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四万余卷深藏在佛教胜地莫高窟一个秘密石窟里。这些卷子是谁藏的，为什么要将它们藏起来，是在什么时间藏起来的，为什么在历史上竟未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中国古代文明之一的线索自此断裂了。这一连串难以解答的疑问给敦煌文化染上层层神秘的色彩，似乎证实文化原因的某种超然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索敦煌藏经洞之谜，只能就所知的现象做出猜测，每每苦于缺乏坚实的论据。学者的假说力图接近真理，以求符合历史的事实真相。然而当各种假说尚未经验证为合理之时，读者唯有凭自己的理性或直觉来判断某一假说是较可取的，或较为可信的。
一 沙州都督府文献之谜
◎敦煌文书性质之谜
我在寻释敦煌文化后认为：四万余卷敦煌文书是属于沙州都督府文献。
中国三国时魏文帝开始设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太守），而都督中外诸军及大都督的权位最重。东吴和蜀汉仿照魏而设置，晋代和北朝也沿袭此制。唐代建都督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都督由皇室亲王担负，但属赠官而无实权。唐代边防重镇的都督则加旌节，称之节度使。唐代中叶以后，节度使增加，都督之名遂废除。河西走廊自西汉设郡以来，于敦煌派刺史负责军政事务，而在凉州设刺史部以负责河西四郡之军政。唐代凉州为中都督，亦负责河西军政，其余河西各州均为下都督。中都督即节度使，下都督即刺史。沙州自汉代建敦煌郡后有郡署，以后改称州府，唐代为都督府，是州行政机构所在。今存敦煌文书即有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三种，它们是沙州都督府辖区的地志。安史之乱后，凉州为吐蕃占领，河西节度使移镇沙州。这样，沙州升为中都督府，由节度使负责河西军政事务。大中五年（851）唐王朝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负责河西诸州军政。所以沙州的郡署、州府到都督府都是相沿的地方政府所在地。沙州都督府保存了公元五世纪初以来至十世纪末的地方政府档案资料、儒家典籍、史料地志、文学作品、通俗读物、民间契约和宗教经卷。
唐代以前的沙州郡署官方文书在经过隋末战乱后已大量被毁，今仅存《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岩乡高昌里籍》（S.0113）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瓜州效谷郡计账》（S.0613）两种。唐代沙州都督府文书则保存很多，如武则天至唐代宗时期的籍账即有十二种，差科簿两种，财政文书十四种（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它们是沙州地方政府辖区内关于户籍、授田、差科、赋税、仓库物资的档案，表明政府在民政管理方面行使的职权。关于沙州都督府的重要公文，例如《河西巡抚使判牒集》（P.2942）、《张义潮收复凉州进表》（S.6342）、《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归义军上都进奏院贺正使押衙阴信均状》（P.3547）、《曹元忠献硇砂状》（S.3498）、《归义军支出酒账》（S . 2 6 2 9）、《曹延禄上表》（S.3827）、《河西都防御招抚押蕃落军使牒》（S.3863）、《曹义金上回鹘宰相书》（S.2992）、《归义军公文集》（P.2945）。在《敕归义军节度使牒》（S.4291）署有“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曹元忠”，在《归义军敕令》（P.2736）署有“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七百户敦煌郡王曹”；这是曹氏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发布的公文。我们还见到一些钤有沙州都督府印的籍账和公文，如《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缝上有颗“敦煌郡之印”，下有四颗“敦煌县之印”（S.4583）、《唐天宝（750）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有“敦煌县之印”数颗（P.2803），《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有“沙州都督之印”和“敦煌县之印”一百余颗（S.0514）、《戊辰年十月八日就东园算会小印子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P.2484），《显德五年（958）阴保山等牒》钤
