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趸船像一只反转的斗笠，浮在江上，我和一行人在船上等船。直到小铁船开动，我才知道这是“云渡43号”。船长告诉我，他叫王青云，1953出生，老家在凤鸣乡，老辈子是从三根岩出来的，那里有一匹好山，叫晒经山。船上十来位乘客，有本地农民，还有几个放假回家的初中生。我问他们家在哪里，一个女孩回答：“在凤鸣，还要远点儿。”
一位穿旧军装的老汉坐在我旁边，一路上就跟我聊起来，他叫黄德生，1941年出生——“老家在红河溪红龙8队，那里属于淹没区，原先大部分地区水位在130—140米，几条街道连同房屋，还有几百亩田地都淹没了，现在只有几个老家伙还住在那里。移民大多搬到了铜梁，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老屋还在（水位180多米），三峡蓄水，把我们房子泡了，要垮了，我们还住在那里。政府每人给50块钱的‘后靠安置费’——你去找他，他说没有文件。”
问及从前，黄师傅接着说：“我们祖上是从湖北黄冈迁到北渡坝，曾祖父这一辈在清朝是做了官，戴顶子的，到我祖父这一辈就没有办法了，只有种田。家里有谱书，字派是：业、新、承、远、德，佐、国、永、传、家。”
“我从前是农村卫生院院长，中西医都会，是当兵的时候学的，在辽宁，现在还会给人看病。比如有人被蛇咬了，我会扯草药，当地有半边莲、红麻籽、红花、蓛兰，痛的话，就开一点二乌，二乌有麻醉作用。我们这一带山里有白蛇、花蛇、乌梢蛇、菜花蛇，还有火镣子蛇。乌梢蛇看起吓人，不咬人，火镣子蛇最毒……还有消肿要用两片维生素C……”
我又问起本地区小地名的来历。黄师傅一一告诉我。
红河溪为什么叫红河溪？——相传当年八大王张献忠入川，一路杀人，落雨天血流出来，染红了溪水，这条溪就叫红河溪。
晒经坝为什么叫晒经坝？——相传孙悟空取经回来，经书在河中间打湿了，就在这里晒经。那边小地名叫观音庙，原先的庙拆了，现在的庙和菩萨都是近年重修的。
这里原先有个上岩石、下岩石，还有个中岩石，水退了都看得到，中岩石上面塑的好多菩萨，石头的，我们都见到过；河中间还有一个龙脊石……
闭上眼睛，我回忆起自己也曾经见过的中岩石，其中的菩萨还在看着我，那眼神来自石头，胜于来自肉身。旁边的燕子龛前，燕子还在细雨里飞。记得当时我坐在一艘大船上，为了让我好好拍照，船长专门调转船头，这样我就和整条船一起，贴着菩萨和燕子龛缓缓经过……回想起来，经过这些年漫长旅程，自己已从一名采风者，成为一个亲历者与见证人。
“云渡43号”转眼间到达对岸，黄师傅在黄柏溪下了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留在了船上（差点跟他下船），因为还想去九龙坡。下船之前，黄师傅又回身对我说：“你去九龙坡找冯万金，他还在，九十几了，他知道得最多。”
黄师傅下船之后就走上一个土坡，那就是黄柏溪，我还没去过；印象中有座信号台，也不知灯在哪里，什么时候亮着。小船侧身掉头，就来到九龙坡。
九龙坡只一条土路，沿着土坡上去，如踩在龙脊之上。沿途遇见一位白发老太太，背着好大一堆稻草迎面走过。一些孩子在土路边玩耍，无忧无虑的。在九龙坡，同样只见到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去了。
沿路打听冯万金老人，很快就找到了。在路边的一幢矮平房内，冯万金正坐在一群老人中间埋头打麻将。
老人缓缓走出来，用孩子般的眼光看着我。给我引路的农妇介绍道：“这个人专门找旧时期的老古董，你跟他说么。”我暗暗吃惊：我什么也没告诉她，她怎么知道的？
人们于是搬来长凳、小板凳，将冯万金老人围在当中，听他讲述——我问什么，他就告诉我；而在他讲述的时候，不时传来鸟鸣和孩子的笑声。
“我是属狗的，壬戌年（1922）出生在对门的冯家坪，今年九十二岁。从来都是弄船，当娃娃的时候就在船上，给人当小伙计，帮人卖烟，后来当了驾长。”
“我爷爷叫冯光征，父亲叫冯照柱，都是弄船，从箭头溪、竹溪到云阳，装客运货，又是推又是拉，是别人的柏木船。我二十多岁就从竹溪来到九龙坡，在这里住了七十多年，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就记得过后当驾长。从这里下去，到新龙滩、庙矶子、东羊子、牛肝马肺峡、青滩，再到奉节。青滩好吓人哦，你推出去算你狠。从宜昌上奉节，我们原先就在帽子石那里，船撞在石头上沉了，我们就扒在橹上……通常都是六七吨的小船，船上装客，也运货，粮食、煤炭、本地土特产，遇见什么装什么。老话说：装不完的重庆，塞不满的汉口。”
“再说九龙坡为什么叫九龙坡，因为有九个小山坡。对门的竹溪还有六缸石、蚌壳石，都淹了，六缸银子都淹完了。靠九龙坡的码头原先都是些草棚棚，住的都是农民，有拉船的、种地的，开店经商的，河边都是沙地，有一坡梯子上去，老街有两排房子，瓦屋、草屋都有，水位大约在140多米，那些场口全淹完了。九龙坡这里，小地名就有青龙、红龙、白龙、火龙、石龙、双龙、飞龙、大龙、活龙……”
