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还在江上行，已不知是第几个春秋。这一次，我去普安，长江支流，磨刀溪边的一座古镇。因长江涨水，普安也被部分淹没。我问船上的人：普安为什么叫普安？没有人告诉我。
旁边一位老人说：“普安是农村一个乡，挨水边上，原来有土地，有房子，现在是水……我老家不在这里，在新津。”我再问什么，他都说不晓得，但回过身来又说：“这里是垮桥，五几年就垮了；那边是竹溪……”而随后话题一转，谈起他的生意经。
“这里山上有动物，我们来收一些动物。像白密子，很好吃的，价格贵；长得就像猫，灰颜色的，头上有一杠白的，尾巴那么长，那种肉是一级的，光是瘦肉，没有肥肉。还有一种叫土钻儿，矮脚、短尾巴，肉很多，是白膘，价格便宜些，像松鼠那个样式，大的有二十几斤。山上还有蛇，有一种毒蛇我们喊它钱串子，价格最高，一条五六斤，能卖好几百。有的人怕受毒，有的不怕，专门爱吃那种毒蛇。这种蛇只有在云阳，下川东这边才有，成都那边都没得，上一斤的我们就收，收了就和老板电话联系……”
我听得有趣，再看这个小老头长得精灵古怪，活像川剧中的丑角儿。
船还在前行，我又来到船尾。白塔出现在山上的时候，也在眼前漂移。一位退伍军人告诉我，这是清代顺治年间，为镇河妖而修建的文峰塔。而这里是新津生态保护区，原先的居民靠打鱼为生，现在大多作为生态移民，搬到了外地或云阳新县城去了。
这位退伍军人名叫李咏，这次回乡探亲，一路为我当向导。
前面是水磨乡、四方石、观塘口，岸边青草、红土间，现出一道道地基，房屋已经不见了，淹没了……
再前面就是三山嘴，李咏指着山上说：“我们家就在那座山上，树桩那里可以下去。原先这里河道很窄，枯水季节，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走过去，现在涨水了。”果然，绿水宽阔，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出处，只是缓缓流动，群山依旧安宁。普安普安，我一路念着你的名字，感觉像一种祝福祈祷。
“这里原先就是观塘湾观塘村，”李咏又说，“原先住着百十来号人，岸边种的都是柑橘，现在淹没了，移民迁到新疆、上海、陕西，还有重庆江津……”
船只向着山里缓缓行进——“再往前就是和平村一组、二组，原先水边是普通公路，再前面就是箭楼溪，从前岸边都是房子……”李咏说，而现在空空如也，只见青青草坡。
姚家坪到了，李咏在这里下船，下船之前还指给我看：“我们家就在第一个山头，那儿有一个红色标记，都是移民房子，从水边搬上去的，原先水边的房子没那么好。”
船继续前行，前面就是普安，普安再下面，就是小河沟和龙角。
我在普安下了船，之后走上一坡石梯，在梯坎上的第一座旧房屋里，看见两位妇女正埋头做针线。我上前问什么，她们都说：“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于是慢慢说。她们这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来意。
我问：“这里原先是什么样的？”
她们说：“河边上原先是个坝坝，有房子，也有地，都淹没了，居民都搬起走了，搬到了江西。这会儿街上人少，都在忙活路：插秧、割麦子、收豌豆……”
我又问普安的来历和从前的事情。她们说：“这要问六七十岁的老人才知道。”
“那你们认识的老人当中，有没有谁知道这些，懂得多的？”我问。
“有个叫李良之的老支书，他懂得最多，”她们说，“他家就在上头。”
谢过了她们，我起身就去找李良之。谁承想，刚走上几步石梯，一转弯，碰上一个瘦小的老汉，穿一件白衬衫，头戴一顶破草帽，正在干农活儿。
我说：“我找老支书李良之。”
他说：“我就是。”
