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载初元年（689）是皇后武则天临朝时期，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国力均处于继续发展，国威远扬，丝绸之路畅通。河西沙州地方官员制撰了歌颂则天皇后的歌谣，以让朝廷采风使者录呈。此歌谣保存在《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内：
神皇圣氏生于文王之祖，生于后稷。故诗人所谓生人尊祖也。于昭武王，承王剪商。谁其下武，圣母神皇。穆斯九族，绥彼四方。遵以礼仪，调以阴阳。三农五谷，万庾千箱。载兴文教，载构明堂。八窗四闼，上圆下方。多士济济，流水洋洋。明堂之兴，百工时揆，庶民子来，击鼓不胜。肃肃在上，无幽不察，无远不相。千龄所钟，万国攸向。俗被仁体，家怀孝让。帝德广运，圣寿遐延。明明在下，于昭于天，本枝百代，福祚万年。
这具体地歌颂唐高宗后期，武则天辅政，文治武功，国家富裕平安，周边民族臣服。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平定了裴炎与徐敬业的叛乱，使大唐事业昌盛。河西走廊曾经一度为西北民族侵扰，人民生活贫困，但在则天皇后治下很快和平富庶了。这支歌谣典雅正则，虽然不是出自民间，而又谀颂溢美，但它出自西北边陲，足以表明中原王朝政治权力所达之范围，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当中原王朝强盛之时，河西走廊在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为向西域和中亚扩展势力的前哨，非常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然而当中原陷于战乱，中原王朝自顾不暇之时，便从河西撤回军事力量，以解救现实的危难。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转弱，德宗建中四年（783）唐王朝与吐蕃清水之盟，朝廷决定放弃河西走廊。此后河西为吐蕃逐渐占领，而成为沦陷区。河西人民在张义潮领导下于唐代大中二年（848）收复了沙州，继而收复整个河西。河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对中原王朝的信念而取得胜利。唐王朝在事后给予表彰和奖赏，将河西节度使从原来的凉州移镇沙州，建置归义军。这时中原王朝衰弱，对于归义军政权任其自我存在，仅仅给予名义上的支持。因此河西在实质上已是独立自治的汉族政权了。然而，它却仍然对中原王朝保持着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远离中原王朝的归义军汉族政权，能够绍继中华传统，以汉族民众为主，团结西北民族，艰苦卓绝地存在百余年，成为一个不可征服的孤立政权，创造了历史的奇迹。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河西收复后朝廷奖赏建树功勋的河西都僧统洪辩的牒文碑刻。在敦煌文书里，我们还见到张义潮收复凉州的进表（S.6342），河西节度使张义潮国忌行香文式（P.2815），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向宋王朝的上表（P.3872），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等公文，表明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敦煌文书里还保存了唐僖宗中和五年（885）三月车驾还京大赦诏（P.2696），大晋皇帝（石敬瑭）祭文和大行皇帝谥（议）状（S.4473）。归义军是永远作为中国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而存在的。
关于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归义军政权的执政者是有非常清楚而正确的认识的。他们的认识甚至远远甚于中原王朝的宰执大臣。张义潮在收复凉州进表（S.6342）里言及凉州与朝廷的关系时认为：
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武西，皆为毳幕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今凉州之界，咫尺帝乡，有兵为藩垣，有地为襟带，扼西戎冲要，为东夏关防。捉守则内有金汤之安，废之则外无堵堑之固。
凉州乃河西节度使所在地。此言凉州，实指整个河西走廊。张义潮指出，如果放弃了河西，那么从甘肃灵武以西都将为西北民族所据，则中国经营河西的事业便废弃了。凉州距京都较近，具有屏障保卫的作用，扼守西域与中原的要道，可使京都有金汤之固。莫高窟所存《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为张义潮第十四女李明振妻平定索勋之难后所造，她在碑文里强调了河西与李氏唐王朝的亲缘关系。
张义潮之女婿李明振曾在收复沙州后进京都长安上表报捷。在朝见宣宗皇帝时，辨识了家谱，他确为李唐王室后裔，自曾祖以来即世居沙州。这样，沙州归义军便与唐王朝存在亲缘关系了。所以碑文强调李唐宗室枝繁叶茂，藩卫中原王朝，绍续皇族，以使王朝兴盛强大。河西政权遂由地方与朝廷的关系而增加了宗室的关系，其政治共存就更为密切了。这种关系更加突出了归义军政权的正统意义。
由于归义军节度使对河西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能从历史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意义上有高度的认识，确定了效忠中原王朝、坚持汉族政权的牢固信念，因而使他们产生正义感和力量，使孤立的政权存在下去。
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是遵循着一定规律的，总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暗中支配着，然而就具体的民族文化而言，它却表现为更多的偶然性，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文化发展的真正原因总是带着超然的因素，我们是很难认识的。当我们回顾人类文化史时，世界上几种早熟的奇光异彩的古代文明，谁能意料它们将会发展、衰亡、失落或毁灭呢？我们现在又能对某个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知道多少呢？许多的人物湮灭了，文学艺术散佚了，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失传了，智慧的成果泯灭了，富于民族风格的建筑荡然无存了，雄伟坚固的城堡夷为平地了。历史学家从残缺的文献里所寻觅到的，考古学家从出土文物所推测到的，它们都是一些断片。历史的长河不知曾悄悄地卷走了多少古代文明，汇入无涯的大海，消失得无踪无影！
中华文化是幸运的，从古老的文明绵延和发展到现代文明，异常丰富的历史文献详细地记载着它的文明进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极为特殊的，固值得炎黄子孙们引为自豪。文化原因既有超然因素，中华文化也是如此，因而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化烟消云散了，有许多积极活跃的文化精神死亡了，它们淹没在中华传统文化里，使现代的汉学家亦无从考索。我所描述的敦煌文化即是中华文化中隐没了的古代文明。最初发现敦煌文书价值的英国考察家斯坦因曾说：
除未知者外，关于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国学问的残留，为以前所不知道的也还不少。有好几百篇文书对于当地的生活状态，寺院组织之类，可以显示若干光明，这一切的记录，自古以来实际上就没有留给我们。（〔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51页，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
这指出一个曾经失落了的中国古代文明。如果不是某种超然的文化原因，我们又怎么知道中国中古时期儒学在边陲的传播、佛家教义的世俗化、通俗文学的萌芽、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爱的歌颂、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实和边陲汉族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等等。它们最能体现敦煌文化的本质，而且与中原文化有着血缘的关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而珍贵的部分。敦煌文化沉埋了九百年，是中国隐没的古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