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人影响了他终身。胡适的宽容、科学理性，周作人的学识与趣味，都内化在他的世界里。我们读他晚年写下的文字，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但在精神的层面，即哲学的境界上，他无疑是罗素的学生。是罗素的思想，在根本点上奠定了他认知世界的基础，他的一切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解释，都含有罗素的影子。一部《顺生论》可以说是罗素哲学的中国版。
张中行来到北大时，罗素已离开中国十年了，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还久久地回荡在北大的校园里。当年罗素来京时，知识界的欢呼声震动着校园，许多中国学者在文字里表达了对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为他所带来的正是知识界急需的东西，许多年后北大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风依旧，那时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与外来的东西都并存着，非理性的与理性的，科学的与玄学的东西都在，对青年学子有不小的引力。罗素的书籍在那时已译了许多，张中行是从老师的授课中了解的还是自学中接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北大的学术流派虽千差万别，可是罗素的基本哲学意识在那时是被接受的。胡适虽是杜威的弟子，而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层面上与罗素并不矛盾。钱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也都有罗素的精神因素在。学生质疑老师，在那时是被允许的。在爱师与爱真理面前，真理的价值自然更大。所以即便是罗素早已离开中国，可从北大红楼内外的气息，还能嗅出这类思想者的痕迹。
现代以来，介绍罗素哲学颇多的学人有张申府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出罗素的文章。那些关于人生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的讲演和论述，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的。周作人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了罗素的影响。张申府后来远离政治，大概和他对罗素哲学的吸收有关。主张怀疑，不轻信，在知识层是被普遍欢迎的理念。现代以来，有几个罗素的追随者是很有意思的。一是曹聚仁，自由报人，一生不盲从于什么派别，独立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二是张中行，我们读他的书自然可以感受到此点；三是王小波，近几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让人看到了自由理念的力量。大凡喜欢罗素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识。独立思考，深入盘诘，冷静多于狂热，百年间这样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注意，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罗素引起张中行的注意，在我看来有几点：一是其学说涉及宇宙本体的存在，讲到上苍和人，有限和无限，直面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自主的选择，即人性的问题。不是从伦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本的观点对待大千世界。张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连续译载过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其中有言：
但要拿思想征服世界，现在就须甘心不再依旁他。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多少疑问。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这种舒舒贴贴的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新思想必须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的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的得到他。对于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张中行是看过这样的文章的。至少从他的随笔里，我们能对照出这些思想。罗素的意识是融化到他的血液里的。读罗素的最大收获，是觉出先前人们唯道德的话语方式是有问题的，不能发现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个空旷的世界里注视问题，什么是实有，什么是虚无，都可以自行地判断；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对万能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怀疑主义，乃治学的必备意识之一，所谓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层面上，他和胡适的思想又交叉到了一起，有了中土的意味。罗素从学理上教导他大胆地疑，胡适则让他体味到行动选择的意义。北大教授在此领域有贡献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罗素的人生过程，是比他的学术更能吸引张中行的。比如多次的婚姻选择，对教会的态度，等等。他生平的传奇色彩对青年张中行而言更为有趣。张氏后来精神上的浪漫和不为俗物所累的洒脱，都和罗素的暗示有关。我多次听他在男女爱情选择上的看法，完全是西式的，老朽的东西甚少。人是自己的主人，大可不必为外在虚幻的理念所扰。生命承受的应是自己所创造的快乐，没有自选的快乐，别人是不会赐给别一类的幸福的。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懂得他后来对政治疏远的原因。在动荡的年代，能以较为冷静的心判断事物，实在是大难的。他沦落到社会的边缘，冷眼地看着世界，成了流行色的拒绝者，都和早期北大及稍后的知识训练有关。罗素的思想被真正人生化，且流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他是个典型的代表吧。
在《负暄续话·彗星》一文中，张氏写道：
我喜欢读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的著作，因为就是讲哲学范围内的事物，也总是深入浅出，既有见识，又有风趣，只有板起面孔讲数理逻辑的两种（其中一种三卷本的与白头博士合著）例外。这位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坐在屋里冥想“道可道”“境由心造”一类问题之外，还喜欢走出家门闲看看，看到他认为其中藏有什么问题，就写。这就难免惹事生非。举例说，一次大的，是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英政府让步，说思想自由，难得勉强，只要不吵嚷就可以各行其是，他说想法不同就要吵嚷，于是捉进监狱，住了整整半年。就我所知，还有一次小的，是租了一所房子，很合心意，就要往里搬了，房主提出补充条件，是住他的房，就不要在那里宣扬某种政治主张，于是以互不迁就而决裂。
上述的描述，写出了罗素的纲要，一是有自由的理念，一是有科学的意识。这些都是中国人难于做到的。张中行其实更看重的是罗素的人性化的趣味，这在他看来，更为重要，也是大不易的。所以他又说：
且说罗素这篇怪文，开篇第一句是“如果我是个彗星，我要说现代人是退化了”（意译，下同）。现代人比古人退化，这是怎么想的？他的理由是，由天人关系方面看，古人近，现代人远了。证据有泛泛的，是：住在城市，已经看不见充满星辰的夜空；就是行于村野，也因为车灯太亮，把天空隔在视野之外了……他慨叹说：“与过去任何时代相比，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都太人工化了。这有所得也有所失。人呢，以为这就可以坐稳宝座，而其实这是平庸，是狂妄自大，是有点精神失常。”
罗素身上的反现代的一面，如一剂清凉剂，让张中行恍然大悟到人性的美丑。进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新的可能是反人性的。罗素至少使他明白了智慧的意义，也明白了趣味的价值。人创造的东西，如果不能益智，让人快乐，反而使人变得盲目、愚钝，还需要它的存在吗？许多年里，他在生活中遇到难题的时候，罗素的东西就会出来，成为一个向导。他的思想的许多侧面，和这位英国人的色彩是接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