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在1949年进城，走的路一直不太平坦。她先后在解放区、白区周旋，可谓一路辛苦。进城之后，她依然在做文学的梦，不失文人的激情。她离开张中行后，很长时间没有联系，彼此走的路越发不相关了。她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就生命的质量而言，比书斋里的张中行多了些血色，体验到了生死间的红与黑。由于她不在鲁艺这样专业的文学队伍，对周扬的模式接触有限，所以她立志去写自己的经历时，是带着一种诗意进入状态的。
《青春之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作品。杨沫由此而声名大噪。她的作品一问世，主人公林道静与前夫余永泽便成了两种有趣的典型。前者乃革命的象征，后者系落后的典型。杨沫把自己的生平多糅进了林道静的形象里，而张中行的影子，几乎也和余永泽叠印在一起了。
两人的那段同居生活，彼此刻骨铭心。当杨沫后来回忆自己的选择时，将离开张中行视为归于革命的解脱，变成了公的话题，没有私怨。张中行看过此小说，心里一笑，觉得变得太靠意识形态的口吻，明明是私人的聚散，却以革命的宏大叙事为之，脂粉太多了吧？杨沫借着小说，叙述着自己那个时代的心曲。余永泽在她眼里是两个问题：一是自私，二是为学术而学术。国难之中，不倾向革命，只埋头读书，乃精神界的耻辱。她以卢嘉川的口吻说：“政治观点不正确，生活也会一塌糊涂。”读者一看就明白：在私人的爱欲上，是不能不牵动民族命运问题的。
小说是小说，原型是原型。张中行对此看得很开。小说和他们之间的经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林道静的家庭出身、早期抗婚等，与作者的经历大致相吻合，只是生母与养母有别而已。她与余永泽的认识缘于乡下，也是早期记忆的转换，情节很像他们以往的经历，不过是将京城改成了北戴河。有些事件，是当年的记录，比如北大学生南下抗议政府不抵抗日寇。小说中的余永泽没有去，但张中行是去过的。同居的地点是相似的，在沙滩的公寓，这几乎是照实而写。两人围绕革命问题的谈论，也大致是原状。林道静在除夕夜接受了革命青年的鼓动，完全是真事的位移，连场景也是对的。
无疑，林道静的内心被写得充实、立体，余永泽的世界则很平面。小说动人的地方是林道静的少女心的波动，有细致入微之处，唤起了读者的共鸣。至于余永泽，那个世界的丰富的存在，往往没有被注视，他的学问、思想，作者几乎一无所知。面对林道静的时候，青春的冲动与政治的冲动是一体的，有煽情的地方；余永泽呢，则是历史边缘的冷血者、个人主义者，人性与思性均淡，没有什么趣味的。杨沫在林道静的身上，涂抹了大量的美的色彩，感情带着韵律；而描述余永泽的表现，暗色过多，不乏讽刺的笔触，比如“像秋虫一样可怜”“狸猫一样又偷偷地跳进来”。
《青春之歌》暗示的道理是明显的。知识人在那样的时代，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救国、革命。读书则是迂腐者的选择。作者对治学的与政治之外的人生，持着漠视的态度，思想的多样性只是历史的反动性。各类学人的选择丧失了价值，只有革命才是意义，革命甚至成了目的。显然，林道静对，余永泽错，此乃泾渭分明之事，不能含糊。
不论后人如何评价背后的故事，至少从两个人物的形象里，能看到历史变动中的一种倾向。青年的爱的冲动与民族自由是一体的。此种精神从郁达夫的小说就开始流动，到杨沫那里升华了。冲破性的苦闷可以和社会变革一样，成为带有快感的节日，也可以在讲演、游行的激流里，升华出诗一样的精神之美。那个狂欢的热潮，将使沉寂的生活获得新生，一切腐朽的、不合理的都将在此死去。古老的幽魂和书斋里的默想有什么价值呢？