有“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P.3879），《上都进奏院状》钤有“沙州院”之朱记方印（P.3547）。沙州都督府的官员及州学博士、学士等，他们为本地撰制的著作或抄录的经典俱署官职，保存于府署文献库内，例如《书仪》的编著者署名“唐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P.2556），《论语集解》卷端署“大唐乾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敦煌县归义军学士张喜进书记之也”（P.2681），《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日历》署“学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S.0095），《瓜沙两郡大事记》署“节度孔目官兼御史中丞杨洞芊上”（P.3721），《晋天福十年（945）寿昌县地境》署“州学博士翟（奉达）上寿昌张县令地境一本”。以上文书有的是进呈中原王朝表状的复件，有的是政府处理行政事务的档案副本，有的是正式下行的公文，有的则是府署保存的地方文献。
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保存了一些非常重的外交关系文件和军事情报，例如西域于阗王致河西节度使张淮深信札，其中钤有“通天万寿之印”和“大于阗汉天子制印”，商谈河西与于阗的政治军事关系（P.2815）；《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是张承奉金山国时期以沙州百姓的名义给甘州回鹘的书信（P.3633）；张淮深时期肃州防戍官员给归义军的军事报告，叙述中和四年（884）回鹘军与龙家、吐蕃在甘州的战争情况（S.0389）；凉州节度使押衙刘少晏报告甘州回鹘劫掠凉州的情况（S.5139）。
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件《王留子状》（S.4459）：
常乐押衙王留子 伏以留子，前遣留子放牧牛羊，自不谨慎，只欠羖羊□□十五头。今阿郎开大造之门，应有诸家债欠，并总赦免。只有留子今被宅官逼逐，不放存活。伏乞司空台鉴，赐留子全家得以存活。
常乐为瓜州属县，司空为张义潮（据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敦煌学文选》第45页，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1983年。）。此状是常乐县押衙王留子曾被派遣放牧牛羊，因遗失羖羊若干头而受到追索。时遇到沙州赦免债欠，王留子特请求沙州节度使准予在赦免之列，以让他全家得以存活。此事的处理情况不得而知，但状子却留在都督府档案里了。
以上各类文书皆可说明，它们不可能是民间私家的文献，它们是沙州都督府文献和档案，是地方政权实行职能的历史遗物，表明中国边陲汉族政权存在的事实。
◎敦煌宗教经卷来源之谜
沙州都督府文献究竟存留多少件，迄今尚无统计和专项著录；此外民间的契约、经史典籍、文学作品、题记杂文等项，迄今亦无统计和专项著录。这使我们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化感到非常困难。目前估计敦煌文书约存45000件，推测其中近90%是宗教经卷。如果依此比例计算，则非宗教卷子约存五千余件；这数目绝对是不小的。然而若认为敦煌文书是沙州都督府文献时，又如何解释它竟有90%的宗教经卷呢？这种现象是
很奇特的。敦煌文化似乎永远与佛教文化纠结在一起的。
唐代天宝元年（742）沙州曾改为晋昌郡。莫高窟D130窟为僧处谚等所造，乐庭瑰夫妇父子所供养，内有大佛一尊，高二十余米，故又名大佛洞。窟的北壁供养人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者，须髯甚美，手持长柄香炉，题云：“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晋昌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园乐庭瑰供养”。乐庭瑰守晋昌郡（沙州）兼墨离军使在天宝时期，所开窟寺当在天宝十四年（755）以前。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两京收复后，晋昌郡遂废。这是沙州太守第一个开窟的。因沙州这个地方长期以来为佛教文化所笼罩，行政长官无不受到感染。后来沙州与河西从吐蕃统治下得以收复，佛教僧侣曾起过重要的号召作用，所以归义军执政者形成了佞佛的传统。张义潮开的窟寺有D156窟，张义潭开的有D95窟，张淮深妻开的D38窟，索勋开的有D196窟，曹义金开的有D401、D275窟，曹元德重修D482窟，曹元忠开有榆林第12、26、22、17诸窟，曹延恭开的D454、D444窟。归义军远离中原王朝的汉族政权能在西北战乱的环境里孤立地存在一百五十余年，这与获得佛教徒的支持是有关系的。归义军政权与佛教的互相倚重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地方文化。
