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我已经读了《逃避之路》，有些问题就不需要提出了。譬如说，今天我已经知道，格林后来不太喜欢《问题的核心》了，虽然这本书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他自己更喜欢《荣誉领事》和《随姨母旅行》。根据《逃避之路》，后者是唯一的格林为了“好玩儿”而写的一本小说。常常在写前一章的时候，还不知道故事在后面该怎样开展，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欢快的情绪和源源而来的故事情节都叫他下笔挥洒自如。“你知道一个瑞典人怎样评价这本书？”格林对我说，"Galgenhumor！（意为“绞架下的幽默”。）你一定知道这个德文词。”是的，在死亡的阴影下开玩笑。有谁不为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随姨母旅行》写于1969年，当时作者六十五岁）创作一部七十余岁老妇的喜剧时所流露的诙谐、机智和蓬勃的生命力感到惊异呢？格林还会写出什么来？没有人能够预料。但我们敢肯定说：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的写作生活还没有结束。
格林自己说，幽默只是很晚才走进他的作品。喜欢阅读格林的读者也会发现，除了《随姨母旅行》《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等少数几部小说外，他的作品调子是低沉的。似乎格林所要逃避的人世间的恐惧、忧虑反而加倍地凝聚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我所见到的格林却是一个侃侃而谈的性格开朗的人，是一个机智而又风趣的人，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我所观察到的是年逾古稀后的返老还真呢，还是同一个陌生来客交际时有意做出的假象呢，或者根本是我的错觉？恕我不能解答。在一次不足一个半小时的会见后，我怕自己只能提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做出违背事实的主观的结论。
在通读《逃避之路》并选译了其中一些章节后，我对格林其人及其作品自然又有了许多想法，但那已经不属于这篇会见记的范围了。也许有一点是值得所有看过格林作品和读了他这部回忆录片断的人在闲暇时思索一下的。格林所以把这本回忆录取名为《逃避之路》，是因为“不论我到各地旅行还是执笔写作，其实都是一种逃避”，“逃避”一词从扉页起一直贯穿全书。如果这是他的真实思想，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他的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不把这话当真，那就是说，我们承认格林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了。
（1982年春）
我热爱写作的奥地利朋友
他是我在火车上偶然认识的，一个和我同代的奥地利人。他是一个从未出版过一本书的作家。他告诉我他爱写东西，但不是Schriftsteller（德文：作家），只是一个Schreiber（“作家”的贬义词，也可解作抄写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埋头写作，已经写了几部长篇小说。他也写诗。1990年冬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部文稿——装订成册的校样，是根据梅里美小说《卡门》改编的诗剧。
他孤身一人，生活简朴得不近人情，唯一的乐趣是写作和偶然去邻国旅行。他使我想起《月亮和六便士》里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奥特玛·罗伯尔先生（我的奥地利朋友）也是一个被创作欲魔鬼攫住的人。毛姆见到思特里克兰德的怪行后曾自问说：“如果我置身于一个荒岛上，确切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眼睛以外再没有别人能看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还能不能写下去。”但是我想罗伯尔先生并不怀疑。因为他一直乐此不疲——尽管没有一个出版商曾经接受过他的一部作品。
他最后给我寄来的一封短信说：“我终于凑够钱买了一台电脑打字机。我正在驯服这个怪物，我要役使它叫它为我抄写修改后的自传三部曲。”
我认识罗伯尔先生是在1987年4月。我刚刚在希腊漫游了两周。4月，我想象中的南欧应是歌德在《迷娘曲》中写的：“君知南国否？那柠檬花开的地方/金橙似火，在暗绿叶丛中闪光。”但迎接我的却是一场横扫巴尔干半岛的大风雪。我瑟缩着朝拜了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女神庙，又游览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几座古城。两周后，我在希腊第二大城市萨洛尼卡登上一趟开往贝尔格莱德的国际列车。
