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顾炎武与《日知录》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乡试被摈，乃弃帖括之学，注意读书与实学。顺治初年，清兵南下，炎武自此十多年间从事结社讲学和抗清活动。昆山沦陷，死难者数万人，炎武之母王氏绝食而亡，遗嘱炎武不仕清朝。炎武因杀了仇人陆恩而难容身于家乡，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只身北上，活动于北方各地，从事调查、交游、实业等活动。清朝设置明史馆，特开博学鸿辞科，笼络名儒，炎武一再拒绝而不就。康熙十八年（1679年），炎武年迈，卜居于陕西华阴。二年后即终。
炎武一生，注意读书，重视社会调查，勤于札记著述。他的著述甚富，今可考见者，几近50种。其中有不少是史学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两书所辑社会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两书虽系长编而未定稿，但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极有参考价值。
《日知录》是炎武的代表作。炎武读书时勤于札记，将心得写成条文，积数十年之心力，至晚年才写成《日知录》32卷，1000余条。编次不分门目，以类相从。内容很多，考证较精，主要是社会历史诸问题。
炎武曾多次自言著述《日知录》的宗旨，如：
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30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日知录》之刻，……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
可见其意在经世致用。这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著述旨趣相同，有些内容也近于一致。炎武对宗羲谈起两书时，曾说：“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这是诚实之言。故潘耒为《日知录》作序，盛称其经世之学，并明确地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一反此说，曰：“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证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这是有意讥贬炎武经世之学，过分强调考证，实是主次颠倒。
炎武深感明末文人空言心性而误国，故加严肃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而明确地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往往借用经典或古训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如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经炎武解释，所谓“博学于文”，即“研究古今变革，化成天下的有益学问”之意，所谓“行己有耻”，即“不为旧文人，而为新文人”。意在力辟言心言性之虚妄，而强调面对天下国家之实学。这种经世之学，是明清之际史学大家的共同点。
2.顾炎武治史的特点
炎武的史学，就是经世之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重视史学及“引古筹今”。炎武推崇韩愈“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之诗句，并讥刺当时轻视史学者为“俗佞”，足见其重视史学。他强调古为今用，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日知录》确是如此。如论古今之地方长官，有说：“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与之以权，庶乎守令贤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务也。”此谈古说今，至为明显。
其次，注意古今源流与近世国情。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凡经义史学。“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日知录》许多条文，如《帝王名号》《郡县》《都邑》等条，都是考古今源流及其异同离合的。如其以鲁哀公奔亡至苏秦为合纵长的133年（公元前467—公元前334年）为转折，论春秋战国间“风俗”之流变，所谓“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等等，恰好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某些特点，大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炎武慨叹明代史学“废失”，野史盛而多谬，“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故注意收集有关明代的史料，准备著述。只因他将珍贵的史料借给修纂明史的吴炎和潘柽章，不幸毁于史狱，使其难以再专治明史。但他仍然关心明史的修撰，还论修明史之法，如言存“两造异同之论”，强调“据事直书”等。
同时，炎武通贯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而论史谈政。如论古今之度量衡，“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又如论国家财用，揭露明朝搜刮民财，“外库之虚，民力之匮”，由来已久，以至于亡。例多而不胜枚举。
再次，偏重于政治、经济、风俗、学术文化等历史问题。《日知录》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四库全书总目》曾列举其各卷重点。如今看来，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内容。这样的要点，一来是要抓历史的重要问题，二来便于表达经世思想。如谈政治问题时说：“人主之所患，莫大于唯言而莫予违。”这就针砭及封建君主专制问题。又如说到政风时言：“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这是批判旧社会以权谋私的问题。