我正欣喜，并询问普安旧事，没想到老支书瞪着眼睛，冷冷地看着我，反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身份证拿来我看一下。”我顿时感觉浑身冰凉。
一时间难以接受，我说：“那算了吧。”转身就走，心想，历史给你一次机会，你不珍惜就算了。而回头想来，懊悔不已：明明是历史给我一次机会，我没有珍惜。
对外来的陌生人，老支书保持革命警惕，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对此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为什么不能再耐心一些，掏出身份证让他看一下，仔细审查一番又何妨？
毫无疑问，老支书必定了解普安历史，连同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而这一切就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被错过了。怎么办？已经转身走了，几乎刚走两步我就开始后悔，可又没有勇气回头，只能继续往前走，而心里还在恶意地想：让你不安，让你后悔去吧。可最终后悔不安的，是我自己。
就这样走进普安老街，一条深山古镇的青石板街道，两边是上世纪的房屋与生活，甚至更早；好熟悉的街道，很像是丰都旧城的鸦鹊街，老作坊、旧商店，一切都那么相似，只是鸦鹊街已经消失；同样是一位老人，坐在烟酒糖果店门前，像是在等我。我同样用心询问，然后就搬个小板凳坐下来，听老人讲述——
“我叫王茂德，己卯年（1939）出生，今年七十几了，老辈子都是做农活、种庄稼，在普安住了几百年，好多辈人了。我爷爷叫王齐斌，父亲叫王家方，我妈说，我的名字还是我爷爷起的……原先下面都是老街，我们是移民搬上来的。水没淹没之前，只是个溪沟，船到不了，要出远门，去云阳，都是打旱、赶车，现在水涨了才可以赶船。”
“普安为什么叫普安，也说不清楚，只知道这里有一个小地名叫马安山。原先高头还有些老房子，后来修公路拆了。解放前，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大地主叫李祖翁，后来也没有枪毙，自己上了岁数死了。我们小时候见过的一些老辈都过世了。”
“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去了双门铜厂挖铜矿，后来又去了共和铁厂、国营洪坪铁厂挖矿石、挑煤，之后又转到董家坝铁厂。我们在厂里没有吃到亏，在洪坪，一个月吃47斤，一顿半斤。在董家坝，一个月吃到53斤。直到1962年，我哥哥带口信来说：‘兄弟，你回来，把妈妈看一下。’听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就把铺盖背起，请个长假回来了，后来就把煤场工作丢了，洪坪铁厂补发的工资也没得到，到现在七十几了，也没有退休工资。回来搞农田基建，几个队扯伙，你到我这里插秧，我到你那里收割……”
“之前的灾荒年，我没在屋里，屋里很死了些人——我们队长保存粮食，关键他不拿出来吃。我们家有四兄弟、三姐妹，加上我父母总共九口人，我父亲，还有我两个兄弟王华德、王俊德都是饿死的。我幺兄弟死的时候才二十一岁。父亲死了没烧，就在老屋后头埋的，木头都是一垮一垮的，几个人挖个洞洞就埋了。两个兄弟更是，丢在后山就瓮在那里，当时没有劳力。”
“我们家成分不是很好，老的是个富农，人家就欺负他们，不准他们吃，不准他们穿，儿媳又打他们，两个老的在屋里吃了亏。年轻人铺盖都不给他们盖，他们一天到晚就在屋里睡起，屋里犁头、锄把、铺盖、衣服什么的，都给拿完了。当时我爸死了，我妈躺在床上说：‘你们东西莫拿，我后人回来还要种庄稼。’他们还是拿完了。当时是在兴隆，住的是哥哥盖的土房子。因为成分不好，家里一年到头大气都不敢出，被人欺负，那些人跟你说话腔调都不同。别人把红苕吃了，红苕皮抠下来丢在我们家门口，就说是我幺妹吃的。”
