被称为道光皇帝。在清代，这种习惯更为盛行，知道道光皇帝的人要比知道清宣宗的更多些。
1.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
朱元璋即位之初，由于近20年的战乱，国土遍地狼藉，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积骸成丘，居民鲜少”，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
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性。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
洪武元年一月，朱元璋对来朝的州县官讲话，大意是：天下才定，百姓财力极为困乏，如同刚学飞的鸟，不可拔掉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要他上任后务必安抚百姓，劝课农桑，以求实效。朱元璋还要求各级官吏要“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一定做好，并作为考核官吏们政绩的首要依据，违者一定降罚。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安定社会，恢复生产。
朱元璋告诫官员们不要横征暴敛，贪赃扰民。他采取措施，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由官家发给耕牛、种子，并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自己的产业，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他还迁徙长江下游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的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开垦，多次迁徙贫农到边远及空旷地区开垦。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耕垦成熟后，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一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依法治罪。朱元璋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古地名，治所在今安微省凤阳县）种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务农。此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这些措施都大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促使大量土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183.32万顷。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
为了就地解决军饷问题，朱元璋推行了军屯制度，规定：边疆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垦。
明初，除了民屯，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50亩作1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1斗。当时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6—7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10%，军屯规模很大，军粮供需基本自给自足。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的储备，开发边疆。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
朱元璋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他在位期间兴修的水利工程，计开堰40987处，治河4162处，整修陂渠堤岸5048处，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能灌田万顷。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即位当年，便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视水利的官吏，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洪武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田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朱元璋还下令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必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据统计，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道，修治陂渠堤岸5000多处，成绩相当可观。
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就在江南鼓励农民多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5—10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10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8两，木棉每亩4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户初年种桑、枣200株，次年400株，3年600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增加了人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以棉花的广泛种植为例，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里，人们都能穿上棉衣。
明初，元代的蓄奴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100，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274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使得社会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
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较前增加。
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局面，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
洪武十九年（1386年）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这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还在商业税额上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烦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30税1，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年）还裁、撤税课司364处。
朱元璋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了解移民屯垦政策实施以来，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变动的实情，便于社会劳动力的调整，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并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百姓户籍以110户为1里，10户为1甲，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划分粮区，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掌控。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官田一般亩征税粮5升3合5勺，民田减2升，重租田8升5合5勺，设官田1斗2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有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朱元璋出身贫苦，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疾苦、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朱元璋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却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去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并教育太子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2.改革过去官制，加强封建统治
朱元璋改革过去的官制以加强封建统治。起初，袭用元朝制度，设中书省，有左、右丞相总管全国行政。1380年，废中书省，取消丞相。全国性行政，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每部设有尚书。六部尚书之上，不设总其成的长官，而由六部尚书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六部之外，有通政司，掌收纳章奏和臣民告密；都察院，掌监察；大理寺，掌司法案件的复审。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在司法案件的处理上起互相制约的作用。又有内阁大学士，是在皇帝左右备顾问、办文墨的官，班次在尚书之下。军事方面，除由兵部掌兵政外，把元朝时设置的大都督府改为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军籍，训练士兵。在需要出兵的时候，由皇帝发布命令，任命将帅。战争结束后，官兵都回原来防地。各地方行政区，设布政使司，掌管地方民政、财政，统管府、州、县三级行政机关。习惯上，这些大行政区仍称为“省”或“行省”。这种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明代所区划的山东、山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一省的辖境，大体上也沿袭到现在。明代的陕西省，在清初分为陕西、甘肃两省。明代的湖广省，清初分为湖北、湖南两省。明代的南直隶地区，清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明代的北直隶地区，改为直隶省，这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地区和河南省、山东省小部地区。明代还另有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地方司法；都指挥使司，掌管地方军政。
洪武初年，官僚机构一般沿袭元代的一切。明代初始，朱元璋要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体察元代的弊端与当今的不适，借鉴历史上的成败经验，进行整顿、改革。这是朱元璋首要解决的大事。