“九龙坡在长江南岸，原先这边没有柴烧，要去河对门的竹溪、晒经挑煤炭。竹溪和晒经挨着，在北岸，那边有个新龙洞出煤炭。从前每天都有百八十多人过去挑煤、运货，早晨三四点就有人过河，晚上八点多还有人来喊：‘冯万金，推我一下哦！’过河船五分钱一个人，他说没钱，就收二分，或者不收他钱。过去推船的就掘[90]那些人：‘没钱还坐船，你桡都推不来！’——掘人的都死完了。我今年都九十多岁了，还在拿钱，还是共产党好……”冯万金老人笑道，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跟个孩子似的。
“这里原先有个大地主叫黄干霆，解放初枪毙了，在河坝上打的，一下打了八个。解放后，九龙坡的第一任乡长叫汪先威，他跟我两个反起了[91]。我那时是基干民兵，有一杆枪。”
“那时分胜利果实，我们家在石龙分到地主家的一些土地，还有一些烂衣服、烂棉絮。汪先威还要分给我地主家的一口木箱子，我没要，我说这个你拿回去当柴烧。”
“我们家有七八个娃儿，解放前在竹溪那边搭的两个棚棚，解放后住的茅草房子。19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我们从竹溪的黄柳湾进到山沟里炼铁，我们老屋、草棚棚全拆了。那时候讲大政策，大队长喊你拆你就要拆，那些房子拆起来也容易；大队长一声令下，就把那些房子的房梁、檩子都拆下来炼铁。我有一个姐夫，叫张斌，他父亲是三青团团员，因为成分不好，就把他弄到伙食团干活儿，回来就饿死了。我们伙食团长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他去沟沟里炸鱼炸断了……”
旁边一位老人接着说：“1958年把粮食收拢来，那时候啥子都有，把社员集中到一起吃饭，一百多人，在柑子园熊茂春家里，有四间正屋，桌子都是社员搬来的。1958年过年的时候，粮食敞开吃，我喝了一次酒，喝醉了，到现在我一直不喝酒。”
“大办钢铁的时候还没有饿死人，到伙食团的时候，饿死的人就多了，病号一屋一屋的装起，没吃的，水肿病多。”老人们又说道，“再一个，屋里不准开伙，干部把粮食全收了，我们家两斤白豌豆都被收去了，锅碗、罐罐全给你提了……”
“亩产400斤，不行，说是800斤；800斤不行，就说1600斤，再往上，越说越高，就在1958、1959年，空报粮食，都是本地人整本地人。”
“到后来，伙食团一天三顿，每顿一两五钱带壳壳的谷子。我哥哥去偷过几回粮食，吃都没吃到——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饿死了。”
“黑了还要做活儿，打起亮（用煤油倒在竹筒筒里），到红苕地里挖红苕，最后红苕也没有了，就吃莴英草、菜疙瘩、苞谷壳壳、观音米……”
“毛主席还是好。”冯万金老人接着说，“我有四个儿，两个女儿，灾荒年间，老二才三四岁就饿死了，是个儿子。我那时还在外头跑船，家里要我拿点粮食回来，我就把那些米节约下来给娃娃吃，我们那个老娘还去生产队偷点儿菜……”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里搞派性，‘红云’‘1127’‘东方红’互相打，大多都是本地农民，送物资、挖战壕，还有转业军人，他们打得来仗，拎起机枪、算盘枪互相开火。我们都看到过打死人抬下来的，在猫儿洞那边，一次抬下来二三十人，装到河坝上来埋的；又不开个会，又不挖个坑，丢到那里盖一层沙土就算了，现在那个河坝都淹没了。”
说话间，天已经暗下来，我们又说回眼前，谈到养生。
“主要是不生病，不吃药。这个社会，一吃药就害病，住个院三万五万，开个刀十万八万。”冯老先生说，“我从五十五岁就不吃酒了，平时粗茶淡饭。年轻的时候还吃得下两碗，老了这也不愿意吃，那也不愿意吃了。平时没事，去新县城卖个鸡蛋、鸡子，不要手续，这里鸡蛋1块一个，拿到那边卖1块2……你想么，你又没个手续，这里大办钢铁也不要你，超过岁数了。”老人笑道。
不知是老人恍惚了，还是活到了另一个境界，其实这是一回事。临行前，我有一个愿望，想请冯万金老人喊一声号子，一辈子弄船，到九十多岁再喊一声号子，那该是怎样的韵味？可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尽管我一再请求，旁边人也都说‘你就喊一声怕什么，喊么……’可是，冯万金老人坐在那里默不作声，停了好一会儿才说：“算了，没有生气，喊起不好听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是的，九十二岁，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未曾体会。而这样一想，遗憾也不遗憾了。
“要黑了，去赶船吧。”冯万金老人最后说。
我于是起身告辞。当小船离开九龙坡，天已经黑了，黑沉沉的江水，不知埋藏着多少往生幽事。船行至大河中间，只见青山环绕，如九龙盘旋，我听见熊咆龙吟，如昔日缥缈的船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