“有一回，我妹妹在山上割草，他又把红苕皮摔在我们家门口，又说是我妹妹又背了一背红苕回去。我那时年纪轻，性子有点儿刚，就把他收拾了一顿。我说你又来拿铺盖啊！”
“我妈妈给生产队喂牛卖牛粪，一天能得12分（牛粪可以撒在地里做肥料）。有一回，我妈累了，坐在那里歇凉，红宝队的看见，就叫她快起来干活儿。红宝队是那些积极分子组织的队伍，专门在那里监督，又不准你吃烟，又不准你歇凉，黑天还要你打夜工，这个队做了，又转到那个队去做。天啊，光是干活儿，你要站一下，棒棒身上打唉！那些积极分子，就坐在那里喝开水；你们那些莫想喝开水。我妈后来就是给他们整死的，在老君六队，以前叫兴隆六队，属于云阳普安乡，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
“我妈妈叫李良英，是李家湾的。当时也没个船，长阳洞有个医生叫王家瑞，我们走了十几里路去他那里诊病，中药一包一包抓回来吃，还是不行。王医生说：‘不行了，红宝队的把她整着了。这个病是心情引起的，治不好。’我妈妈是1963年死的，葬在老君六队。父母亲的坟没在一起。我们每年正月、清明都去飘红挂纸。”
“我妹妹王德英，原先也是种庄稼、喂牛，母亲去世后，妹妹出嫁，走之前把土地退还了。我们原先在老君六队，一个人有六丈多地。妹妹嫁的一个老公跟我们是一个村的，原先是兽医，后来也没有那个行业了……”
“我妻子也是己卯年出生，五十八岁得病死的，我跟她1962年生过一个女儿，生下来就死了。我现在这个儿是过（继）的，叫王季强，1964年出生，原先是五间（小地名）的，父亲死了，屋里有三个儿，他是老三，就过（继）给我了。我送他去学校读书，上的是这里的普安小学。普安小学原先是座观音庙，拆了建的小学，坡坡上还有一座张王庙也拆了。”
“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里分成两派：‘1127’和‘红云’，互相打，我们在厂里，那时乱得不得了。两派都是农民，整毛了就打一架。毛主席一下就收拢了，他老人家说：‘乱是乱的敌人，锻炼了群众。’”
“现在就靠儿子、儿媳开的这个杂货店求衣食，生意不好……我们在老君六队的两间老房子都卖了，土地给了别人，农转非之后，买的社保。”王茂德老人如是说。
坐在普安老街的杂货店门前，与王茂德老人聊天，感觉时间连着青山，一下午刚过了一半，已经历了沧桑岁月。
再往前走，只见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站在门前，正用一口大铁锅炒菜、做饭，旁边一群小孩儿跑来跑去，玩得正开心。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玩。老先生搬来一张凳子给我，我就坐下来和他聊天。老先生名叫陈真俊，壬午年（1942）年出生，今年七十二岁，原先在普安丰和滩，褚家梁老七组，来普安六七年了。
问及前尘往事，陈老先生说：“老辈子死了多年了。爷爷叫陈长顺，父亲叫陈敬武。我们苦了一辈子。父亲死的时候，我才十来岁。我十四五岁就去大办钢铁，到洞鹿挑焦煤、挖矿石、锯黑棒槌，后来又去红光铁厂。红光铁厂下马之后，再到故陵铁厂，然后又去南溪修路，到鱼泉铁矿打矿石，那里还有饭吃。灾荒年间，我妈妈和我一个兄弟，在屋里饿死了，还有一个兄弟给出去，给到狮子堡陈家屋里，也还是饿死了，死的时候只有十来岁……劳动力走完了，田地都荒了。”
“我1958年离开家，1961年回去。等我回家，瓦片都没得一块；大办钢铁的时候拆的，拆了炼钢铁；老房子变成了空地，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成了一个孤儿，生活慢慢来求。先是住在别人家，后来自己搭个草棚棚，在生产队挣工分，种芝麻、绿豆、苞谷……”
