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永泽相对应的英雄般的名字是林道静。这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家喻户晓的名字，给知识阶层留下的痕迹是久远的。从旧营垒走出的人，似乎只有像她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个英雄。杨沫因为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名声大噪。《青春之歌》问世的1958年，正是中国革命文化理念渐有模型的时期。那个时期的舆论要求人们高尚地站在时代的前面，和一切利己的选择决裂。林道静的意义在于呼应了党的知识分子改造的精神，又带有传奇般的美丽的故事，在艺术上也满足了那个时期社会心理的需求。
张中行从不正面去评论这部小说。当他知道自己作为作品的否定角色的原型被写进书中时，是沉默的。如果要了解他与杨沫分手的原因，《青春之歌》给人的暗示一目了然。林道静的身上叠印着《简·爱》的主人公的影子，也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自我奋斗的痕迹。林道静的出现完成了英雄主义文学的中国式的转化，法国、俄国的左翼激进主义的审美意识被较好地中国化了。杨沫有相当的天分，对人物内心的穿透性的把握令人惊异。她对中国女性命运的革命化的展示，和毛泽东的文化理念有着合拍的地方，或者说为他的理论做了良好的注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杨沫一下子站在了那个时代的红色写作者的前列。
林道静美丽、敏感、富有热情。她一出现就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有种亮亮的东西闪现在那里。她出生于很糟糕的家庭里，父爱与母爱均没有，温暖的友情也是缺失的，几乎呼吸不到阳光，自幼就陷于恶的环境里。她意识到自己身边的环境出了问题，渐渐懂得这是个不合理的世界，不安于平庸的生活，可是又找不到光明。在青春期到来的时候，摆脱苦海与受辱状态只有依赖男人。在她无路可走的时候，余永泽的出现改变了她流浪的窘境，使她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杨沫笔下的余永泽是迂腐的读书人，虽在北大念书，可一身旧气，穿着是马褂，戴着礼帽，夫子味浓浓。时间久了，她感到了生活的枯燥和无趣。青年林道静需要刺激，需要一种精神的腾飞。选择是漫长的，当意识到旧式的生活是枷锁的时候，她的出路只能是出走。
《青春之歌》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不断出走的历程。当她逃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时候，精神意象是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巴金笔下的觉慧相似的。这是旧中国知识阶层普遍的心理描述，人只有离开房间才可以亲近阳光。腐朽的家庭关系和道德关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有到解放的队伍里才可以找到精神的彼岸。这是“五四”后左翼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到了五十年代，《青春之歌》将这个理念更为形象地感性化了。出走的原因是此岸太黑暗了。人不能被囚禁在一个地方，搏杀的未来才是美的。林道静的意识深处有一种罪感，她和自己的弟弟说：
小弟，我现在才明白，父母——加上你我全是罪人。咱俩都是喝佃户的血长大的，父亲就等走母亲的死路了，可是咱们还年轻，还可以跳出来……
因了这个有罪感的心，新生的办法就只能从外部的真理中得救。我们从她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参加秘密组织的活动里，可以看到类似西方宗教的心理。外在的那道精神之光完美得犹如上帝一样，她可以使罪感中的人得到精神的抚慰。余永泽是不完美的，但外面世界的那个神异的思想的召唤确实能弥补她自己的有限性吧。在她感受到革命思想在卢嘉川那样的青年人身上的美好折射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她给卢嘉川的信这样说：
我已经从过去的彷徨、犹豫，坚定地和你走到一条道路上了。我已经战胜我身上那种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毒素——留恋旧的情感、无原则无立场的怜悯，而投身到新的生活中了。具体地说，我已经离开余永泽了。
就这样，她带着梦一般的期待走到了共产党的秘密活动里。那个诗意一般的存在唤起了她的一种神圣的爱。小说在描述到这里的时候是美丽的，也是最动人的地方。青年时代的文人，大多是有这样的冲动的。作者以林道静的形象唤起了人们的这种冲动。应当说，这个审美模式是有自己的张力的。可是不久她又用外在的强大的理念否定了这种幼稚的思想。在杨沫的理念里，这样的小布尔乔亚式的冲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她借着江华的口又否定了林道静的文人气，走向工农才是精神突变的真正归宿：
道静，我看你还是把革命想得太美妙啦，太高超啦，倒挺像一个浪漫派的诗人……所以我很希望你以后能够和劳动者接触接触，他们财米油盐、带孩子、过日子的事知道得很多很多，实际得很。你也很需要这种实际精神呢。
在这里，不仅把象牙塔里的余永泽否定掉了，连林道静自己的冲动也被否定掉了。这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就彻底地把知识阶层驱除到思想的园地之外，人的精神生活被底层的现象所缠绕着，不再向形而上的领域攀缘，也不再进入科学和心灵的的世界。没有知识和思想也照样可以成为对时代有用的人。精神活动的复杂存在就被这个逻辑埋没了。
杨沫的这个看法在张中行眼里是荒唐的。她对林道静的世界不以为然是必然的。我们从他后来的作品里能够看到他对林道静精神意象的否定。人如果简单地相信外在的神灵和理论，没有心灵的内省和静观，没有独立的考量，就会跌入悖论的泥潭。张中行对一切神学式的迷信有着高度的警惕，他一直欣赏“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精神。林道静归属的是民族国家文化形态，张氏则坚持个体人的独立存在。他对杨沫的审美观的微词是从晚年开始的。我在阅读他对真理与历史人物的评判的文字，就想起他是在回应以杨沫为代表的同时代左翼人的神圣的观点。其基本看法如下：
一、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不可穷极无限的真理。
二、革命的理论是政权的问题，不是灵魂的问题。
三、国家叙事模式有时湮没了个体人的意识，人除了社会属性外，个体属性不能被蔑视。
四、宗教不能去除人的罪感，科学无法证实的期许是要警惕的。
基于上述的看法，他一生的选择恰是与林道静相反的路向：肯定人的合理的欲望，不轻信身外的浪漫的理念，自觉做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圣徒。他几乎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从没有和流行的文化亲密地接触过。你看他晚年写下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东西，思绪是直接与“五四”的精神接壤的。人们突然发现，精神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进行，远离世俗的独思者，依然能靠智慧和爱心保持人性的尊严。可是那些高唱革命的人，经历了“文革”的风潮后，连一点这样的尊严也没有了。
林道静的梦，或许是新知识分子的梦也未可知。她的存在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召唤，浪漫地把人的旧有的存在抛掉，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符合左翼文人的一般心理。可问题是，新我的出现不是凭空的，旧的文化遗存，怎么能一下子就消失了呢？而且革命理论，就是从旧的文化里衍生出来的，精神的路决不是单色调的。她的影子在那时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缩写，不如说是一个乌托邦。在幻影里，泥土的气息是不真实的，至少说是含混的。像张中行这样的人，不会欣赏她也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