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学术压过一切，文学创作只是少数人的边缘化的劳作，风气已很不同于“五四”时期了。有学者已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后，文学社团的活动就萧条起来了，这是对的。张中行是有艺术天赋的人，但大学似乎并未激发他的这一潜质，文学创作的一面未被调动出来，他反而转到故纸堆里去了。那时的北大有几个文学社团，搞创作的也有一些人，他的上下届同学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都是当时的活跃人物，可是那些热闹的文学活动里几乎找不到张中行的影子。对熙熙攘攘的热闹，他的兴趣是寡然的。
也许是专业选择的缘故，外文系的文学热情，当时就高于中文系。比如1931年法文系主任梁宗岱，因诗学理论而引人注意，一时有诸多的追随者。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虽不在一个系里，但都是外国文学的爱好者。比如象征主义问题、唯美主义等等，都吸引着他们。何其芳办过《红砂碛》，李广田办过《牧野》，都是同人小刊物。但这些都没有进入张中行的视野，或者说是没有激起他的热情，同时，北大散落的几个左翼社团也和他没有什么联系，在他的记忆里，这些似乎从未出现。1931年的开拓社、1933年的流水社、1934年的未央社，都是具有左翼色彩的社团，张中行与他们的关系，显然是冷淡的，或者说他是无意于此的。在他的回忆录里，几乎看不见对这些激进群体的留意。因为那时他对学术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文学和政治。也因为这样，他成了那时大学理念的受益者。一生远离热闹的中心，也始于大学时代的经验。
文学社团的青年一般有两个倾向：一是唯美主义，花鸟草虫、爱呀、怨呀等等；二是政治意识，和激进的势力联在一起。唯美的人，搞不好要吟风弄月，矫揉做作是不可免的。张中行厌恶这些，对过分抒情的样子不屑一顾。而对那些激进的热血同学，他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轰轰烈烈的口号和理论，很难唤起他的神思。他的这种状态，在当时有多少同类，现在已不好猜测。但他思想里有沉稳的和暮气的因素，也是显然的。左翼文化和唯美主义有时是个双胞胎。他在当时也许还不能看清这一点，但到后来，就越发清楚了。
北大四年，成了他一生说不完的话题。总的说来，他感怀的主要是自由与宽容的精神。没有条条框框，老师对学生的大度，考试的宽容，教学的深刻与有趣等，都是后来的岁月少有的。关键是没有强迫大家信仰什么，而是以松散的心，浸泡在知识的世界，又没有贵族的架子，敞开大门，与人平等地交流。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在是开了好头。他写道：
北大的更大的自由与宽容的现象是，对校外人的门户开放，即非本校师生也可以随意走入某教室听课。据我所知，对于非校内人，不掏学费入教室听课，学校并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规定，事实是容许，这只能是在北大，学术自由的风太硬，本位主义的小家子气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这种现象，也许在民初就司空见惯了吧？且说我入学的那几年，自己亲见，以刘半农先生的“古声律学”为例，每次上课都有十几个人听，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选这门课的只我一个人。还有更离奇的，是抗战胜利后，学校由昆明回来，梁思成先生开“中国建筑史”课，曹君家琪约我去听最后一次的杂建筑，记得用幻灯介绍，有桥、塔、花园等。讲完，梁先生征求如何考的意见，没有人回答。最后弄明白，原来堂下坐的二十几人都是旁听的。学校开课，如此容忍，也许太过了吗？至少我的私心所愿，是母校永远这样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流年碎影·自由与宽容》）
读过这段文字，就可知道，那时北大学生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是自由的。没有人强加给人异样的东西。他在那时，安于默默地与经典著作对读，不和世风为伍，实在是校园环境的作用。各自沿着自己的路走，又不排斥别人的选择，也正是胡适主张的自由与宽容意识使然吧。
青年时期不激进，又远离文学，后来的路一定是学者式的。那时候他读书，是把学术与文学并列的。学术里有文学，文学也属于学术的流光。若是看他的老师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写作，就能感到，文学和思想，怎么能分开呢？而从另一个层面讲，学术更能滋润人心，精神的盘诘比诗意的流动更显智慧。我们从他对北大学术空气的津津乐道里，就可以体味到这些。周作人、胡适的态度，也是如此。学院派理念其实一直看轻创作，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张中行远离文学还有一个原因，是知的困惑要深于情的困惑。情的问题，古人已有诗文为之，佳作亦多，可以找到释放的出口。但知性的难题，没有深的修养不能解决。所以他从希腊和英、法两国的哲人书籍里，得到了不少的慰藉，先秦诸子也让他心动。可是欧美印象派的诗句、戏剧，似乎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我看他那时关注的文化现象，便猜测他是个很有哲学趣味的人，对逻辑、宗教是敏感的。正因此，他深入到精神现象的里层，思维被旋转的东西所吸引。在后来的写作中，此优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难怪季羡林称他为超人、至人，也许是超迈的气象征服了世人的原因，此外，我们真的找不到其他的理由了。
文人气与文人腔，在京派文人那里是看不惯的。周作人就讨厌文学里的过于抒情，把文字搞得那么甜蜜，就与神思远了。文学的高境界，是于不动声色里飘出妙意，平实与直白也有美的东西在。汪曾祺先生晚年和我聊天，就讥讽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的抒情调，有肉麻的地方。此意与张中行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从文学到文学的人，最后没有什么好文章，太雕琢和文人调。倒是搞学问的人，如钱钟书、杨绛等人，偶一出笔，就气象不俗，有情思和理趣。张中行是从学问而入文学的，那些散文都是不经意间的偶得，可是我们反而觉得那是文学。而几十年间在文学圈里混的所谓作家，倒似乎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注意到，他对北大的几个同学也有微词的时候，比如对何其芳，就不太喜欢。道不同是一个原因，因为一个革命，一个不革命。另外一个因素是，何其芳的文字是甜的，被情绪驱赶，狂热的地方也有。可是张中行觉得，精神被宗教式的东西裹持，就不免浅，是匍匐在前人的躯体上的，玩的不过是小玩意。与哲学相比，文学易让人陷在情的井里，从情感到情感，是解决不了灵魂的问题的。所以张中行要追问生命的原态，时空里的有限性在哪里。人只有对无限的时空发出自己的追问的时候，才能接近灵魂。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而心灵却有穿越它们的可能。这样的惶惑里的穿越，也许就有文学的本真吧？可以说，他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接近了所谓的文学。而一旦进入其间，身边的各类大小作家，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