还有，注重证据与调查。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有一独见，援古证今”。这是说炎武治史注重证据。他勤于抄书，“有所得辄记之”，广泛收集材料，加以归纳，注明出处，写成《日知录》条文。所用材料，必经选择，犹如“采铜于山”而铸钱，不似“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
炎武注重调查。潘耒《日知录序》说炎武“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因而《日知录》中有些材料或论据，不是本之书本，而是调查所得。如《河渠》条说：“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因为亲历其境调查，故能如此言之凿凿。
炎武治史的特点，在清初史学经世的潮流中最具有代表性。
3.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炎武治学，志在治国平天下，故其史学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他有句名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意思是，保守政权，是君、臣等统治者最关心之事，而维持整个社会，民众则有天责。这种意在削弱君权、呼吁民权的言论，显然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如谓此说还不大明确，那就再看炎武这个言论：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
此说之意有三：（1）承认君权，但要分散其权力，即削弱君权。（2）“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原则上就是天下之人都有一定的权利。（3）分君权者，主要是朝廷公卿和地方长官。
地方自治论是炎武主要的政治观点。他觉得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地方有官而无自治权。当官者为君而不为民，百姓治生而难发挥积极性。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主张，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一归于郡县”。并作《郡县论》详论之。如说：
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其土而分其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然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意思是，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之弊，应当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加强地方自治之权，以发挥地方长官施政治民的积极性，以达到地方治、民生厚、国势强之目的。并说这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同时，炎武注意官吏问题。他在《日知录》中多处谈到封建官吏制度和官吏素质问题，在谈地方自治时也强调“守令必称其职”。官吏是否称职，这是有关政治成败及政风好坏的大问题。炎武察觉到封建吏治之腐败：“有如《墨子》有云：‘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炎武以为生员制度是繁衍官僚、苦害百姓的不良之制，败坏了士风，污染了政治。他曾指出当时生员约数十万人，学的是八股文，不懂得世务，“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皆是”。这种生员在社会上不受欢迎，但有些读书人趋之若鹜，走门子，“行关节”，无所不为；既为生员，仗势作恶，蠹政害民，立党倾轧。故炎武认为，废天下之生员，则“官府之政清”，“百姓之困苏”，“门户之习除”，“用世之材出”。他主张人才的选举，“略用古人乡举里选之意”，并提出具体的选举办法：
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略仿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才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于礼部。
这是按地方政区人口而推举人才的选举法，另加诸生经考试而录用。可谓具有民主性的创议。
炎武富有爱国思想，注意社会问题，积极主张变革。他说：“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意思是，只有变革，才能解救社会危机，才能促使社会前进。这是革新的思想。而炎武那个“保天下者，匹夫有责”之论，更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精神。在这方面，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等共领时代之风骚，并影响于后世。
4.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字瑞五，一字复初，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终年62岁。其父柔谦年轻时入赘谭氏，故祖禹出生于常熟，又自称常熟人。后迁居于无锡城东宛溪，学者称其为宛溪先生。祖禹的高祖大栋，嘉靖时为光禄丞，“好谈边徼利病”，曾与兵部尚书许论合撰《九边图说》，论述明代北部边防。曾祖文耀万历中以光禄大官正“奉使九边，还对，条奏甚悉”，受到皇帝的称赞。其父柔谦好学卓识，“精于史学”，慨叹当时科举制度无益于世，“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讨论成书”。于明亡之后，带着祖禹“耕于虞山之野”，临终而对祖禹遗嘱：
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仅获保首领，具衣冠，以从祖父于地下耳。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指二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笈，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
柔谦慨叹《明一统志》于历史大势和地理形势不详不细，又深感亡国之痛，要求祖禹继承家学，发展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做出贡献。这对祖禹为人治学有很大影响。
