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磨难，在他是无法倾诉的。挨批、挨整，直至被驱出北京回到乡下，日子苦极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过了一关又一关，对其不义的人总算有一些的。但这在他后来的文字中几乎没有表露。他所写的人物几乎没有恶的。在理论的表述上，他主张人性恶，看私欲的地方多。可是那是非美的存在，再多的积怨，也没有意思。所以他看人看物，愿意从美的角度，从诗意和哲学的立场阐释。己身之苦算得了什么，在人类的苦海里，寻找适宜的存在，从苦难的挣扎中反观环境里的爱与美，那才是更重要的吧。所以，以往那些不幸，从他的视野里被蒸腾出精神的冷观，在他是一种快感。而能够活下去的理由，乃是无奈的现实之外，还有灵魂的召唤。对于那些黑暗里的闪光，自己实在是舍不得的。
这闪光的存在是什么呢？他从没有直说。但其诗文里的情愫使读者至少窥见了他童真的一面。非道德化的独语，飘若游云的自由意志，飞动不已的性灵，都使他喜欢。有时看到生活里恶俗的东西，他学会了绕过去的办法，不再去纠缠旧有的恩怨。在爱意的天空里，世俗的存在是可以宽恕的。所以对整过自己的人，有负于自己的人，曾经亲密后来又疏远了自己的人，他都能从客观的角度对待，不去纠缠旧账。比如对杨沫，他的做法让杨自己也是感动的。
大约是“文革”中期，有调查组来调查杨沫在民国时期的情况。问张中行，希望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给杨沫带上更黑的东西。张的回答很干脆：“她那时比我进步，我落后。”一句话把提问者顶回去了。杨沫后来听说此事，大为感慨，内心是有感激之情的。不因为分手和旧有的冲突而落井下石，在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张中行的举止是北大的学风滋润的呢，还是固有的良知未泯所致，我们不好轻易结论，但在那样的时代，对言语行为负责任的，且超利害地对待别人，是很不易的。宽恕的力量？爱的力量？都有一些，我们除了感叹，还有什么呢？
古人讲“慈悲为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如己”，在他看来这是宽恕之道的一部分。旧的文明里固然糟粕多多，可是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随着革命的到来也一起扫尽了。比如宽恕，在他的时代就越来越少了。宽恕，有切身层面的，也有远身的层面的。切身的层面难做，他做到了。还有远身的层面，涉及国家观念和道德观念，更难，他试图也去理解别人，境界就更大。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唯道德，还是国家主义，抑或是人本的角度呢？他选择的却是后者。宽恕的边界很大，从己身推广到无限远的时空。这就有点冒犯流俗，观点和流行的相反，引起的争论也随之而起，受到的关注也越大。
比如评论历史人物吧，他就不用唯道德的尺度，试图从人本的视角打量人的选择的合理性。像辜鸿铭这样的人物，怪异的地方多，但能因为其复古的意识而全盘否定吗？像是不能。在落后腐朽的背后，还有人性真的一面，理论上可批驳的地方不少，但从文化的生态上看，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虽都是骂人，却骂得痛快。痛快，值得听听，却不容易听到，尤其在时兴背诵“圣代即今多雨露”的时代。痛快的骂来于怪，所以，纵使怪有可笑的一面，我们总当承认，他还有可爱的一面。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的流露，也就是明显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真成为《广陵散》了。这情况常常使我想起辜鸿铭，也就不能不以未能在北大红楼见到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下压发辫的怪人为不小的遗憾。
按照张中行的一贯思路，他所喜欢的理论和思想，是与辜鸿铭的精神相去甚远的。可他却能从宽容的方面认可这位怪人，这也是自由的理念起的作用吧。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既坚持自己的理念，又能以平静欣赏的眼光看问题，是胡适那代人的特点。张中行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理念。大家都在可怜的世间，谁也不能穷尽真理，每一个思想的闪光，对我们呆板的世界而言，都是一次刺激和警醒。无数精神的流淌才构成了智慧的攀高。理解一切，包括和自己一时不同的人，虽然难，但努力地做，总会有效的。
在张中行的世界里，没有完人的形象。残缺是人的本质。人生在这个世上，就要与他人结成一个人际的网。因为人有欲，而欲的达成是个困难的过程，于是便选择了不同道路。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一种方式；包容地看待别人，择其善者而行也是一种态度。读张中行的书，可以发觉他对后者的选择，给人的惊异是巨大的。在他的内心，流动的是多样的思想的河，清的也有，浊的也见。清浊之间，思想的明暗也自然出现了。一个能在黑暗和浑浊里分出清明和光亮的人，才可以释放出人性的真的能量。我们现在似乎已很少有类似的能量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张中行被不宽容的氛围包围着，社会流行的也是斗争的哲学。阶级论、血统论、暴力革命论，很有市场，也是官方肯定的意识形态。对恶的人，他没有勇气睚眦必报。直面的力量是看不到的。他学会了绕着走路的方式，不去和激烈的事情接触，明哲保身的一面也是有的。宽容的前提是对方要有宽容的心绪，以及不伤害别人的善意。可是他生活的时代偏偏没有这些。自己要活，自然就懂得别人也要活的道理，所以就不会去干扰别人的自由，考虑的是“他人的自我”。别人不能去碰，自己也不该欺骗自己。可是对恶人，那就只能用骗术对之，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良知和世俗的东西并用。《流年碎影·改造课程》中有云：
我，如前面所说，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恶作剧，轻视厌恶，但怕。应付之道是退缩，万不得已就演戏，充当龙套。“五一六”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况参加乎？所以让交待，就连八股也不能做。战术要改为明哲保身，自己未参加，实事求是，说，写，都是与他们无干。这样，交待就过去。还有揭发，也许有所见和有所闻吧？这回的困难是双料的。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假定有所知，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这样立身处世，不敢高攀德，只是说性情，我一向认为，挨打容易打人难：挨打，用不着自己努力；至于打人，我是不管怎样用力也举不起手来。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深味他的这一点。从血雨腥风里走过来，却没有沾染一点残酷的东西，心是那么洁白，只能说是人性的高洁和思想的明澈吧。革命时代的诸种渣子，毁灭了无数人。一个个显赫人物都被尘洗过了，带着枯萎的痕迹。可是我们看他的面影，能窥到内心的宁静，似乎从没有被什么冲击过，那么清纯地活着，使龌龊者显出窘态。我们的文化还没能泯灭，是要感谢这样的人的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