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在笼子里的时候，另一拨警察正在街对面的警察局里殴打父亲。他本来不该拒绝莫里西警长为他铺好的逃脱劫难的路，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些警察几乎是把他扔下了楼，还故作不知，嘴里说着种族歧视的言论。父亲后来回忆说，他躺在楼梯下面，有个人跨站在他身上问他：“嘿，纳粹分子，现在成了黑鬼，感觉如何？”
我和乔治·梅茨格对质之后，他们带我去看父亲。他在地下一间屋子里，被打得浑身是伤，意识涣散。
“看看你这不堪的老爹，”父亲说，“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不知道他是否关心我的境况，反正我是没看出来他的关心。他戏剧性地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无助和无用的情绪中，也不问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他根本没注意到他亲爱的儿子浑身都是墨水。
他开始忏悔年轻时太过放荡，以至于自己的性格被酒精和妓女吞噬成今天这般模样，也不考虑我那个年纪听这些是否合适。如若不是那个时候他的自我忏悔，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曾和老奥古斯特·巩特尔以博物馆和画室做幌子度过的荒唐岁月。如果我没告诉费力克斯，他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至于母亲，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因此我确信她也未曾了解过。
鉴于那些都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就当是听故事了，心理上总归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父亲后来说的话我确实很难接受。他说，纵然他有全世界最好的妻子，他现在还是经常招妓。
他已经破碎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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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警察已经没那么兴奋了，有些人可能还会疑惑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可能是因为莫里西警长“适可而止”的指示传达给下面的警察了吧。
父亲拒绝请律师，所以没有律师来保障我们的权利。不过一定是地方检察官或者什么人发话，让他们赶紧停止胡闹把我送回家去。
不管怎么说吧，见过父亲之后，他们就让我坐在走廊上一个硬长凳上等。我那时候浑身上下都是墨，感觉孤苦无依。警察在我面前来来去去，看都不看我一眼，或许我那时候拔腿走了也不会有人发现。
后来，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站在我面前，一脸被迫去丢垃圾的样子，对我说：“走吧，杀人犯，我接到命令要带你回家。”
墙上的钟显示那时是凌晨一点。依照法律，我只是父亲过失犯罪的目击者。除非我再以目击者的身份出现，否则不用再协助调查了。之后会有一轮验尸官审讯，作为目击者的我需要出庭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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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名普通的警官开车送我回家。路上他的眼睛虽然看着道路，却满脑子都在想我。他说我的余生就应该在对长眠于寒冷地下的梅茨格夫人的悔过中度过，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事，他一定会自杀的。他还说梅茨格夫人的亲戚迟早会找上我，可能在某个我想象不到的时候，比如第二天，或者我长大成人，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的时候；到时候来找我的不论是谁，都可能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当时头昏脑涨，奄奄一息。如果不是这名警官非要让我记住他的名字，大概我根本不会知道他叫什么。他告诉我他叫安东尼·斯夸尔，还说我肯定会投诉他，毕竟警察待人接物都应彬彬有礼，要投诉的话记住名字很有必要。他说在我到家之前，他会叫我小纳粹混蛋、猫屎粒之类的，不过他还没决定好叫我什么。
他还跟我解释了虽然他只有二十四岁，却没被征入军队的原因——因为他父母从小一直打他，把他的鼓膜打破了。“他们还曾经把煤气灶点上火，把我的手放在上面烧。”他说，“你的父母曾经这么对待过你吗？”
“没有。”我答。
“现在应该这么教训你了，”他说，“也可能已经晚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这段对话也是我从自己陈旧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细节方面可能有漏洞，整体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我敢以个人名誉担保，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我以后打算拉着其他人叫你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他回答道：“神枪手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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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没有月亮，院子里很黑，他没有陪我走到家门口。车灯灯光打在车道上一个破损物件上，之前路上从未出现过这种东西。毫无疑问，那就是圆顶塔楼的残骸和著名的风向标，从警长车上搬下来之后就扔在车道上。
