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卡夫卡于1919年11月写给父亲的一封超级长信，实际上是一篇关于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政论文，一篇向过时了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宣战的檄文。其观点鲜明，文笔犀利，具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特此全文刊出。卡夫卡曾托母亲转交此信，但母亲阅读后唯恐得罪父亲，故退还给了他。实际上卡夫卡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父亲看的，而是为了留下一篇时代的文献。
兴盛于1910—1920年间的德意志文化圈的表现主义运动有一股批判“父辈文化”的思潮。卡夫卡的这封长信也可视为这一思潮的反映。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过我，为什么我声称我在你面前感到畏惧。像以往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一部分正是出于我对你的畏惧，一部分则是因为要说明这种畏惧的根源牵涉到非常多的细节，在谈起它们时我只能把握一半左右。假如我试图在此书面回答你，答案将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在写下来时这种畏惧及其后果也会使我在你面前障碍重重，因为素材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我的记忆和理解力。
在你的眼里事情总是显得非常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和不加区别地在其他很多人面前是这么说的。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首先是为我牺牲了一切，结果我得以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学习专业，丝毫不必为吃饭问题担忧，也就是根本无须有任何忧虑；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你是知道“孩子们的感恩心情”的，但我们至少得作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躲进我的房间，躲在书本里，躲在疯疯癫癫的朋友们那儿，躲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同你坦率地交谈过，我没有去教堂站到你的身边去，在弗兰岑斯巴德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你，除此之外，也从来没有家庭观念，对商店和你的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把工厂套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扬长而去，对奥特拉我支持她的固执，我从不为你哪怕动一下小指头（甚至从来没给过你一张戏票），却为了朋友什么都干。如果你把你对我的评价加以归纳，就会显示出，显然你没有指责我下流或恶毒（也许我最近这次结婚意图是个例外），但分明在说我冷淡形同陌路，忘恩负义。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好像我只要转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使一切都改观似的，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你这类习以为常的描述只在一点上我认为是对的，那就是，我也相信，你对我们之间的隔阂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我也同样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我能说服你承认这一点，那么虽然不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生活，对此我们俩都已经是太老太老了，但可能会出现一种和平，不会终止你的没完没了的指责，但会使之温和下来。
奇怪的是，你好像多少预感到了我想要说些什么。比如你在不久前对我说过：“我一直是喜欢你的，虽然表面上我对你的态度不像其他父亲习惯做的那样，但这正是因为我不像其他父亲那样会装腔作势。”啊，父亲，整个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对我的善意，可是我认为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不会装腔作势，这是对的，但从这个理由出发断言其他父亲装腔作势，那么这不是赤裸裸的、无须进一步讨论的自以为是，就是（依我看真是这么回事）一种隐蔽的表达，认为我们之间总有什么不正常，而你参与了这种情况的造成，但却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是一致的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仅仅是在你的影响下才变成现在这样的。这么说就太夸大其词了（而我甚至很喜欢这种夸大其词）。非常可能，即使我是在一点都不受你影响的情况下长大的，我兴许也不会成为你所希望的那种人。那样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性格懦弱的、谨小慎微的、犹疑不决的、内心不安的人，既不是罗伯特·卡夫卡，也不是卡尔·赫尔曼，但总之是同我现在这样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相处得非常好。如果有你作为我的朋友、头头、叔叔、祖父，甚至（尽管那样我会更加犹豫呢）作为我的岳父，我都会很高兴的。但正是作为父亲，你对于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了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第一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是太弱了。
比较下我们俩：用非常简短的话说，我是一个带有一定的卡夫卡根系上的略韦，推动我的不是卡夫卡家族的生活意志、经商意志、占领意志，而是略韦家族的马刺，它显得比较神秘、羞怯，促使我跑向别的方向，甚至经常停止对我的戳刺。而你却是个真正的卡夫卡，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有优越感，有韧性，沉着果断，有鉴别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慷慨大度，但也带着与这些优点共生的所有缺点和弱点，有时你的情绪起落，有时你的突然暴怒使你的弱点立即暴露出来。就你的世界观而言，你也许并不是个百分之百的卡夫卡，把你同菲利浦叔叔、路德维希叔叔、亨利希叔叔相比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我在这里也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他们全都比你更快乐，更精神饱满，更无拘无束，更逍遥自在，而不像你这么严肃（在这一点上我受到了许多你的遗传，而把这种遗传因素管理得太好了，不过我的本质中却没有你所具有的那些平衡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你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你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给你带来失望之前，在家庭空气因而给你带来压抑之前（如果有外人来，你就表现得不一样了），你也许曾经是比较愉快的。而现在你也许又愉快些了，因为孙儿孙女们和女婿又把你的孩子们（也许瓦莉除外）所不能给予你的那种温暖给予了你。无论如何，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又使我们互相间都对对方那么危险，以至如果人们能够事先估计到我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和你这个成人之间将怎么相处，就会想，你会一脚把我踩到地底下去，使我一点都不能露出地面的。这种事没有发生，生动活泼的东西会怎么样是难以估计的，但也许事情更糟糕。而我不断地请求你别忘了我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认为你有什么过错。你就这样影响着我，就像你必然会做的那样，不过你应该停止认为这种影响毁了我是我的恶意的表现。