在杨沫的潜意识里，林道静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冲破旧的生活秩序，向外寻找真理。人的美好的期许将在身外的神奇里实现。林道静只有委身于外在的那个革命理念，才能得救。在左翼青年那里，远方的精神是个神异的存在，它可以唤出内心的热流，人也可以于此得到心声。这个模式深深地缠绕在杨沫的世界里，以致她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自我的选择，听命的恰恰是别人的世界。张中行很少向外寻救命草。他的基本理念是，人要靠自我的内省与修炼而抵达彼岸。不经检验的猜想，大概要谨慎地对待，怀疑之、冷对之，也许是必要的。谁也不能说青春的骚动是错的，其间的虚妄的因素又怎么能排除呢？那些没有卷入革命大潮的人，原因很复杂，他们中有自私的、麻木的，杨沫塑造的余永泽如此；也有因学理的丰富，对社会进化有另类的看法，他们知道选择的负面效应在所有的团队里都出现过。杨沫对此类人物的内蕴，几乎无知。她和张中行其实本来就在两个世界里。
不错，余永泽并不革命。这与张中行没有什么区别。但狂欢之后，节日之后，苦处与困顿就消失了吗？精神的焦虑与渴求就平息了吗？无论是张中行还是余永泽，在北大红楼的岁月，就苦思过如何从精神危机中解脱出来，对社会变革者与象牙塔里人生的短长，都有清醒的认识。杨沫是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才依稀体味到这些。她晚年的日记似乎反证了这一点，承认自己是个难以排泄痛苦的人。真的，生命的一切不安与晦气，从没有离开自己。她的这种感觉，张中行在青年时期就看得较清了。
在张中行眼里，革命不过政治的更替。但人性的恶的一面，是不易更改的。经历了1927年的清党以及后来的丧乱，他坚信，社会政治只能解决社会表层问题，却无法深切地影响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要进化，文化的变革改进是必需的。这就要有思想的积累和知识的建设。如果革命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日趋冷漠，仇恨更深，连一点温情都没有，那自然是要思之再思的。
余永泽不同情革命，对下层人冷如冰霜，在杨沫看来是个罪过。张中行对此从不正面回答。小说里的余氏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很不可爱。生活中的张中行却是古道热肠的人，我读他的日记，看他用稿费接济穷人，倒觉出他的几分可亲。他从来就是布衣心态，对权力是厌恶的。他的草根心态贯彻始终，在高远的学术沉思里还始终有泥土气，让人不能不为之一惊。杨沫后来往来于名流之间，是显赫之人，地位高得很，但早期的平民感却被阶级斗争的紧张感代替了。有时对照两人，我就想，一个不革命的人，后来却保持了生命的纯净的美，可是参与社会变革的人，却在内心留下了畸形的东西，岂不可叹也夫？
记得有个夏日，我和张中行谈到《青春之歌》，就说我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去革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时认识的路不止一条，社会也是这样。我也曾试图理解他不革命的理由，现在看来，似乎可解，但在那时，就并不容易，因为国难当头，稍有道义感的人都会挺身而出、不顾死活的。我从他的简短的回答里，想起鲁迅的那句话，人生的路的终点不过是坟，问题是怎样的走法。可是我们后来的社会只剩下一种选择了。穿山越岭是一种走，平地独行也是一种走。在无路的时代，两人走了不同的路。你不觉得杨沫就错，或张中行不对。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抗争的路；一个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顺生的路。哪一个更好呢？其实并无答案，历史就是没有唯一路标的跋涉。
我年轻的时候欣赏林道静，中年之后对余永泽有了自己的新解，似乎是时代在和自己开玩笑。乱世之中，是非难辨，理论上的美景与现实的生活是两样的。余永泽与张中行不是罗曼蒂克的人物，他们安于常人之乐，不奢求荣禄，远离是非之地，心与先哲相遇，叙古今之志，悟天地之道。那种不因物喜、不为名累的淡薄之态，是不易做到的。丧乱之年过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能有此种心境的文人，可谓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