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早，船从普安开出，上午就来到旧城码头。云阳旧城，云门深深，你一道道推敲，门开了，就现出一重重山水故人。
旧城码头，乱石草坡。一下船，就看见两位老人正坐在岸边等船，其中一位还哼唱着山歌——
太阳出来万丈高，
妹妹出来晒花椒。
花椒晒得大揸口，
妹妹晒得汗涔流。
我问：“老辈子，在哪儿学的山歌？”
他说：“在坡坡上干活儿，那些老的在唱，就记得了。”
这唱山歌的老人名叫谭中学，乙酉年出生，今年六十九岁。
“坡坡上总是哦嗬连天的。”旁边的老师傅说，他叫方先云，1953年出生。
我于是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晒太阳、聊天。原来他们在这里等过河船，回对门的宝塔乡。
方先云今天一早来老县城，卖掉了五六十斤油麦菜——“自己种的，一块二一斤。”他倚着空箩筐说，“现在老县城的人都转到高头去了，没钱的人还留在这里。”
而谭师傅今天过来，卖了一些锄草剂，他说：“宝塔乡河边和云阳老县城都淹没了，那些‘双淹’移民迁到江西、湖北、江苏、上海，到处都有。”
我又问：“原先这里是什么样？”
谭师傅指着眼前的江水说：“原先这里是老武装部；那边有一坡梯子上去，两边都是棚棚……”
“我见过的。”我说，“还在棚棚里喝过酒，转眼都是水下的事了。”
“是的。”谭师傅点了支烟，继续说，“对门就是宝塔乡；我们是‘单淹’，土地淹了，房屋没有淹；宝塔乡淹了上百亩的土地。现在好多地都荒起，你想挖就挖；也没有人挖，这里野猪多很了……社员都是麻秧子[94]。”
我又问：“什么是麻秧子？”
“就是最没有用的。”谭师傅笑道。
“现在哪有正经人，”方师傅又说。
而后，我询问过去，谭中学说：“我们老辈子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过来的，当年八大王张献忠血洗四川，到现在几十朝人了……解放前，宝塔乡有几个地主，像潘祖延、陈茂连，也没吃到什么，还是跟到帮工一起吃，最后减租退押的时候，还是被打了……”
“大跃进的时候，饿死好多人哦！那阵我们还小，把那么多人拉去大办钢铁，也没搞出个名堂。伙食团的人，每顿吃半斤，不做的人吃二两；明里说是半斤，实际伙食团又克扣了……普安死得人烟都没的了。”谭中学师傅如是说。
方师傅又说：“我们宝塔乡小河大队的支部书记姚力先，外号长颈坎儿，伙食团的时候，用棒棒打社员打得不少——社员没吃的，扯点豌豆、胡豆，捉到就打……姚立先后来死了，是老死的。听老人说的，当时的政策严厉得很，当时就有一批万州、云阳来的干部，下放到宝塔乡来挑碗、挑沙，附近有一个碗厂……”
“我十四五岁时候，有一回从猫儿梁下去，去梅子大队催洋芋种，”谭师傅接着说，“之前，他们来我们这里挑红苕秧子，答应给我们一些洋芋种，他们没挑来，让我去挑；我过去梅子、洞鹿那边一看，只有屋，没有人了。”
“灾荒年，我哥和我老头儿去修路，我和我妹在家，伙食团红苕限量，我们吃观音米，那吃不得，是泥巴……伙食团下放他们才回来……”
说到伤心处，谭师傅又唱起山歌，而这一次，是大声唱——
太阳出来云里梭[95]，
鸳鸯铺上劝情哥。
劝哥莫去花园耍，
花园二姐要钱多。
我听得高兴，起身给两位师傅点烟，这时，江风吹来阵阵汽笛声。
“气候不同，风来得不同。”谭师傅接着说，“原先清明才断雪，谷雨才断霜，现在冷又冷不过，热又热不过……”
“的确。”我说，“就连我这外乡人也明显感觉到了。”
太阳渐渐升高，过河船来了，谭中学师傅起身叹道：“树老心空，人老颠咚[96]，有钱难买少年春。”我点头谨记，并目送着两位师傅乘船离去，回对岸的宝塔乡。
转回身来，我又跟着下船的旅客走上山坡，一起坐在棚棚里歇凉、聊天。这座临江的棚棚我去年来过，主人还在，来往的旅客仍络绎不绝，只是江水更青，坡上的草木更加茂盛。