祖禹自幼好学，熟读经史。年轻时因家穷困，教书于乡塾，苦度生活。不交官府，不求名于时。他好学不倦，继承家学，秉承父命，年29岁时着手编著《读史方舆纪要》，定出计划，辛勤著述，自题门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勤奋如此。自康熙十三年（1674年）起，祖禹游于闽、浙，旋又馆于昆山徐乾学家，继又参与徐乾学主持的《清一统志》编纂工作。但他不受清朝一官半职，也不愿列名编纂者之列，不求闻达，继续著述。因他有阅览徐氏传是楼丰富的藏书之便，又能常与先后在志局的阎若璩、胡渭、黄仪、刘献廷等专家学者共事与讨论学术，自然受益良多，学业大进。50岁时始成《纪要》。
彭士望谈到祖禹编纂《纪要》情况时说：“祖禹之创是书也，年二十九。秉厥考之遗言，及先祖所为之地志、九边之图说，僻处宛溪，不交州府，间借资于馆谷，游历所至，惟有借书，随即钞纂，睹记所及，更获新胜，即改窜增益之，虽十易草所不惮。经二十年，始成是书。”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1）祖禹遵其父柔谦遗言，继承家学，艰苦著述。（2）“经二十年，始成此书”，所谓“始成”是指草就，即初稿，往后不可能不修改。（3）“改窜增益之”，“十易草所不惮”之说，透露了祖禹晚年学业专精和反复修补其书的消息。《纪要凡例》尝言“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总之，《纪要》一书，荟萃了顾氏家学，竭尽了祖禹毕生精力。
为了撰写《纪要》，祖禹翻阅群书，广泛地搜集材料。他参考了很多史书和100多种地方志。而“杜、郑、马三家之书”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以及《资治通鉴音注》《通鉴地理通释》《玉海》等，是其主要参考书。祖禹治学严谨，取材广而审核严，深明“寡陋之过小，缪戾之罪大”的道理，故不敢“漫为附会”，不取“无稽之记载”，“偶有所见，误则正之，甚则削之”。其书订讹较多，如西汉在长安西南开凿的昆明池，本是仿照昆明国叶榆泽（今云南洱海）的形状，但自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将洱海误作滇池以来，1000多年以讹传讹，直到祖禹著《纪要》才澄清了其事。故有人称其“考核精”。但由于祖禹野外考察不多，亲身涉历有限，只是“按之图画，索之图籍”，不可能完全了解全国地理，是以其书也难免失误。
在中国史学史上，《纪要》在同类书中，既胜过以往的《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等，也不逊于稍后出现的官修《清一统志》。故它至今仍为历史地理研究者所参考。
5.提倡经世之学的顾祖禹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讲究经世之学，顾祖禹也是如此。
祖禹著《纪要》，“以俟来者”，就是为了经世致用。他自信其书大有用于世，首先，可供军事参考。祖禹说：
孙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向）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而复取资于乡（向）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
意思是，地理是行军的基本知识，不懂得地理，而完全依赖向导是不行的。他说：“平日未尝于九州之形胜，四方之险易，一一辨其大纲，识其条贯，而欲取信于临时之乡（向）导，安在不为敌所愚也。”他谈到历史上马陵之战、井陉之战等著名战役，曹操、诸葛亮等著名军事家，在用兵上都是先了解地理，才能运筹帷幄。“攻则攻敌之所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胸中，死生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
次之，更可供君臣四民治国谋生的参考。祖禹说：
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综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
这说明祖禹著书的目的，既要求有助于君臣官府开展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施政治理，也要求有利于四民进行各项活动，谋生求利；既于战乱时期可资兵谋，又于和平时期可用以经国治民。
祖禹自信其书有用于世，是有感于明朝统治者失败丧国之痛，希望来者吸取历史教训。他情深意长地说：
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此中丧国隐痛溢于言表，有否反清复明之意难以猜测。无论如何，他要求经世致用是正确的。
历史地理学之中还有个古与今的关系问题。祖禹对此有明确的看法：
夫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自世庙（明世宗朱厚熜）以来，黄河决塞，朝暮不常，边塞震惊，出入无候。至于倭夷突犯，流毒纵横，盗贼乘衅，播恶未已。其间城堡之覆败，亭障之消亡，村落之涂炭，留心民社者不忍委于不知也。知之亦必考前人之方略，审从来之要害，因时而发，择利而行，弭灾消患，不虞无术耳！然则真能知古而知今，正不难矣。
此言知今与知古的关系十分深刻：（1）知今十分重要。这里的“今”，是指明朝，尤其是明朝后期。在古今轻重关系上，祖禹是重今的。（2）知今必知古。历史包括古今，只知今而不知古，或只知古而不知今，则不明历史的联系，算不上懂得历史，自然也不能以史为鉴。（3）考前人之方略，审从来之要害，“因时而发，择利而行”，意思是以史为鉴当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祖禹这里提倡的是古为今用。他还相信，只要善于古为今用，“弭灾消患，不虞无术”，总有办法解决矛盾。明清之际谈古为今用者不少，但像祖禹这样说得明确的，为数并不多。
祖禹之书及其经世思想，颇为时人称道。吴兴祚誉为“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魏禧认为“其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这都是知人明理之论。近世梁启超认为《纪要》“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乃推测之词，难成结论。《纪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证明祖禹经世的思想与实践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6.《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特点