火车进入南斯拉夫国境以后，旅客就非常稀少了。我坐在窗口眺望窗外白雪皑皑的大地和一闪而过的破落市镇。我在一个小站站台上看到南斯拉夫青年参军场面。亲友同入伍的年轻人亲吻、拥抱，我久已不见的红旗，如果再把铜管乐改成锣鼓，我真怀疑是否已经回到遥远的祖国了。一条小虫在啮咬我。我心中装满了太多的神庙、祭坛、半圆形古剧场，逝去的悠悠岁月，我希冀得到一点点人际温度。我把目光转向和我一同登车的一个佝偻的老人。
一顶扁圆的花绒贝雷帽，一身老旧的棕色猎装，半高靿皮鞋鞋尖磨得发白。眼睛应该是碧蓝的，头发应该是金黄的，但却都被流水般的岁月冲洗得褪了色，只有宽大的脑门仍然保留着青年时代的洁净和少许倨傲。我们的目光相对，他对我友善地笑了笑。从上车起，他就不言不动地坐在我斜对面，连一口水也没喝过。我递给他几只橘子，搭话说：“您肯不肯帮助我‘消灭’它们？这场暴风雪叫希腊的橘子遭了殃。农民一车车地拉到市场上卖。”他有些踌躇，但还是接受了。
“请问，您是到哪去？”我问道，车厢里两个素不相识者初次交谈，十之八九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他告诉我他回家乡格拉茨去，他是奥地利人。他也是刚从希腊归来，我俩自然而然地交换了各自的旅游观感。他在希腊游览了好几个地方，有的地方是旧地重游。因为火车为积雪所阻，他曾在雪中跋涉了十几公里才到达德尔斐。古希腊人认为那里是世界中心，他说，正像你们中国人曾经认为中国处于世界正中一样。据说大神宙斯从地球两极各放出一只鹰，叫它们相反飞行。两只鹰就在德尔斐相会，那里竖立着一块卵形石作为世界中心的标志。
我们谈到中国，谈到奥地利，也谈到文学。他爱读古典文学，喜欢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的奥地利作家施蒂弗特。他听说我译过格里尔伯策的小说《老乐师》，非常高兴。“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老提琴手，”罗伯尔说，“他连音符都拉不准，我写东西也总犯语法错误，可是我就是爱写，像他一样，着迷了。”他说话很慢，用词斟酌，可能是出于一个作家的习惯。表示提琴家这个含义时，他又用了一个德语贬义词Geiger，而不是Violinspieler.谈到为什么一个人对演奏乐曲、对写作着迷，我说这也可能出于自我表现的要求。他想了想说：“我从没想表现自己。最初写东西可能只是因为无事可做，也可能是怕忘记。有些事经历以后一直在脑际盘旋，可是又飘忽不定，总要飞走，写下来就放心了。像有些人把东西储存在保险箱里似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现在写作已经成了癖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写了。”谈话再次中断，他陷入沉思。
罗伯尔是在贝尔格莱德前面一个车站下车的。他说这里有车去格拉茨。分手前他把一个纸条塞在我手里：他的地址。“到格拉茨来看看吧，”他说，“离维也纳只有两个钟头路程。”我向他道了谢，看着他提着旧旅行箱踽踽地走出站台。他身躯有些摇摆，他的一条腿是跛的。
两个星期以后，我站在格拉茨市一条偏僻小巷里，敲开一幢木结构老屋的房门。
罗伯尔的住房只有一间，家具、什物简单得叫我吃惊。一张单人床，一张小写字台，吃饭的方桌，两把木椅。地板是光秃秃的，墙壁上也没有一幅图画或照片。他的唯一家什是写字台上的打字机和摆在桌上的一台老式收音机。我感到惊奇，生活在20世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欧，一个人的生活居然这样简朴。
罗伯尔对我的来访并未显露惊喜，但他显然做了准备。他已经把一辆备用的旧自行车擦拭好，他说这是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他要带我各处走走，做我的导游。这天晚餐，他帮助我“消灭”了我从匈牙利带来的肉肠、奶酪和一瓶葡萄酒。比起奥地利来，匈牙利的食品便宜得像白给。在布达佩斯上车以前我把手头剩下的几百福林全买了食物。这天夜里罗伯尔叫我睡在他的木床上。他自己夹着一床毛毯走出去，他不肯告诉我他到哪去过夜。我有些不安，不知道他是否会睡在冰冷的地下室里。
我在罗伯尔家住了三天，游遍奥地利这座第二大城市。州议会大厦、圣埃吉迪乌斯大教堂、象征格拉茨城的钟塔、藏有中国明代武器的施泰尔马克博物馆……逛累了的时候，就坐在市中心广场上晒太阳。一辆有轨电车隆隆地驶过去，广场上的鸽子惊飞起来又落下继续啄食。我从一个卖报的小孩手里买了一份《格拉茨晚报》，翻看本市新闻和剧场、电影院节目。罗伯尔踱到广场一边一排菜摊前面。他和一个女摊主不知在谈什么，我听到女摊主咯咯地笑起来。罗伯尔过的也许并不是全然封闭式的生活，我想，但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和他已经共处了两天，但反而没有像初次在车厢里那样长谈过，更不要说窥探他的内心奥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