一位刚下船的老人告诉我，他原先在铁路上工作，老家在龙洞坝上（原来是个乡，现在改为镇了）。坝上、大麦沱整体淹没了。现在和老伴一起搬过来（云阳老县城），住的亲戚的房子，孙子在这边读书，上云硐小学五年级，儿子在外面做工程……从坝上过来十几年了，这里住房不要钱，蔬菜也便宜，就是肉食贵一点，比新县城还要贵……他说完就走进老城，消失在人群中。
一个背着竹筐的中年男子从中坝过来，说道：“来这里卖点面，买点儿东西回去……我们那里是半淹……”
一位白胡子老头告诉我：“家里是农转非，属于三峡库区林区范围……到了六十岁，还要把房子拆了才能买低保，不拆就买不到。”
“我们家在河对门的水磨，属于云阳旧县城。”身边的一个老农民说，“河边的土地淹没了，房子有些拆了，有些没拆，搬迁的移民有七八十户人家，有些后靠，有些搬到了江津。我们是双淹，自己搭个棚棚——也不说是啥子下落，就把你房子拆了……”
我要给他们拍照。旁边的几位农妇赶紧躲开，在一旁笑道：“你是记者，从前来过。”又问：“相片可以马上取出来不？”
我说：“我不是记者，是人民大学的教师。你们给我地址，我回去把相片寄过来。”
旁边人说：“人民大学出来的都是县级以上的干部，你知道不？”
我说：“不知道。”众人一笑。他们中一些人给我留了地址，我小心珍藏，回去一定把照片寄给他们。而后，我又走进旧城。
在一截土路边，见到一个石窟般的小药铺，里面黑黢黢的，百草茂盛。店主冲我微笑，我认出这是从前认识的“赤脚医生”张克炳（1946年出生），尽管身体有些残疾，但总是乐呵呵的。我上前跟他打招呼，他笑着说：“我上次见到你是在高头……”
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上面三令五申，下面乱整。我这个药铺不知道被撵了多少回了，在露天坝坝里摆摊都不行……”
谈起从前，张医生又说：“老家在河对门的大沙村，草药是我从前跟叔房一个爷爷学的，考的有证书，60年代就在红狮和云硐交界的地方当大队赤脚医生，后来手续丢失了，现在什么都没得到，还是自己开药铺、采草药。这里有一匹山，小地名叫塘坊沟，山上草药多得很，像蒲公英、夏枯草、益母草、车前草、党参、黄芪、灵芝草都有……”
“那这里不会再赶你走？”我问。
“说不定。”张医生笑道。
而看他门前的货架上摆着一些签签，我随手抽了一张，上写着“顶对唱戏”。我问怎么解，张医生说：“就是唱对台戏，把你人累倒了，戏也不好看。”
我听得倒吸一口凉气，付费之后，匆匆离开。本来我并不想算命，是为了照顾一下兄弟的生意，可即便如此也不该胡乱抽签。这一抽，感觉更累了。
我又走进城口那座阴凉的大棚，刚刚散去的农贸市场，一些老人还坐在那里喝茶、打牌，而其中一位老人孤零零坐在一旁发呆，看他身体瘦弱，目光苦涩却炯炯有神，我于是上前询问，老人家就告诉我——
“我叫陈启付，原先在新津乡小岭一组，是双淹户。原先的土地和河边的六间房子，都淹没了……上面拨的钱，我们实际得不到那么多，没个屋住，生活都有困难。”
“我们那个大队，有一百多亩地，都是坡坡地，皮皮地。现在好地淹完了，栽了树子，什么都没得了。我们总共得了8935块钱的补偿，来回路费都不够，就参加了大移民，迁到了重庆铜梁平滩村三组。到那个地方也不适应，我们两娘母[97]也起不起个房子，又回到老家搭个棚棚。我母亲叫雷明秀，九十多岁了，现在生活困难……我们这些人，说起真是伤心。”老人说到这里，一下哽咽了。
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乡政府大包干，简单说就是做大生意。做成了，这个钱他却得了，我们群众却得不到——他只给你一点儿。好多群众都不敢说，说了怕被打击报复，我就不怕这个经，你要枪毙就枪毙……我要求曝光：看看我们这里，房子拆了，人民没个落脚处。我要求把那些家伙收了……”
