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说人在城里和城外有不同的心境，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却想进去。以“围城”喻之，用的是外国的典，真是精辟之至，可是似乎和中国百年间的读书人的体味有别，切身的地方少，就不及鲁迅的文本深刻了。鲁迅之后，写出小民的苦运的人有许多，但在思想上和民族的精神纠缠得深深的应是张先生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他写出了奴隶的苦。
在张中行笔下，百姓是最可爱的群落。乡民、工人、小职员、和尚，多是纯真的，但不幸都是奴隶之命。他写这些人，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是在上帝的光环里为之，也不似鲁迅的小说化的勾勒。一切都是真实的，不仅别人如此，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不是钱钟书所说的进城出城的问题，而是无城可进，无城可出，都被囚禁在一个密封的世界。他的一生，其实就经历了从挣脱奴隶到落入奴隶的过程。己与人都是被囚禁者，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
人是很容易成为奴隶的。意识形态的奴隶和爱欲的奴隶，生活的奴隶和专业的奴隶，都易发生。去革命的人成了革命的奴隶，这是革命者所未料到的。不革命的也成了别人的奴隶，那就命该如此吗？张中行的哲学里有不变应万变的话，可是这也不行，照样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到处都是阿Q式革命者的情况下，自己也逃不出被革命的命运。“五四”之后，本应有的个人之觉醒运动，不幸中断。张中行的悲剧是，自己是受过罗素、伏尔泰、爱因斯坦的影响，精神早已现代了，可是周围的世界却是古代的。人与人之间依然是主奴的关系，是未被启蒙照耀的世界。所以尴尬的是，明晰的思想只能在浑浊的世界流淌，有时也只好湮没在浑浊里。我有时想，一直谨小慎微的他何至于也遭到冷眼的命运呢？这也证明“文革”的岁月，人的自由的空间实在是太少了。
“文革”时他面临的是独异的自我与庸众的关系。所有的人几乎都被卷入精神的狂欢里。那些打着革命旗帜的人，思想却是矮小的。人们被上帝般的热情裹挟着，依偎在一个理念里。这使他变得极为悲观，他对未来是极度失望的。明清文人记载的杀戮，二战时期的纳粹主义，在他看来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宿命。也许他这一生注定要消失在这样的宿命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和许多同事被发配到干校劳改。关于那段生活，他有专门的文章介绍，读起来是有痛感的。到干校，在有些人看来是美妙的日子，像臧克家这样的诗人就歌唱劳动，其乐也融融。可是在他看来是一种苦役，哪有什么自由呢？自然是消极的。这现状就不能不表现出来，是在无事的时候看看古书，抄抄旧书，以此自乐。这在当时算是不恭，有亵渎神灵的一面，于是他成为别人批斗的靶子。不读红宝书，写什么“四旧”的东西，不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吗？再有，因为喜欢了解天文现象，在干校看哈雷彗星，竟被视为要变天的行动，又遭受批判。他回忆道：
事情非常严重，是伏案之时，不是钻研红宝书，而是在纸片上写唐诗宋词。与先进人物之一天两个十二小时钻研红小书，仍说万年也钻不透，钻不腻相对照，就是只动用j.s.mill的逻辑，也可以推出，这不是重视红小书，非反革命而何！挑水落桶，看彗星，小辫虚无缥缈，尚要批斗，何况轻视小红书？罪大，批斗也要大举，是先搜查。开箱，很容易就找到由家中带来那唯一的《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的合订本。接着开批斗会，审问，带这样的书，并抄录，是想干什么？我招供，说了不很重要的，是怕劳动时间拉长，过去能背的诗词都忘了，所以想偷闲温习温习；藏起很重要的，是入目的文字只有薄薄的一点点红宝书，无兴趣，头脑空空，也难忍，所以才暗诵几句“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扬花过谢桥”之类，以期如鲁迅所说：“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为了忘却的记念》）审问很快过去，因为只是还想保留旧诗词这一条，判如何重的罪也够用了。以下是战友的踊跃发言。措辞容易，大意都是，竟敢轻视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为罪大恶极云云。
今天的青年会以为这是笑话，可是它却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喜欢独思的人，在那时却无法有自己的爱好，连自由的选择都没有一点，除了奴隶如此，还会有谁这样呢？张中行在此经历了一个荒诞的时期，他知道这很是无奈的，可是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上。和那些不知为奴的人不同，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些是无聊的，可是自己已无一点躲避的可能。天地都是一个色调，往哪里逃遁呢？当一些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去教化另一些人的时候，其实世界就开始有同化的危险了。我们自古以来的岁月，让人生活在一种格局的时光不是一直没变吗？
为奴的无奈是，一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比如七十年代初他就被扫地出门，到老家乡下安家去了；二是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比如“文革”期间的劳动和参加政治学习；三呢，是被迫去说自己不爱说的话，要颂圣、念语录等等。可是他身边的人，有许多是真的信语录和圣言，甘心做那思想的俘虏。他不是这样，有时想想罗素的哲学，爱因斯坦的境界，就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无光的时代。旧的文化，就是主奴的文化，现在依然这样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他十分怀念苦雨斋主人宁静的生活，知堂老人与自己对谈的那些内容，比如对奴隶文化的看法，真是知世之论。“五四”那代人，对旧的主奴关系有很深的批判，可是为什么现在依然如此呢？如果一种革命不是减轻主奴的状态，而是相反的情况，那就该好好地反省吧。每每想到这里，他的心是极其沉重的。
更令人不解的是，1971年他被取消北京户口，解职还乡。那时他已经六十二岁，算是老人了。如此高的年龄被扫出京门，一个人落户到没有亲人的乡下老家，实在是残酷的。我猜想他在回到乡下的路上心情一定是复杂的。从二十年代离家到外求学，经历了北大文化的熏陶，到七十年代两手空空回到原籍，有什么可说的吗？只是从那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时代确实落后了。一个苦苦追求了一生个人主义文化的人，晚年却奴隶般地返回家乡，住在空荡的老房子里，这是比囚徒还要更凄凉的。在那样的环境里，他更坚信了自己推崇的个人主义精神。在他看来，中国的悲剧就在于，我们的文化里缺少个人。
没有个人的国度，自然就是奴隶之邦。他自己呢，就是不愿做奴隶的奴隶。检讨自己的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常常自己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么多美好的人的夭折，那么多无辜者的陨落，在他是大的困苦。钱钟书写《管锥编》时，即把类似的感受，融到书中，借着古人的话，讲述着当下的感受。木心在《遗狂篇》里，叙述的就是摆脱萎缩的快感，也是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的反省。钱钟书是靠思想与学识来表达己意，木心则是游走世界的幻想，也是小小的反抗。张中行的选择则是忍受，在束缚里有挣脱的蠕动。他不靠学识的堆积来支撑自己，也没有学习六朝狂客那样的旷达。他在和弱小者一同受难，彼此依偎着，相恋着。不走反抗的路，又不甘于湮灭，所剩的路就很窄。他就是在窄路上蹀躞的人。有时翻看他的文章，见其对弱小群落的怜悯之情，就不能不感到，那其实也是在讲述自己吧。也由于情感的深，他的文字的力量，就比一般文人，要更强、更烈，五十年间，他的形影给人的印象，是超出冰心、曹禺这样的人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