“我二十七岁才在龙角结的婚，妻子姓沈，我是上门女婿，结婚三四年她就跑了。她在妈屋里，随时跑唉。我跟她没有小孩儿。后来我又回老凼子里，找的第二个妻子叫丁放珍，是兴隆的，和她生的现在这个儿，在丰和滩褚家梁。原先那里房子、田地都有，现在淹没了。我们那个队一百多人，搬了没有几家了。现在褚家梁的房子都是要垮了的……”
“儿子、儿媳在浙江打工，我就在这里租的房子，带两个孙儿，他们在这边普安小学读书。我有那么多病，哪里带得了娃儿？拖起哼哼颠颠的……”陈真俊老人边说边喘，“我有肺气肿，主要是从前下力下重了。”而后他又说，“要是我妈还活着，现在有九十几了。”
我默默听着，并详细记录。我知道这些“细节”与“凡人琐事”的价值。是的，无需争论，只需用心记录。时间终将证明一切。尽管时间卷曲，脚步沉重，我庆幸自已依旧独自前行。
道路尽头出现一片田野，田野连着青山，山坡下一对老夫妻正在门前干农活儿，旁边的一间土屋被夕阳映红。在这座土屋前，我又遇见一位老人家，正和他聊天的时候，山坡上还站着一个老人，他让我上去，我让他等等。普安作证，江水作证。
而这会儿，我正坐在土屋门前，跟我说话的老人叫李从维，庚午（1930）年出生，老家在新津口。“老辈子都是挖泥培土，”他说，“解放前，新津口有一个大地主，叫王维诚，有一百五十多石[92]。他是个地下党员，死了不到两年就解放了，云阳来的干部都说可惜了。这个王维诚最恨棒老二，专门惩治他们，为老百姓办事。解放后，他家的土地、房子都分了，我们家也分到了，一个人分到两亩多地，还有砖房……土改的时候，嘴巴揸得那么大，你不揸大点儿不行。”老人笑道。
“后来大办钢铁，那最苦了！我们都去的，从新津口到流湾坨，走两天，流湾坨去了有一万多人，在那里挖矿炼铁，炼出了铁来。后来，我又去了磨子坪炼铁。男劳力都去炼铁了，女的在田里用牛耕地……天哪，饿死人多！家里穷，人又走不动。我们家就饿死了六个，爸爸、妈妈、我两个兄弟、两个侄儿，死在新津。我没在家吃集体伙食，十二岁就跑出去了，跑到湖北的利川、板桥当建筑工……那时候是各奔东西！人强的就活下来，不强的就亡了。”李从维老人如是说。
“我炼铁五年，逃出去十八年，回来收了亲，头年看起的，第二年结的婚，生了个女儿。我回来的地方，在新津口磨子坪，在那里做瓦，你给钱就挑去。我们那里也有几户烧瓦的，没有我的技术好。现在新津口的老房子都淹没了，我就搬到这儿来，帮女儿带娃儿……”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位“头年看起，第二年结的婚”的妻子一直在旁边干活儿，老太太用一个竹簸箕在抖着一大堆干豆子，灰尘扬起来，在夕阳里化成一阵阵烟雾。
抬头再看，坡上那位老人还在等我。而等我从旁边绕上去，那儿已经站了三四个老人了，还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小姑娘站在旁边听我们说——
提起往事，大家都说到王维诚，此人原名叫王圣金，小名叫润秋，是普安乡大地主，老家在回云村，但他本身是个地下党，和他一起做地下工作的，还有清水塘的刘茂行，云阳的赵伟、赵云，他们曾去刺杀云阳县国民党的马委员长。当时马委员长正在打麻将，王维诚带去的刽子手害怕了，怕得手抖，没有打中，他们都逃走了。我们听那些老人讲着。
王维诚是个厉害人，家里有几支枪，还有一支队伍，棒老二都怕他。当时共产党躲在他们家里，没有哪个敢去捉，也没有哪个敢找他的麻烦。但是后来，花名册上把他的名字搞没了，就没有他了。王维诚1948年就死了。
解放初，打了一些地主，在丰和坝坝，两边梁梁上都架的机枪；那时我们才十几岁，亲眼看到的，像丰和最大的地主倪二老爷，就是民兵用手枪打的。当时号称是“万人大会”，二十几个村的人，大河坝都站满了。枪毙的人都被扎起来，有严武承、罗治郡、向社阳、丁树忠、王学成，这些人当中有恶霸地主，还有乡长，王学成就是乡长。当时要去王学成家里搜枪，他拿人头担保，说他家没抢，结果搜出枪来，王学成就给枪毙了。他是好人唉。老人们说。