现实无奈，我们又说到过去。陈师傅接着说：“我们祖上是洪武二年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迁过来的，到现在住了好多辈人了。原先的字派是：天、地、开、泰，元、贞、启、茂，世、代、齐、昌。祖上都是打鱼，爷爷（陈洪生）、父亲（陈善友，乱了字派的）都是推筏子的，到我这辈才开的机动船……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行了。”
“我们那里是山区，土地薄弱。原先长江鱼多，像肥头儿、白莲、草鱼、黄咕团儿、武昌鱼等等多得很。自从葛洲坝水电站修起，鱼的种类就大大减少了，加上这些年放虾笼、撒丝网，还有烧鱼[98]的太多，鱼都没有了。”
“新津没有大地主。解放初，你稍微好一点儿的，给你打个地主；稍微次点儿的，给你打个佃耕中农；有一点儿的，给你打个自耕中农；我们是贫雇农，什么都没有，解放后，毛主席领导我们，才逐步逐步翻了身……”
“解放前，我父亲给地主做长年，解放后成立互助组，情况一年年改变。我们老的都是在渔船上生活，坡上什么都没得；互助组的时候，才划了一点土地（房子没有分，我们自己搭的棚棚），栽点红苕，点点儿豌豆、胡豆——坡地种不了谷子，只有那么深的土。”陈师傅用手比画着，看上去只有一尺来厚。
“我父亲劳力强，捡了石头挖土地，我妈也挖，家里一共八口人，还是维持不了生活。互助组过后又改成了生产队，在生产队挣公分吃饭，我们打鱼的还要交钱——只能在晚上或抽空时打鱼，一个月要在田里做满27到28天，才能不扣基本口粮。无论是吃菜还是吃草，总得求生活。”
“大办钢铁的时候，好困难，我爸妈都去了洞鹿铁厂，我跟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在家……说起这些，我眼泪水往肚子里滚了……我说不出来……”陈师傅再度哽咽，泣不成声。
“看到家里不行了，我大姐才十四五岁，就去铁厂把我妈替回来。二姐看见妈妈就说：‘妈，皂角树那边还有些南瓜节节[99]，是我们自己栽的。’我妈就去把它采回来，她看到我们三个娃儿都没得吃，她自己哪里吃得下去……就那样，母亲靠扯野菜、麻根、桐麻皮、苟叶、槐花叶……一点点把我们都带活了。灾荒年，新津口饿死人多得很……”
这时，一声汽笛，船来了，陈启付师傅起程回新津口，我送他上船。一路上，老人含着泪，悲愤地说：“移民款没有到位，安置费、基础设施费都没给，一些移民户口迁过去，人没去……到现在我们两娘母还在公路边搭个棚棚……你一定要替我们反映一下这里的真实情况！”我只有默默点头。
回到大棚里，就看见有位大哥冲我微笑着。这位大哥姓陈，本地人，在外面闯荡多年，如今回乡隐居。而先前我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之后，他又起身为我做向导，并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这样，老陈领着我再度出发。
走不多远，经过临街的一个简易的棚棚，一位老先生正坐在屋里谈养生之道，门前摆着一个求签算命的小摊，也卖香烛、纸钱。这一次我没再抽签，只是和老陈一起进门拜访。老先生名叫向礼和，云阳人，1946年出生，旁边还坐着他的妻子，几个邻居也没事站在门口闲聊。
“我现在三叉神经受压迫，每天吃两个醋泡蛋，还去广东、浙江那边找来各种药，还是不行。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说我视神经供血不足……”向老师说，我这才注意到老人家身患残疾，一条腿已经截肢。
现实严酷，我还是先询问当地古迹。向老师说：“传说在红狮镇的宝峰寺，那里有个洞子，里面有唐僧去西天取经留下的脚印。在红狮镇老桥桥头，原先有一对石狮子，后来发大水冲跑了，连桥栏杆都冲走了……”而随后，我们又自然谈起往事。