从沙州行政长官佞佛的情况，使我们不会惊奇：在沙州都督府文献里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佛教经卷。我们试从经卷题记留下的线索进行分析，可知其来源大约有三种：
第一，沙州刺史、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因宗教信仰的支配而力图弘扬佛法，广积功德，遂写造佛经。北魏时沙州改为瓜州，宗室东阳王元荣在公元六世纪之初任瓜州（沙州）刺史。他是极其信奉佛教的，造写了大量佛经。
《观世音经》（S.439）题记：“广明元年（880）四月十六日天平军凉州第五般防戍都右厢厢兵马使梁矩，缘身戍深蕃，发愿写此经。”这是唐僖宗时河西将领远戍吐蕃地区求菩萨保佑而造的经卷。
《金刚经》雕版印刷本（P.4515）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组织刊行的。题记云：“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950）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
《佛说延寿命经》（日本桔瑞超藏）是曹元忠夫妇为幼子夭折而造的。愿儿子早登觉路。题记云：“维大周广顺三年（953）岁当癸丑正月二十三日，府主太保及妻子，为亡男太子早别王宫，并辞火宅，遂写《延寿命经》四十三卷以济福力。愿超觉路，永充供养。”
这些经卷为沙州官员所造，它们留在了沙州都督府的文献库里。
第二，佛教僧侣们为了给地方府主以善良祝愿而造经，或者将所造经卷呈进都督府。《瑜伽师地论》（日本桔瑞超藏）卷二十三题：“大中十年（856）十一月二十四日苾刍恒安随听抄记。”这是唐宣宗时佛弟子抄记的。“苾刍”为梵语音译，意为佛弟子。僧人恒安将此经卷呈送与归义军节度使，故钤有“瓜沙州大王印”，为府署所藏。
《佛说佛名经》（羽24）第三卷跋云：“敬写《大佛名经》二百八十八卷。伏愿城隍安泰，百姓康宁：府主尚书曹公己躬永寿，继绍长年，合宅常然庆吉。于时大梁贞明六年（920）岁次庚辰五月十五日写记。”这是五代时曹义金已实际上主持沙州政权，某僧人写经为府主祈福而呈上的。
这些都是佛教僧侣因沙州都督府府主信仰佛教，特为赠送的。它们留在都督府了。
第三，中国的中原王朝帝王有的特别提倡佛教，由朝廷组织中外经师翻译和抄录佛经。这些官本佛经是极宝贵的，曾以间接的行政方式流传于西北边陲。它们甚为沙州都督府所重视并珍藏。例如《大楼炭经》（P.2413）末题：“大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皇后为法界众生敬造一切经，流通供养。”这是隋文帝的皇后所造的佛经，流传到了敦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P.2323）是唐太宗时玄奘自西天取经回国后奉诏翻译的，末题：“贞观二十二年十月一日于雍州宜君县玉华宫弘法台三藏法师奉诏译，直中书长安杜行觊笔受，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辩机证文”。《妙法莲华经》（S.5319）是唐高宗时朝廷命虞昶监造的，卷第三题记：
咸亨二年（671）五月廿三日书手程君度写，用麻纸十九张。装潢经手王恭，详阅大德灵辩，详阅大德嘉尚，详阅大德玄则，详阅大德持世，详阅大德薄尘，详阅大德德逊，太原寺主慧立监，太原寺上座道成监，经生程度初校，大总持僧大道再校，大总持僧智安三校，判官少府监掌冶署令向义感，行大中大夫少府少监兼检校将作少匠永兴县开国公虞昶监。
此次造经历时数年，每经俱经详阅细校，而且以九卿监造，极为慎重。唐代武则天时期由朝廷下诏，监造了大量佛经，例如长寿二年（693）由武后私侍白马寺大德薛怀义主持翻译和监造的《佛说宝雨经》（S.2278），其组织规模是极庞大的。
这些官本佛经为沙州都府所藏是不足为奇的，因其具有一定行政性的受持，又因沙州的佛教文化特甚。
从上述可知，沙州都督府文献里存在大量佛经是来源于地方行政长官为争取佛教徒以推行地方行政而借弘扬佛法写造大量佛经，当地寺院僧侣将所造的佛经呈送都督府，朝廷官本佛经以行政方式流传到边地政府。沙州文化意识形态深受佛教影响，因而在都督府文献库里有专门的佛教经卷的庋藏，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敦煌文书里佛教经卷所占的比例之大，似乎上述三种原因尚难以完满地解释。我们从敦煌经卷里不难发现：往往在佛经卷子的另一面抄录了政府文书、民间契约、儒家经典、诗文或通俗文学作品。例如：
P.2627《史记》残卷，背为《金刚般若经旨赞》。
P.2736 残佛经，背为归义军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