《纪要》正文凡130卷，280多万字。卷1至卷9，“历代州域形势”，以历来朝代分卷，依次叙述古来各代政区及沿革，考古今，综原委。4000余年之历史地理贯串一气。卷10至卷123，分省方舆纪要，以明末政区分卷，依次叙述各省（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的形势、疆域、沿革、山川等，以至下属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城镇、山川、关塞等。各县记载有编户里数。有关史事附述于各类地名之下。有条不紊，材料丰富。各省卷首皆冠有一篇概论形势的总叙，把握全局，论述清晰。卷124至卷129，“川渎”，采录与考辨古来历史地理有关记载，叙述水道变迁。卷130，天文“分野”，叙述春秋以来历代地志有关星宿分野之说。附有《方舆图说》5卷，是15省与九边、黄河、海运、漕运，以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地图（百里为方）和沿革建制简表。全书始终统一，井然有序。正文前，有魏禧、彭士望、熊开元、吴兴祚等的序，有祖禹的《总叙》3篇、《凡例》26则。读之，可以了解作者著述的旨趣、《纪要》的体制与要点，以及时人友好的称誉。
《纪要》采朱子纲目之法，自撰纲要，自为之注。正文顶格，注文低于正文，注中小注则小字双行串文。纲举目张，至为清晰。
此书与其他著作比较，有鲜明的著述特点：
（1）历史与地理的结合。《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而“分省方舆纪要”则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历史与地理浑然一体，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祖禹说：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之方舆之乡（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
意思是，大地的形状称为“方”，大地上生成万物称为“舆”。此书是以古今之地理，表述历史；又以古今的历史，说明地理。历史是了解地理的向导，地理是认识历史的图籍。对于一些与历史关系不大，或历史记载与地理不符的，则不写于此书。可以说，历史与地理有机结合，是《纪要》的一大本色。
（2）军事与其他的轻重。祖禹很重视地理与军事的关系。他说：
管子曰：不知地利者，不能行军。孙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晁错曰：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何承天曰：山陵水泉，地阵也。盖地利之于兵，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孙子》十三篇，大都推明地利……
这里引了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或著作有关地理与军事密切关系的议论，从而肯定古来军事家注重地理的传统，断言地理对于军事“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的关系。因此，祖禹无论谈历代州域形势，或谈各省地理形势，都认真地分析地理形势与军事得失。
但《纪要》不只写军事地理。祖禹说：“《方舆》所该，郡邑、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分野之属是也。”他也注意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纪要》中“川渎”六卷，着重谈的是河患、漕运、海运等。祖禹深知江河与国计民生的利害关系，对河患尤为关切，曾说：“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神禹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为了未来的治河事业，他在《纪要》中辑录了大量的古人治水之策，尤其是潘季驯的治河之论，以供后人取鉴。然而，以其言河患漕运比之言军事地理，显然薄弱和逊色。
（3）地利与人为的衡量。《纪要》于两京十三司、各府州的总序与结论中，大讲地理条件，讲究形胜，说明作者对此问题十分重视，承认地理条件起着一定的客观作用，然又不绝对化，而认为关键在于人为或其他社会因素。祖禹说：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谷）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蝼之丘，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不变之体，而为至交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以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
论者承认地利是客观的存在，但利用如何全在于人为，用之得当，就可得可成；用之无术，则必失必败。这里说清了人与地的辩证关系，地是客观的条件，人是决定的因素；迷信地利，不明人为，就不可能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利用地理。基于这个思想，《纪要》处处评论人为在地理上的得失。如论明成祖朱棣兴师夺取政权，“处既形便，势有地利”，有成功的客观条件；而南国君臣本也可有所作为，但不以“出奇制胜，选将训兵为先务”，而在“丧败日闻”之际忙于“更张”太祖制度，以至丧失时机而告终。“吁！此实人事之不臧。论者概谓之天道，岂其然乎”。这是论者的结论。《纪要》中论历史条件，论明朝败亡、论河患、论漕运，等等，大都既说地利，又论人为。另外，《纪要》有时还提到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但这种观点并不突出。
这三个著述特点，与经世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在经世思想指导下，具体表现出来的经世之学。
7.马骕的史学成就
马骕，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终年53岁。39岁考中进士，初仕淮安推官，终于灵璧知县。博雅好古，专笃《左传》，撰有《左传事纬》《绎史》等书。他以为编年体的《左传》不便于读者了解史事原委，乃把它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按事为篇，事具始末，分为108篇，名曰《左传事纬》，又附录左丘明小传、辨例、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奇等，共20卷。此书内容翔实，体例有所创新，主干是纪事本末体。他又“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编撰《绎史》。
