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前夕，他的心扉终于打开了——也许只不过是一条缝。几天来顿顿吃冷餐，我已经倒了胃口。这天我买了鸡蛋、牛肉和各种蔬菜，准备做两个热菜。可是直到菜已下锅，我才发现自己的疏忽，我没有买调料。罗伯尔显然也没有准备这些零碎。“那么盐你总有吧？”我说。“我没有盐。我不吃盐也可以。”罗伯尔说。他认为厨房里没有盐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顿晚餐我们吃的虽然是为肾炎患者准备的无盐菜，但幸好我买了一瓶西班牙红葡萄酒和半打啤酒。啤酒已经喝了几罐，我们开始品尝葡萄酒。罗伯尔的脸上泛起一层少有的红润。他递给我一本书稿。“送给你，”他说，“在火车上打发时间吧！”我看了一下标题：《意大利的太阳》，作者奥特玛·罗伯尔。我向他道了谢，乘机把话题引到他的创作和生活上。
罗伯尔写的三部曲是自传性长篇小说。第二部《意大利的太阳》写得比较满意。第一部题名《圣斯蒂凡大教堂阴影下的孩子》，写的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23年世界性经济萧条叫维也纳一家小客店老板破了产。“孩子”诞生了，母亲却因难产去世。从此他身上打上了双重苦难的烙印——贫穷和没有母爱。勉强读完小学就开始各种苦役：卖报纸、送牛奶、在商店做小厮、在圣斯蒂凡教堂墙根底下给游客擦皮鞋……十七岁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后来战争爆发，服兵役，在军营里第二次受难……在派驻意大利的一支德国空军小分队里当机械兵的生活已经是自传第二部曲的内容了。“相对地说，”罗伯尔说，“在意大利的一段日子我过得不坏，特别是战争接近尾声，飞机都已撤走，我自由自在。什么工作也不用干了，我开始读书，开始自我教育……”“你的第三部曲叫什么名字？”“还没想好，书也没完全写好，我一直在改。”“请允许我问一个也许不该问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过家庭生活？爱情？”“我一直独身，”罗伯尔说，“爱情么？我有没有过爱情？……都在这本书里面呢，你自己看吧！”他把桌上摆着的《意大利的太阳》向我推近了一点。
直到这一年冬天我在慕尼黑安定下来才有暇读他的大作。我必须说老实话，我并不欣赏他的作品。这不是小说，它只是杂感、随笔和一段段很少内在联系的小故事的堆砌。除了个别描绘自然景色的片段外，文字也很糟，更谈不上风格了。全书唯一可读的部分是主人公的一段爱情生活——一个羞涩、苍白的奥地利机械兵被一个感情炽热的南方姑娘——“意大利的太阳”熔化了的故事。年轻士兵刚刚喜爱读诗，渴望生活，眼睛上涂满了浪漫主义的蜜汁，而女孩子的感情则过于丰富，不只有一个恋人。她对年轻士兵的好感不无某种虚荣和好奇，或许还受了物质引诱——德国部队的给养是极其充裕的。这段爱情肯定将半途夭折，只是结束得有些突然，多少带点戏剧性。一次，这对情侣正在郊野的小山上幽会的时候，从树丛后面射来一发冷枪。是年轻人的情敌呢，还是姑娘的那个总是阴沉着面孔的哥哥，谁也说不清。侥幸的是，枪弹只打在主人公腿上。等他被送回奥地利，在医院养好伤后，意大利的战局已急转直下。不久，战争全面结束，“意大利的太阳”也永远从主人公的头顶上消失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即使对主人公来说，这段爱情也只是托尔斯泰说的那种“从众多的人当中选出一男或一女，然后绝不再理会其他异性的行为”。主人公当时肯定不再理会其他异性，但以后几十年是不是一直没有理会其他女性，我就不知道了。
去年我又去了一次慕尼黑。行前我给罗伯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在慕市逗留的时期和联系地址。我叫他给我打个电话或写封信来。“我还等着读你的第三部曲呢。”我在信中说。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希望这只是因为他写作太忙，而不是由于别的原因。
牌戏人生
“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中外哲人文宗对生活的比喻，岂止万千，但印度政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却发人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往大处说，国籍和肤色，以致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怎么个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我在这里擅自在“自由”一词前加上个小小的限定语“一定程度”，须请尊敬的尼赫鲁先生原谅，因为我认为人生并无绝对自由意志，即使真正玩牌，也要遵循某种规则；玩人生大牌，就更难免要受社会、环境以及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了。
以我个人言，出身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这张牌差强人意），在新中国成立前战乱的年代中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用一句俗话表达，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料。虽忝列大学教席多年，却未敢跻身学林，虽性喜文学，也从未觊觎过帕尔纳索斯山上的圣地。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翻译文学作品固然需要一定技巧，但只要勤奋，就能摸索出门道；固然需要时间与毅力，但当一个人的大部分宝贵光阴都为只产生负效应的活动与运动消耗掉的时候，仅仅余下一点点可供自己支配的光阴又怎么舍得虚度呢？
如果再往深里挖掘一下，这种并不轻松的玩牌法倒也需要一定的动力和毅力。须知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业余可以打扑克、可以聊大天，但如果想坐在书桌前做点文字游戏，就会被指责为搞自留地，万难中发表两篇译文，出版一本小册子，运动一来，就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那些年甘冒大不韪，偷偷摸摸连续译了几本文学作品，动力从何而来呢？我过去曾写过无数检查，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其实都是欺人之谈。想当年大力提倡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译著即使出版，稿费也少得可怜。讲到名，我译的好几本书都使用了假名，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名气实在越小越好。当知识分子一再被训诫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谁又敢把尾巴竖起来挂起自己姓氏的大旗呢？我之所以甘心背负起文学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唯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生活中的一点意志自由。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踩一段钢索，战战兢兢，唯恐栽入深渊，万劫不复，而运动又来得那么频繁，几乎三两年就来一次。在两次运动之间，也绝无令你喘息的机会。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政治，干不完的劳动活（正业之外），打扫不完的卫生，且不言消灭“四害”时敲锣赶麻雀，站在屋檐下挥旗轰蚊子，大炼钢铁时上山砍柴，困难时期到郊外采树叶……我只觉得自己这个小齿轮随着一架庞大的机器无尽无休地运转，除了生理需求还无法戒除外，几乎难以担当“人”这一美好的称号了。我不甘心只做机器，不甘心总受外力推动运转，我要夺回一点点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工具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美丽的大自然，田园诗般的乡野，缪斯的音乐，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真情！）……即使我翻译的是悲剧，那热辣辣的眼泪也在洗刷着虚伪和丑恶。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在那些日子里，我夜间在幽暗的灯下做一点翻译不啻偷食禁果，如果我译的这点东西能够出版，能够叫更多的人从中得到些许快慰啊！这种游戏一直继续到刮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飓风不仅把个人的小天地完全刮走，把千千万万的人——从小百姓到大人物——刮倒，而且把做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也刮得无影无踪。
噩梦过去，我同不少历劫的人一样，发现自己居然活过来，又可以继续玩牌了。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一本天主教徒作家质疑教义的宗教小说《问题的核心》，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天才画家的故事《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文革”中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直到1990年，我还和老友董乐山共同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据说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很难再版了。我的翻译生涯至此已近终结。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不再玩这一文字游戏了。
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这就需要小小的谋划，也要付出一定的精力。偶然读到明代诗人的一首小诗，虽不见佳，倒能表明我的心迹。现把它抄录下来，结束此文：
吾身听物化，化及事则休。
当其未化时，焉能弃所谋。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