向礼和老师接着说：“我老家就在红狮镇，祖上都是挖泥培土，红狮原先有几个地主，解放后都枪毙了，就剩易茂松一个……我们那时候还小，才几岁，就听到我们父亲说，易茂松是个开明地主，原先在镇上开酒坊。他的家产不大，在别处有些土地，在红狮地很少。政府动员他，他就把土地都分了，财产全交出来，还动员其他地主……后来还给他留了一点儿，在红狮镇的山巅上起了个草屋。易茂松的弟弟逃到台湾去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一个石老二，也是家产不大，后来送去劳改……”
“解放后成立互助组，后来由低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接着就去大办钢铁。那时我才十一岁，就去云阳江峰的康乐铁厂挖煤，当‘内娃儿’，就是钻到煤窑里挖煤，把煤炭运到大路边，再运走；还当通信员送信，从康乐铁厂送到千秋铁厂，有二十多里路，还是在云阳。因为我父亲在康乐铁厂当车间主任，他说自己家人不能不去，就动员我姐姐去，我姐姐去了两天就回来了，因为太艰苦，她不愿意。后来就派我去。在康乐铁厂干了一阵子，1960年又去朝阳水库搞了几个月……灾荒年，说实话，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不到半年时间最苦，我十一二岁，一顿就二三两红苕……那一段时期，水磨饿死了些，普安饿死了好多。”
旁边一个叫陈德贵的老人又说：“灾荒年，龚世云的妈妈接近七十岁了，扯了两株莴麻菜吃了，当天晚上就开会批斗，叫她跪到地上，开完会就活活打死了，在天井坝，就是生产队伙食团的三四个人，用棍棒打死的，我亲眼看见的。龚世云我们都认识，他女的叫王云秀。当时他也没什么办法。”
向老师接着说：“1960年，我在朝阳水库干活的时候，就看见有个老头，又冷又饿，赶着个牛车在拉泥巴，因为走得慢些，老头还正在吆喝。支部书记秦登然跑起就抽，用几根竹条绑在一起，一下就把那个老头抽倒在地上，很久都爬不起来……我们很远看到都吓得发抖。你想，他又冷又饿，怎么走得快。”
“我们水磨乡永胜村，陈德华的老头，别人偷了麦把子（在割回来的麦垛中抽一把），怪他，把他弄去开斗争大会，他吓得跳了水。当时你去哪儿找人呐，就在堰塘里瓮[100]死了。”
“还有红狮一队，在山上林场干活的时候，那个地主易永辉，他饿得不行，就扯了把豌豆别在裤腰里，结果掉出来被别人看到了。他本身是个地主，人家就指着他说：‘你看，你要背时[101]！’那天中午，别人在吃饭，他就没回来，在桐子树上吊死了，他是吓死的。直到下午，我们去坡上干活，才看见他在桐子树上挂起的。那是1959年二三月间，那时我们还小……后来土地下放就好些了，尤其是红狮的许知珩调到普安当支部书记以后……”
“那肯定噻。”旁边的老人们说，“许书记上任，当时就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三年不征购粮食。第二，国家要解决好多糖食、麦糊、米糠，给社员救急。第三，要依从他，不得搞虚报浮夸。到1961年3月间，伙食团正式下放，情况才逐步好转。1958年吃伙食团，1959年粮食就开始紧张了，关键是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初饿死人……这件事哪个记不得？”
“也不是毛主席政策撇[102]，还是中层、地方，把老百姓整死了的。”向老师总结道，“共产党政策还是好，可惜我现在脚杆断了，没贡献了，要求我退党我就退了……”
我询问究竟，向老师接着说：“我原来在生产队干了一二十年，当过记分员、民兵排长、技术监督员，1971年入的党，后来又当了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1986年4月2号下午，在兴红二队李觉先旁边打石头，当时一共8个人合伙，打石头卖给税务所起房子。那天他们在坡上打，我在下头休息，正说来了来了，三墩石头滚下来，把我压在当中……”
