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到来时，张中行的寂寞感似乎比过去更强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社的业务红火起来，他忽地被废物利用，于是有了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他在出版社的工作是编古代文选之类，好在都轻车熟路，并不太难。工作之余，照例摆脱不了内心的凄苦，似乎有忧伤的东西袭来。不知为什么，他竟想起写作来，要吐吐心里的旧情，但没有料到，一开笔，就不能停下来，一发而不可收，量越来越大。他的解释是打破生活的寂寞，是的的确确的。
在《负暄琐话》问世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候的气候比七十年代要好多了，但他动笔的时候，心里还有所顾忌。当下不好说，同代事亦有禁区，那么就动笔写写旧人旧事吧。那时已有了充足的时间，无聊的感受也常常袭来，搅动着他的心。在这本书的《小引》里，他叹道：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年华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丝毫没有得意的地方，失败感在他那里是强烈的。就是说，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尤其意识到己身的无所谓价值与无意义时，思想的流动才是纯的，如果他是个思想者的话。
他的文字很好，静静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有些清冷，一切都是暗暗的。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明清的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心想，这并非今人所作，因为无论风格还是情思，都和时代不符，没有热风，至于时调就更看不到了。昔年读柳宗元、张岱、周作人的记人短文，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当代文人，何尝有过这样的文字呢？
为书写序的是吕冀平，比他小二十余岁的同事。张中行让友人作序，乃友情使然。吕冀平在社会上亦不算名人。张中行却欣欣然，在他心里，也算对过往生活的纪念，心里是得意的。那序文中说张中行的才、学、识、情都是高的，其文可与《世说新语》相比，或说是当下的“世说”吧。品评人事，倘不计较利害，能以诗与史及哲人的眼光为之，当不会远离真的声音。张中行怎样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部薄薄的小书，对他也难说是大的快慰。一个老人在无奈里写下的无奈的文章，和古人静静地对话，也无所谓幸与不幸。
古人写所见所闻、记人记事的文章，就有清寂的一面。袁宏道写徐文长，怪而有趣，是录异志怪之类。韩愈记柳宗元，也余音袅袅，诗中含史，不像他的论文，太有道学气。那是文人间的相惜，弥漫着爱欲和感伤，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到了晚清，林纾笔下的小人物，陈独秀眼里的狂士，都气韵生动，写得极好。周作人关于刘半农、钱玄同的悼文，亦挚意深深，令读者如风拂面。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好的因素继承了许多。观其文，可发现它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方哲学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不像流行的时文那么甜腻，有冷涩的心绪在流淌着。
如果在对象世界里没有己身的恩怨，谈天说地就从容客观了许多。《负暄琐话》里涉及的人与事，与作者忽远忽近，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这就获得了一种静观，史家的因素就自然多了。但他不是木然地回首往事，天底下的许多事情几乎都和自己有关，见水而心澄，望树而目清；又能放远目光，从今人视角打量前人遗迹，真有点“通人物、塞天地、亘古今”的意味。曾读过晚清文人的随笔，言及社会风云与人物命运时，还是孔夫子式的儒态，不外事功、伟业与诗才。到了《负暄琐话》，就有了个体的意识，惊世之语倒看不到多少，而悲凉之气弥漫四周。远去的灵魂，孤独地悬在空漫的上苍，对语成诗，凄婉之态极矣。
回忆是一种苦味，这是不必说的。有趣的是，他所感兴趣的人与事，在八十年代都是边缘的。那时候的社会思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新康德主义。这些对七十余岁的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引力。他所谈的都是久被湮没的文人，或狂人，或名士，或真人。文章都清秀和平，不事张扬，也看不到宏大的理论，文字背后都是对生命无常的叹惋，对逝者的追悼以及现实的虚幻，有不凡的描写。如果仅仅是思念的短章，也许不会引人注意，旧式文人玩的不过这类玩意。重要的在于，他笔下是智性的爱慕，章太炎的高古、熊十力的玄奥、刘半农的色调、胡适的风雅，还有乡下人的苦乐都是楚楚动人的。集一生的经验，在他眼里，凡能刺激自己向善之心者、悦耳者、脱俗者，都可赏而鉴之，这是美的沐浴。在诸多短章里，张氏呈现的是博物馆式的视角，所列遗迹，多可悦目，有品玩的惬意。这样的时候，过往的痛感就被清幽的爱意代替了。他沉浸其中的时候，怅惘也偶然隐到欣然的笔意之后了。
在这一册书里，张中行完全是个看客的视角，在孤独里一人瞭望着过往，自己和历史的景深不即不离。看别人起落，心绪也不免荡出微波，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是看客，那么就不能没有臧否。他的态度是一反常规，与名人远，与凡人近。他自己就是一介凡人，所以让人看不到盛气凌人的语调，大家都在灰暗的世上，都被死亡所拉动着，有什么高低之分呢？因为他一生平平，从未显赫过，所以也不喜欢显赫的巨人，那些失败的或夭折的存在，更让人感慨，比如叶恭绰、刘佛谛、张伯驹等。有趣有才者尚且如此多磨，己身的无常算得了什么呢？
周汝昌看到此书叹息道：
他自己素养很高，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绝非平铺直叙，那笔一点也不是漫然苟下的，没有功夫的办不到。他的文，不像老年人，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文字。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谷林先生读到《负暄琐话》后也在《读书》杂志上刊文，对张氏大加赞佩，说了许多感慨的话。人们在他的书里，嗅到了苦雨斋式的气息，还有野史般的氛围，自然觉得新奇。因为那时的作家与学者们，几乎没有这样看人与写人的，风格是民国的遗绪，给青年人异样的印象，力度与高度都高于当下之人。写这样一本书，本是聊抒胸臆，玩玩而已，而反响大出意外。启功读过此书，遂致信云：
昨夜拜奉寄赐近著《负暄琐话》，持读回环不能释手，及至终卷已晨四时余矣。中午十二时半起床，不待盥漱，亟具寸笺以申受教之益。昔人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此书小中见大，淡中见浓，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世间苦空无常悉成乐国仙奏。弟子亦因此而悟：所谓雅人深致者，只是不屑理他罢了。
信写得很长，而且一写就是两封，说了许多好话。启功不愧是老友，对书的评价颇高，可说也是有慧眼的。不久《读书》《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大公报》等报刊上都有介绍，此书在社会上渐渐走红，向他索书约稿者也多了起来。从此，老年式的寂寞竟被打破了。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名人。不过，他觉得有点滑稽，如果自已也算是名人的话，那么先他而去的友人，比自己高明者多多，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才是文化的英才。听到诸多的好话，心里高兴是自然的了，可是他也朦胧地觉得，连自己也算闻人，进入走红者的队伍，那是中国文人的整体气象衰败的缘故。在民国那样的时代，他是排不上辈分的，他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