前门像往常一样上了锁。周围邻居素质大幅下降，而我家又存有那么多艺术珍品，因此我家大门夜间都上锁。我兜里有一把钥匙，但那不是前门的钥匙。
那是枪室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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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一提，安东尼·斯夸尔警官很多年后成了刑警头头，后来患上了神经衰弱，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那枚中子弹爆炸的时候，他正在新假日酒店兼职做酒吧招待，中子弹把他炸死了。
巧克力泡沫底蛋糕是这么做的：
将二十三克的半甜巧克力掰碎放入深平底锅里，将锅放入二百五十度的烤箱使巧克力融化。
碗中打四个蛋黄，放入两茶匙糖，充分打发直至淡黄色后，倒入巧克力液中，加入四分之一杯黑咖啡和两汤匙朗姆酒，搅拌均匀。
打发三分之二杯冷鲜奶油至坚挺后，将其搅进上述液体中。
打发四个蛋白直至能提拉出坚挺的角后，将其倒入上述混合物中，慢慢搅拌。搅拌充分后，用勺子舀入纸杯中（一杯是一人的量）。放入冰箱冷藏十二小时。
此菜谱是六个人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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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母亲节终于过去了。我被锁在家门外，离日出还有几小时。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黑暗缓缓移到后门。那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但它也上了锁。
没人吩咐用人给我留门，也没有用人与我们同住，因此要进家门只能叫醒母亲。但我并不想见她。
在此之前，我没有为我所做的一切以及别人对我做的一切流泪。但现在，我站在后门，痛哭流涕。
哭的声音太大了，引得附近的狗冲我狂吠。
屋里有人打开了后门的黄铜锁。门开了，母亲艾玛站在门口。她涉世未深，跟个孩子似的。从学校毕业后，她从未担负过任何责任、做过任何工作或者家务，她的孩子都是用人带大的，她在家里就是个花瓶。
厄运本不该降临在她身上的。但现在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衣站在门口，没有丈夫、用人或者拥有完美男低音的大儿子的陪伴，只有我在跟前，一个又瘦又丑，声音又细的小儿子还是个杀人犯。
她并不打算拥抱我，或者亲吻我沾满墨水的额头，她的样子绝对称不上是有情有义。看看费力克斯奔赴战场之际她是怎么做的，先是握了握他的手以示鼓励，火车出发不到一公里之后，她还冲他飞吻。
上帝啊，我绝对不是要声讨这个与我共同居住了多年的这个女人。父亲去世后，我和她如“夫妻”一般相依为命。我们拥有彼此，也只拥有彼此。她并不是缺德，她只是没用而已。
“你身上沾了些什么东西？”她问。她指的是我身上的墨水。她在保护自己，不想让自己也沾上这些东西。
她完全想不到，我可能不希望她来开门。我的计划就是自己想办法进家门，一头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睡一觉。即使放在现在我也会这么想的。
于是我这位母亲就一直让我站在门外，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家，一切都进展得如何，云云。我甚至都看不出来她到底想不想让我进门。
她需要好消息，所以我告诉她，我很好，父亲也很好；父亲很快就会回家了，但他必须要留在那解释一些事情。然后她让我进门了，我按照计划倒在了床上。
这样的假消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宽慰着她，直至她生命终结。她在濒死之际变得剑拔弩张、尖酸刻薄，就像乡下的伏尔泰似的，愤世嫉俗又怀疑一切。尸检结果称她脑部有几个小肿瘤，医生表示这或许是导致她性格大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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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梅茨格起诉父母并赢了官司，父亲被送去坐了两年牢。作为赔偿，除了几件很重要的家具和头顶上不加雕饰的屋顶，父母几乎把名下一切财产都给了他。那个时候才知道，母亲所有的财产都登记在父亲名下。
父亲未做任何有效的自我辩护。他不接受众人建议，执意自己做自己的律师。他在被捕之后就陈情自己有罪，在验尸官审问时他又俯首认罪。提审时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他却只字未提。而他作为他个人及我本人的律师，对于致使只有十二岁的我被浑身抹满墨水、接受公众唾骂违反了多少条法律，他也不申请立案。
公众对任何事都不觉羞耻，而我父亲对任何事都感觉羞耻。我父亲堪称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大师，最终变得像纸杯一样任人蹂躏。他当然知道自己算不上什么狗屁神圣，一直这么过活就是因为钱不停地进来，而有钱就能使鬼推磨。
让我震惊的不是父亲是如此能屈能伸。
让我震惊的是母亲和我对此一点也不吃惊。
什么都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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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一提，审讯会那天恰好是梅茨格夫人葬礼的前一天。审讯会结束后，我和母亲一回到家里就接到了远在班宁堡的费力克斯的电话。他说鉴于他在部队大巴上展现出的超凡领导力，基本训练还没开始，一名长官就推荐他做代理下士，并去预备军官学校进修十三周。
电话这头的我没说话，但是一直在听着。
费力克斯问家里一切都还好吗，父母不会告诉他真相的。
母亲对他说：“你知道的，我们就像老夫子似的，就这么按部就班地过。”