我曾是个腼腆的孩子；但我当然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是执拗的；当然母亲也很宠我，但我不能相信，我是特别难以驾驭的；我不相信，一句亲切的话，一次默默的握手，一道善意的目光竟不能使我顺从人们对我的一切要求。而你其实是个善良的、心肠软的人（下面的话并不能否认这一点，我将谈到的仅仅是你对孩子施加影响的现象），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韧性和毅力，去长时间地寻找，直到找到善意所在。你只会像对你自己那样对待孩子，用力量、咆哮和暴怒，而你也觉得这种方法很适用，因为你想要把我造就成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最初那些年月你的教育方法我今天当然不可能凭直接经验加以描述，但可以从后面那些年经历的反思中和你对待菲莉克斯的方法中想象得出。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你那时比今天年轻，因而比今天更精力充沛，更具野性，更纯朴，更无所顾忌，而且你完全被商店业务拴住了，一天到晚几乎就不在我面前露面，因此你给我的印象反而更强烈，这种印象几乎从未平淡下来，化习惯为自然。
最初几年我记住的只有一件事。你可能也还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不停地要水喝，不过不是出于渴，而可能一部分是为了要惹恼你，一部分是为了寻乐。在一些强烈的威胁不生效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抱到阳台上去，关紧了门，让我独自一人穿着衬衣在那儿站了一阵子。我不想说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也许当时除了这样没有办法使夜间的安静得到恢复。但我想要以此说明你的教育方法及其对我的影响的特点。自那以后，我当然是听话了，但这事却给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伤害。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当时这件事还只是个小小的开端，但这种经常笼罩在我心头的无足轻重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种高尚的、有益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你的影响中产生的。我需要一点儿鼓舞，一点儿亲昵，一点儿走自己路的自由，但你却拧歪了我的道路，当然是出于好意，希望我走另一条道路。可是我却没有去走那另一条路。比如，当我一本正经地敬礼并行军式地走路时，你就鼓励我，但我并不是未来的士兵；或者当我大口大口地吃饭时，或甚至还能喝一喝啤酒时，或唱起并不理解的歌时，或模仿你习惯的讲话腔调时，你总是鼓励我，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未来无关。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直到现在你也只有在你自己对事情本身也产生热情时，只有当事情关系到你的自我感觉，而这感觉受到我的伤害（比如通过我的结婚意图）或者在我身上受到伤害（比如当培帕辱骂我）时，你才会鼓励我去干什么事情。这时你勉励我，把我的价值告诉我，指出我肩负的重任，把培帕批得一无是处。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舞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而是在不是主要牵涉到我的事情上对我进行鼓舞，于我又有什么帮助呢？
当时那样做就好了，当时我倒是很需要鼓励的，而且是无处不需要。仅仅你的体魄那时就已经压倒了我。比如我常想起我们常在一个更衣室里脱衣服的光景。我又瘦，又弱，又细，你又壮，又高，又宽。在更衣室里我已经自惭形秽，而且不仅是对你，而且对全世界，因为你在我眼里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然后我们走出更衣室，去人们面前亮相，我牵着你的手，作为一副小小的骨头架，光着脚站在木板上站都站不稳，怕水，又没有能力模仿你的游泳动作。你出于好意，但真的使我深深羞愧地不断做给我看。那时我绝望极了，而我在所有方面的坏的经验在这样的时刻出色地合成了交响乐。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是，有时你自己先脱了衣服，我得以一个人留在更衣室里，尽可能拖延到公众面前去献丑的时间；直到你最后亲自来看看是这么回事，并把我赶出更衣室。我为你似乎没有觉察我的困境而感激你，而且我也为我父亲的体格感到自豪。直到今天，我们俩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差别。
与这个差别相适应的还有你精神上的统治权威。你以自己的力量单枪匹马奋斗到这么高的位置，因此你对自己的见解抱有无限的信任。这一点对童年时代的我还不像后来对正成为成人的年轻的我那样耀眼炫目。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见解都是发病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之强，使得你的思想根本不必前后一贯，也照样永远是正确的。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对一件事根本就没有观点，这就导致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任何观点统统都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而是什么都包括在内，到最后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未被骂到。你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现象，这是所有暴君共有的现象：他们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人身上。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但你在我面前显得常常是有理的，真是令人吃惊，在谈话中自不待言，因为我们几乎就不谈什么话，而在现实中竟也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那些与你的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同样如此，而且尤其突出。所有这些似乎与你无关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等待你即将说出的判断的负担；要想忍受住这个负担，直到完整地、持续地形成这种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高层次的思想，而是童年时代任何小的举动。只要是对任何一件事感到高兴，心里只想着它，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把这事说出来，回答就会是一声嘲讽的叹息，一个摇头的表示，一个手指敲桌子的动作：“世面我见得多呢”或“你最好把你的烦恼告诉我”或“我的脑袋可不是这么给脸的”或“这对你有什么用！”或“这也算回事吗？！”当然，你在烦忧和辛劳中生活着，自然不能要求你对小孩子的每件小事都抱以满腔热情。问题也并不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是：出于你那与孩子截然相反的天性，你始终如一地给孩子带来这种失望，再加上这种天性的对立通过物质的堆积不断加强，以至最后甚至在你偶然同我的看法一致时，这种对立仍然带着习惯的惯性继续发挥威力，以至孩子的失望最终已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失望，而由于它是由你那决定一切的自身造成的，触及到了核心。勇气、决心、信心和对这对那的愉快都不能坚持到底，只要你表示反对，或只要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一切便都告吹；而我做任何事情时几乎都能够估计到你可能会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