《绎史》是马骕的史学代表作。全书共160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10卷），有关三皇五帝的远古传说；二为“三代”部（20卷），夏、商、西周的史事；三为“春秋”部（70卷），春秋时期史事；四为“战国”部（50卷），战国至秦亡的史事；五为“外录”（10卷），记天官、地纪、名物、制度等。书前冠有世系图和年表。马骕因撰此书，“时人称为马三代”。
此书内容颇为丰富。马骕自言其书：“纪事则详其本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今观其书内容，自远古传说时代至于秦朝灭亡，凡历史大事、著名人物以及理乱兴衰、统一趋势、典制名物，包括古代几千年的文明，基本上都有所叙述或反映。
取材广博，是《绎史》内容丰富的重要原因。马骕自言其取材用心：
除列在学官四子书（按：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汉魏以还，称述故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乃全书阙佚，其名仅见，纬谶诸号，尤为繁多，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
今检其书，便知它对先秦时代的经传、史、子诸书几乎囊括无遗（按：只是未录四子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诸子、文集（部分）以及经传、史、子诸的笺注，也广为搜罗，甚至唐宋时期的《十三经注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的注，《三通》及一些类书的有关材料，也有所采集，真可谓广收博引。其取材虽广，然选择则慎。对于附托伪书，如《三坟》《六韬》等，“取其强半”；对于“真赝杂错者”，如《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仅存要略”；对于经史笺注和类书，“略窥一斑”；对于诸书文字异同及内容矛盾，可考则考明，难断则存疑，“疑则传疑”。这是根据其自定“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的旨趣，对诸书严加辨析，而采取或全录或节抄、或取其事或摘其文等多种取材的办法，以达到“广见闻”之目的。其处理先秦史料的办法及其成果，对于后世学者有一定的启示和影响。
马骕谨慎地谈到：“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尚论者断自庖牺氏可矣。”但他也不免好奇。如引《礼纬含文嘉》：“三皇：伏戏（即庖牺）、燧人、神农。‘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这种神话与解说，离奇而难信。
其书每卷末尾的附论，是马骕在取材引文之后，以自己的语言针对历史内容所发的史论。其论，每篇少者几十字，多者几千字，一般是三五百字。书中卷1至卷100每卷均附议论（只是卷23、24两卷无论），即对远古传说时代至于春秋末世的史事和人物发表评论，自卷101至160全无，即对战国至秦亡的史事和人物未曾置评，想必因故未能写出来。可见此书虽主体部分已经完成，然附论未完，惜功亏一篑。马骕的史论，接受了一些陈旧的观点，如《绎史》卷21附论云：“郡县不足恃，而封建为可久也。”又如卷93附论云：“亡陈者楚，亡齐者陈，信乎其有天道也。”竟然推崇分封制和天道观。这比之同时代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进步的历史观点较为逊色。但他在掌握较为丰富的史料，又弄清了历史纵横的大势之前提下，大多具体分析，切实而论，颇有实事求是的特点。其论春秋时期诸侯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国势力的消长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颇为明晰，并有一定的深度。如论郑子产为相，谈到了背景、条件、人缘以及“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又如论鲁与周王朝及诸侯的关系厚薄，从“鲁诸公之朝齐、晋与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仅三，诸大夫之聘于列国者五专有六，而聘周仅五”的史实，断言王命日益渎惰，“周之衰”已是必然。再如论晋三卿势力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指出：
知氏灭，而三晋之势成；三晋分，而七国之形立。读《春秋》之终，而知战国之始。
认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春秋和战国的分界。这些都颇具史识，同时反映了论者的历史变化观。
体裁创新，是《绎史》显著的特点。我国传统的史书体裁，主要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另外还有一些或写人物，或写典制，或写学案等等不一的体例。可谓多种多样。专就一部书而言，往往使用一种体裁，对于丰富的历史内容之记述，不免难以囊括或有衣不适体之局限。纪传体发轫之时，本来有编年、载事、传人、年表等集多角度写史于一体的特点，如《史记》《汉书》有纪、表、书志、列传等，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但它沿袭日久，陈陈相因，成了老套旧框，就难以适应记述和编写发展着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之需要。马骕编纂《绎史》，在体裁方面，既继承传统，又加以创新，首先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大量卷帙编述历史大事；又吸取纪传、编年、图谱等传统的体裁之养料，撰写一些人物，于书前编制年表和世系，于“外录”中记载典制和名物，还有不少图谱，实际上集纪事本末、纪传、编年、图谱、学案等诸体于一身，而蔚然形成新的综合体。清代四库馆臣瓒叹其“自成一家之体”，并非虚誉。然在当时以至近世，重视和发扬其体者甚少，章学诚的《湖北通志检存稿》分纪、图、表、考、传等体，似与《绎史》同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吸收了传统的纪事本末、纪传等体裁的养料，而袭用的则是近世的章节体。直到近年，马骕的综合体才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认为有加以发扬和发展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