朱元璋首先从地方上开始，逐而形成对国家机构的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沿用元朝的行中书省，并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有力地防止了地方势力过大，而对斥中央权威的可能，绝对巩固了中央的政权地位。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同时，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总共13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接着又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的位置最高，其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权位崇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世向来小心谨慎，而徐达则较多时间在外带兵征战，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朱元璋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洪武六年（1373年），由李善长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至左丞相。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自从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相间的矛盾与日俱增，相权与皇权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了胡惟庸，并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了丞相等官。朝廷由六部分理，提高了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1000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2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终归皇帝一人。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其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5600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1120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10个百户所，百户所辖112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2，小旗10，每总旗领5小旗，每小旗10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共设有17个都指挥使，下辖329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军队120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17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5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对朝廷监察机构又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其下有13道监察御史，以1布政司为1道，共设御史110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朱元璋经过一番大整顿，权力空前加强，但政务也随之剧增，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使得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整天忙于批办奏章，也难以完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都难以胜任，只好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效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设有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协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
朱元璋即位后，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并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可谓严格。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吴元年（1367年），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这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律令还不完善，又下令修改，几经努力，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颁布了《大诰》，后又颁布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他在《御制大诰序》中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并令今后的世代臣民遵从。
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在整个的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日常的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按：另一说为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约7000里，近的也有千里，为了减少往返的奔走，上计吏就带有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丁举廷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两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下令严加追查，结果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就此两案株连被杀的高达七八万人。动用重刑惩治贪官，但又不可避免地陷于滥杀，朱元璋最终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整顿吏治毕竟收到一定效果。
3.采取滥杀手段，暴露皇帝虚弱
朱元璋用严刑滥杀来加强统治。1380年，他杀了大臣胡惟庸，被辗转株连致死者有3万多人。1393年，杀大将蓝玉，被株连致死者有15000多人。当初帮助他开国有功的文臣武将，很少是能善终的。他设立了叫作“锦衣卫”的侦缉组织，专门罗织官员吏民的罪名，使人感到随时会有杀身灭家的灾难。朱元璋所采取的这种统治手段，实际上暴露了这个封建专制皇帝的虚弱。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往日与朱元璋同舟生死的将领们，以战功封得公侯，成了新皇朝的显贵，并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一切特权。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渐而渐之，我行我素，犯法的事，屡屡发生。这一切使得朱元璋非常的担心，他们可能会做出背叛的事，甚至争夺皇位。这使朱元璋不能不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毅然决然地向昔日同甘共苦，但又违背了他的将领们大开杀戒，斩除祸害，专制统治。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45000人之多。在两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年）杀冯胜。据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不数日而死。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导致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对此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可朱元璋认为他所杀之人都是对国家不利之人，不除掉是绝对不行的。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真正的动机乃是为了子孙世代坐稳江山。
朱元璋由于处处猜疑多虑，又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决不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洪武时期，朱元璋为了确保大明江山，为了专制统治，采取了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其特务机构，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并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朱元璋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尽管如此，似乎也无法约束众人。百姓外出必须向地方政府领取通行许可，否则擒拿送官，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把天下之人之事，置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
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生前虽然没有对他的行为公开忏悔过，但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他的“绝杀”。洪武二十年（1387年），当处理胡案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6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这一切已经证明，朱元璋此举不妥，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可行的法子。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这对明朝的政治统治，影响极坏，但却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4.规定选官之法，严厉控制思想
朱元璋规定，朝廷和地方官吏的选拔，要通过学校和科举两个途径。学校设在京师的叫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在官员子弟中招收，并由地方学校保送。学习内容是皇帝发布的诏令、法律和四书五经等书。学习成绩优良的，可派出去做官。科举考试，在地方上录取的称为举人。举人到京师会试，及格后再参加殿试。殿试分三等录取，分别授予在京师或在地方上的官职。各级考试，主要是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出题，答卷只能根据指定的注解写文章，并且要用古人的语气来写。后来这种文章逐渐形成固定的格式，一定要写成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这种考试的办法，就是要人服服帖帖地习惯于皇家规定的框框，决不允许有独立的思考和新创的文风，根本不可能发抒政治上的见解。为了更严厉地进行思想控制，朱元璋制造了不少文字狱。如果在一篇文章里，有几个字引起他的猜疑，作者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在文化方面，朱元璋采取了暴力压制的政策。