“人都看不到了。”向老师的妻子接着说，“两边石头顶到，中间有一个空，腿压断了，肉掉下来，血都流干了，还是红狮的客车专门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十分钟就没命了。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就回来自己上药，医药费付不起，只有自己在家调养……”
“我原来当生产队队长，”向老师又说，“住院之后，红狮公社就开始选举，我回来又去公社开会，去了两回。到1989年10月份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公社书记肖元吉就问我：‘老向啊，你啷个搞起[103]？你是愿意退，还是不愿意退？’我说干脆退了算了。他说那你写个申请。我就写了个申请退了。因为当时我脚杆断了，生活成问题，我就给别人画个符、抽个签，他说我不符合党员的形象。还有，公社一共四十几个党员，原先谁死了，组织还送个花圈，之后也不搞这些了。”而正说着，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街对面晃了一下，钻进一个依墙搭建的小木棚里，不一会儿又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火钳，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
“想起来了，”我说：“那个烧火的，是原来拉二胡、卖中药的吧？我认得他。他怎么了，变化这么大？”
“得了精神病。”老陈说。
“他在煮饭吃。”向老师的妻子说，“叫他搬，他不搬，找他去，他不去，几回都弄不走，后来就疯了。”
“怎么会？”我问。还记得2004年春天，我来云阳旧城拜访过他，在他的药铺里；他的药铺像座吊脚楼，一侧搭在公路边，另一侧悬空，用几根木柱支撑着。里面窗明几净，各种中药、药酒的瓶瓶罐罐摆得整整齐齐，中间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像……那天我们聊到很晚，后来他还深情款款地拉起二胡，都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乐曲……一晃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再次相见，他竟然变成了这样，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脸熏得漆黑，痴痴地望着我。
“他认得的人，还有些回忆哎。”老陈说。
“一般人他不说话。”向老师说，“他胡琴拉得好，跟老陈两个扯得来。”
“是的，我们都喜欢拉二胡。”老陈说，“他原先当过兵……”
“前些年，他开的一座石灰窑，被洪水冲跑了……”向老师说，“他的低保，由他哥哥和妹妹经管，每个月拿给他。”
“他那里成了兔子窝了。”老陈又说，“那些兔子又在里面吃，又在里面睡。”
我于是走过去，跟着他一起，又钻进那座烟熏火燎的小木棚；木棚狭小，里面刚够支起一口大铁锅；薪柴正熊熊燃烧，煮着一锅烂糊糊，味道很难闻。
“你还记得我么？”我问。
他点点头。我看见他被烟熏黑的脸上满是汗珠。
他说：“我叫柳德军，柳树的柳，原先当兵，在成都军区高射机枪连……”
“您现在做什么？”我又问。
“没做什么。”他说。
“为什么住在这里？”
“房子拆了。”
“为什么不上去？”
“上去，在哪个凼子？”
“您为什么不搬迁？”
“搬不起。房子没有，又没钱开后门。”
“您就一直住在这里？”
柳德军点点头，我又跟着他过了马路，回到他自己的棚棚里，里面还不如山洞：昏暗黢黑，堆满各种杂物，几十只脏兮兮的兔子在暗中乱窜，一根靠墙的树枝上，还挂着几根电线……柳德军说：“这是电视发射塔，全世界各国都能收到从我这里发出的信号。”
我无话可说，欲哭无泪。而这时老陈走进来，笑道：“走么，到我那儿唱歌去！”