高峰村的王安竹老人（1932年出生）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从红狮去的洞鹿，走百把里，去‘万人铁厂’。上面说的是，云阳要搞个‘万人铁厂’，他们听到说是要搞一万个铁厂，在兴隆、双门、共和、石龙都是铁厂……我们去的是洞鹿铁厂，1958年10月去的，干了8个月，去山上砍树，树都砍光了，烧‘黑棒槌’，还是只炼出些块块铁、条条铁来的，我们都看见的。到1959年5月，洞鹿铁厂垮了，人都分散到故陵的红光铁厂，小地名叫红瓦屋，那是云阳县的总铁厂，真正是万人铁厂。我们共青团员就钻到炉膛里筑炭道，里头红彤彤的，钻进去五分钟就要出来，我又在那里干了一年多，1960年回到普安，那时候伙食团还没有下放，1961年伙食团才下放。”
“说起1959年，那我们就晓得了。”原共和六队生产队长吴智深说，“越是好地方的凼子，人死得越多。为什么？县委工作组，专门住的是好的凼子，像我们丰和的正坝、郎家的箭楼，我们晓得的。他一住，就管得紧些；山坡凼子，反而管得松些，你在山上偷点莫子[93]也得行；特别是平原凼子，死得多些。”
“他怎么管？比方说，你这个人饿得不得了，跑到坡上，捡个生红苕来吃，如果队长看到，就把你弄去开斗争会，不管你成分好坏，把你弄来一顿毒打。他干部自己在伙食团弄些吃的。还不准你开伙，你悄悄在坡上弄点莫子回来，还要等晚上，人都睡静了才来煮；那些当干部的，积极分子，他就在那儿看，看到哪儿冒烟，他就去喊你开门，开了就去收，就是那个情况……”
“灾荒年，就是1959年到1961年间，我父亲饿死了，哥哥也饿死了，姐姐去了铁厂。我那时十二岁，在学校读书，早上脚还不肿，下午也肿了。生产队种的萝卜埋在地里头，我偷偷拿起来，把泥一抹，咬两口，再埋进去；或者揣几个回来，等天黑了，找个罐罐，慢慢煮，管它熟不熟的，吃了就好。伙食团是定量的，我们学生娃儿后来每人每顿一两菜糊糊，只有半碗，怎么够？我妈妈四十岁生的我，她那时候就在生产队干活儿，掐点儿茶叶子，跟生产队换点儿菜……”
“我老头叫吴延亮，原先在煤窑上班，是按天算的，今天上班有钱，明天不上就没钱。他下班回来，又累又没吃的，加上咳嗽、身上长疮，又没药、没医疗，哪个能不死？父亲死的第二年，我就没再读书了。”
“我哥哥叫吴智可，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他白天做一天，晚上还要打夜工。见到劳力好的，就被用得很苦，劳力不好的，也没办法。我哥哥就属于劳力好的，一晚上要挑一个灶——每家的灶都要拆了，挑到堆肥料的那个凼子里，把泥巴和稀了用来做肥料（炉灶本身是烧过的泥巴，肥一些），种洋芋、种苞谷、红苕。我哥哥越做越饿，饿死了。”老队长吴智深如是说。
“后来我在共和六队当队长，队里一百多人干得有劲……在故陵开先进表彰大会，别人叫我‘棒老二’——我不怕事，喜欢打点儿架，不管你再歪的人，要得要不得，我是直来直去的。划土地，我先把政策跟你讲清楚，你们分完了，最后才是我的。但是不管你搞得再好，总有人反对。”老队长吴智深说。他说话掷地有声，四面都传来回音。
我们一直说到天黑。最后，我又问起李良之。吴智深告诉我，他是老干部，他的姐哥也是地下党……天黑了，还有许多话来不及说。老人们问我在哪里住宿，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找到地方。他们说不要紧，街上有旅社。
晚上，山坡上的人们一一散去了。我跟着吴队长来到街上，在他女儿开的餐馆吃了一碗面。夜晚在街上找到一家私人旅社，一幢新楼，好多空房间。儿女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两口在屋里。
夜深了，我躺在空空的大房间里，月亮挂在窗前。我在心里默念着：普安普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