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他一直很注重访贤纳士，使用有知识的人，并能够虚心地向他们请教，比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都是贤士，都很有知识。朱元璋常请他们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以往的做法，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办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年）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就可以做官；有些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更有大批成为州县地方官。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办教兴国的重视，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明初办学，据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兴盛。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洪武十七年（1384年）复设，以后就成了惯例。他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得有个人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了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会试。会试后朱元璋要亲自测试，叫作殿试，取中了的成为进士。进士又分一、二、三甲，一甲3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朱元璋与荐举并行，发展了科举取士制度，这是为了进一步延揽人才，这是朱元璋的明智之举。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如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朱元璋需要延纳人才，扩大与巩固皇朝的社会基础，但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以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酷法，以至激化了这些人与朱元璋的矛盾，对立更加显著。
洪武年间常有莫名其妙，但又有趣的事情发生。例如，朱元璋当过和尚，做了皇帝就忌讳“光”“秃”类的字眼，甚至就连与“僧”类似的“生”字，也不喜欢听到。因他早年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也忌讳。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那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类似之事，让朱元璋大怒，作者均被腰斩。由此导致的文字狱，便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闹到二十九年（1396年），前后长达13年之久。当时，文字狱使得朝野文人提笔就怕，人人自危，过分恐怖。据说，一年元旦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见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命令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这一切使人莫名其妙，过后才算明白，原来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是淮西人，又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于是只因为一个小小的灯谜，竟使做灯谜的人送了命。当年的“恐怖”，便成了后来的“笑话”。这些未必可信，但即便是人断章取义，恐怕多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当朝时的专横与残暴。
5.建都保境安民，意在千秋万世
朱元璋即位20多年，一直想着都城的确立和建设。至正十六年（1356年），儒士冯国用建议进据古都金陵。此后，朱元璋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对定都金陵却并不太满意。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的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凋敝，使他印象深刻，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再次提出建都。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的都城，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却也不太容易。朱元璋反复思量后，想到他的家乡临濠，这里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就定为了中都，随后便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
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又由于种种原因，下诏停止营建。洪武十一年（1378年）一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是后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建都之事也就不再谈起。
朱元璋一再考虑迁都，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再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此举迫使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向北再撤，明朝的北部防御也由此得到了稳定。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多次用兵北漠，其中洪武二十一年之战，大将蓝玉追击元主到捕鱼儿海，元主惨败，并逃往和林。这使得北元受到重创，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讨伐蒙古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不同情况的蒙古人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的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以20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宽容和谐的民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朱元璋在南京，仍在挂念着远方的北部边防。他认为北部边疆的重防，仅靠他本人的往来巡狩或派出大将远征仍不妥。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便可放心些，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年）和二十四年（1391年）又两次分封，把他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年），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但他们的地位极为高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的到19000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以后的藩王作乱埋下了隐患。
朱元璋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协理，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等方式，对周边地区也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加强了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中国历代皇帝都以做天下共主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他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他们的想法。朱元璋在初登大宝之时，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反对一意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朱元璋曾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朱元璋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和善的外交政策，并非都行得通。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一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人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年）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年）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年）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做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朱元璋在此期间，多年思考与运筹相关都城的建置、用兵北漠、分封诸王以及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等保境安民的方针大政，也都是积极的。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71岁的朱元璋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然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30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了。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朱元璋去世6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为了要朱家皇朝长期巩固下去，从1369年到1391年，朱元璋陆续分封诸皇子及从孙为25个藩王，把他们的驻地分配到全国各地，使他们拱卫京师。同时，他又怕藩王权力大了，就又规定内地诸王只领3000护卫，并且不许干预民政。只有驻在西安的秦王，驻在太原的晋王，驻在北平（今北京市）的燕王等，给予统兵之权。但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即1398年，皇族内部就围绕着藩王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