“走么。”柳德军说。我们于是去和向老师一家道别。向老师还递给我一瓶冰镇矿泉水。
顺着大路往前，满城尽是旧楼、土屋和凌乱的土坡。经过一幢旧工房，一位老妇人正从楼梯上下来，眼巴巴地望着我说：“这里住的，都是没有办法的。”
我停下来询问，她就告诉我说：“我叫胡碧伦，身份证、户口本上是1955年出生，实际是1954年，今年六十岁，原先住在硐村乡麦地村，老房子还不窄哎，有两三百平米。我们属于三期移民，房子拆了，黄桷树也砍完了，补的钱加上借的钱买了低保，现在是落零精光[104]，在这儿带娃儿上学……”她一边说，我一边记，最后她还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低下头，真正感到汗颜。
再往上走，大树下的土坡上，立着一个坟头，青草间的旧石碑，字迹清晰可见：“美德常齐天地永，家风永伴山河存。”——“九泉安息”。再登上两座土坡，穿过一条小巷，就来到老陈家，一幢独门独院的矮平房，里外两间，家徒四壁，却有一套像样的音响。老陈从里屋拿出两把二胡，二人合奏，像是排练好的一样，上来就是一曲《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毛泽东……
然后是《白毛女》——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之后又是《洪湖水浪打浪》……我坐在屋里静听，瞬间又回到十年前，同样的乐曲，同样深情款款，神情庄严的柳德军又出现在眼前……而正当我怀念着故园春色，柳德军又唱起一首民歌——
春天的草儿绿幽幽，
春天的水儿不回头，
长江河水不回头，
长江河水永远不回头……
在云阳旧城，这间偏僻的小屋，我们再度相聚。柳德军又说：“毛主席好，规定粮食堆满仓，现在到处一片荒。熟田熟地只栽些树，把旧粮食都吃完了……搬家搬了十几道，没一个固定地方住……”
我正在想，别人都以为他疯了，神经了，而在我这里，他不是好好的么？可他随后的话，又让我默然无语。
“你们晓得不，”柳德军又说，“现在红军长征，完全是从我那儿放出去的。八路军、新四军、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天气预报……都是从我那儿发出去的；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土耳其、伊拉克、西哈努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能收到，都是从我这儿发射的，别人以为是玩具，那不是玩具；你们电视里收到的，都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
“还是唱歌吧。”老陈笑道。
“哦。”柳德军停了一下，回过神来，又唱道：
王家二姑娘，站在绣楼上，
茶不思来饭不想……
天气晒不过，热呀热不过，
明天又是一个礼拜天，
你我夫妻二人到花园……
那背时的燕子咬人咬不过……
唱到后来，歌词越发听不懂了，但我知道那是他心中的喃喃自语，我的好兄弟柳德军，他已经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了。就这样，暮春时节，在云阳旧城这间清凉小屋里，我和我的两位兄弟，在美妙的乐曲与歌声中，度过了心酸而愉快的一下午。
午后，谢过了老陈，我又匆匆上路，柳德军将我送到码头，一路上我问起他今后的生活，他说：“养兔子，卖给别人，发展……”我不知该说什么。
上船之前，才想起他午饭也没吃。而几次想拿些钱给他又没有勇气，怕落了俗套，反而伤害了兄弟感情，直到船开了又很懊悔……
我不敢回头看他，不敢看他凄凉的生活，温柔凄楚的眼神，而再看一眼云阳旧城，已是满眼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